邓晓芒:20世纪中国启蒙的缺陷——再读康德《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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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 (进入专栏)  
引用西方的“圣人”(从卢梭到马克思)来“替自己有良心”。他们并不花心思去自己钻研学理(这样做风险太大,有可能一事无成),而只是到西方去“寻找真理”,找到了(或自以为找到了)就拿来运用于中国的实际中。但这种“拿来”的现成的东西并不是他们自己的东西,仅仅是东挪西借来的别人的东西,一旦觉得不好用,还回去或是随手抛弃是迟早的事。这就是20世纪两次大规模的启蒙运动之所以未能深入人心、也未获得永久性的思想成主要原因。

   二

   中国20世纪启蒙的另一个缺陷在于分不清康德所谓的“公开运用理性的自由”和“私下运用理性的自由”。“公开运用理性的自由”大致相当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等涉及到公共舆论和思想传播的自由,“私下运用理性的自由”则是用自己的理性来处理一切专属于自己所担任的职务上的事情。康德认为,前面这种自由应当是无限的,而后面这种自由却必须受到限制。他举例说,一个军官必须服从并执行上级的命令,但他同时有权以学者的眼光对这项命令的得失提出自己的看法;一个公民必须缴纳规定的税额,但他作为一个学者也可以抗议这一税法的不正当;一个牧师有义务按照教会的要求宣讲教义,但也有权利在其他场合作为学者表达自己对这种教义的批判。这种言和行的某种不一致对于一个法制社会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一个学者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就可以利用自己的职权推行自己的理念,而置自己的社会义务于不顾,或者甚至把这种个人见解的实行就当做自己的义务,那就不仅不是促进启蒙,而且是阻碍启蒙了。对于康德的这种区分和限制,我们当然可以批评他对现存制度的“妥协性”和对现实批判的“不彻底性”。就连黑格尔也嘲讽他:“我们在头脑里面和头脑上面发生了各式各样的骚动;但是德国人的头脑,却仍然可以很安静地戴着睡帽,坐在那里,让思维自由地在内部进行活动。”[10]但启蒙其实与现存制度的变革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它只不过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而已。而且,正因为康德的启蒙思想与现实政治制度的变革拉开了距离,所以它比起法国大革命的启蒙思想来要更加深刻,在人类思想启蒙的历程中发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

   反观20世纪中国的启蒙运动,由于受中国传统“知行合一”观的影响,那些鼓吹启蒙思想的精英们几乎无一不想借这种思想文化上的观念在现实社会中“解决问题”[11],有种急功近利和政治实用主义的倾向。在这方面,五四的启蒙先驱者们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们所面临的民族危亡确实是当时每个中国人所唯一能够考虑的头等大事。但是,时至80年代,启蒙精英们仍然怀着同样的心态去用过激的言词刺激大众的神经,极力造成某种轰动效应,而疏于反省政治层面底下更深层的文化心理问题和人性问题,这就是一种误导了。启蒙思想在他们那里除了具有清算以往的封建残余思想的功能以外(在这方面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效),更重要的功能还在于为当前的政策提供参考,为改革开放设计蓝图(在这方面他们一败涂地)。然而,启蒙思想就其本质而言并不适合于后面这种运用,因为它骨子里是一种批判性的思想。启蒙精英当然希望当局能够放宽政策以获得言论上的不受限制的自由,正如康德对腓德烈大王的开明政策所描述的那样:“争辩吧,愿意争辩多少就争辩多少,愿意争辩什么就争辩什么;但要服从!”[12]然而,只要这种争辩的具体意见被吸收为国家的官方政策,它就立即失去其启蒙的意义,而成为了启蒙的潜在的批判对象。康德把启蒙理性提升为批判理性,也就是提升为自我批判的理性,正是启蒙的这一本质形态的体现。

   但是,启蒙是否就仅仅限于一种书斋里的抽象思想,而根本不关心社会政治现实了呢?康德认为并不是这样。他说:“这种自由精神也会向外扩展,甚至扩展到它不得不和一个对自身发生误解的政府之外部阻力相争斗的地步。因为这毕竟在这个政府面前做出了一个示范,即哪怕有自由,也丝毫不必担心社会的安定和共同体的团结。只要人们不去故意矫情地维护其中的粗野状态,人类就会逐渐地使自己从这种粗野状态中摆脱出来。”[13]换言之,康德主张启蒙运动的自由精神有时也不得不与一个“对自身发生误解的政府”的“外部阻力”发生“争斗”(ringen),但并不是要否定这个政府,而恰好是要向它展示这种有节制的自由不会破坏社会的稳定,而会使人类逐渐摆脱粗野的状态。康德在这里强调的有三点:一是启蒙的自由精神是有节制的,它并不破坏社会秩序,而是在给政府示范如何才能更好地维持社会稳定;二是这种自由精神不是过激的,而是渐进的,是一个长期的逐步走出来的过程;三是最终它将能够对社会的进步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上述思想更明确地表达在该文的最后一段话中:

   一种更大程度的公民自由看起来好像有利于民众的精神自由,其实却为精神自由设立了不可逾越的限制;相反,一种更小程度的公民自由却获得了按照每个人自己的能力而伸展自己的空间。因为,当大自然在这种坚硬的外壳下打开了它极为细致地呵护着的胚芽、即自由思想的倾向和天职之后,这种倾向和天职也就逐渐地反作用于民众的思维方式(民众由此而越来越具有了自由行动的能力),并且最终甚至会反作用于政府的那些有助于政府本身的原理,即按照人的尊严对待人,而不仅仅是把人当做机器看待[14]。

   康德写下这段话时(1784年),法国大革命还要5年以后才爆发,但康德却深刻地揭示了法国革命所追求的公民自由一旦陷入为所欲为的无度就反而使自己受到限制的辩证法。在他看来,精神自由比公民自由更重要,只有精神自由事先奠定了,公民自由才能够逐步地得到扩展。而这正是20世纪中国的启蒙运动所应汲取的教训。

   三

   康德在这篇小文章中所提出的另外一个观点也值得我们注意,这就是:启蒙决不是一劳永逸的、一次性的工作,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对此我们应有明确的意识,并做好“韧性的战斗”(鲁迅)的准备。当时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在文化领域推行开明政策,鼓励自由思想,结交启蒙思想家,康德在他的书中经常对这位“伟大的君王”不惜阿谀奉承之辞,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康德的赞扬不是无原则的,他清醒地意识到启蒙事业的长期性以及本质上的不可终结性。他说:

   如果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目前生活在一个启蒙了的时代吗?那么回答就是:不,但的确是生活在一个启蒙运动的时代。按照目前的估计,要说人类从总体上已经处于、或哪怕只是能够被置于一种在宗教事务上不由别人引导而有把握地善于运用他们自己的知性的情况中,那还缺乏很多东西。但毕竟,能够自由探讨的领域现在已经对他们开放了,而普遍启蒙以及走出人类自己所招致的不成熟状态的阻力也逐渐地减少了,在这些方面我们毕竟有各种清晰的迹象。由此看来,这个时代是启蒙运动的时代,或者说是腓特烈的世纪。[15]

   康德的时代的确是启蒙运动的时代,但并不是启蒙已经完成、甚至已被“超越”的时代。在康德看来,启蒙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它永远不能设定一个目标、一条教义,并以此来对全体人民进行永恒的监护。康德说:“这样一条将会阻止从人类中推出永远进一步的启蒙的契约,是绝对不起作用的和无效的;哪怕它据说由最高权力、由帝国议会和庄严的和约所批准。一个时代不可能受盟约束缚,也不可能发誓要将下一个时代置于一种它必然不可能扩展其知识(尤其是如此紧迫的知识)、清除错误和一般地在启蒙中进一步前进的状况之中。”[16]不断地保持在启蒙中继续前进的余地,永远具有独立地运用自己的知性的勇气,这才是启蒙运动的精髓。自以为掌握了不容更改和违抗的绝对真理并由此具有了监护人民的权力,这本身就是反启蒙的,甚至被康德说成是一种“违反人类本性的犯罪行为”。康德认为,就连国君也都没有这样的权力[17]。

   对比之下,中国20世纪的启蒙思想家,通常都自认为自己所把握到的真理是绝对的,凡与自己意见不合的都是应当打倒的,并因此而上纲上线,热衷于把学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由于这些人其实都是手无实权的一介文人,所以在他们之间倒是应当提倡宽容,应当在自由讨论的空气中把问题深入到学理的层面。但实际情况恰好相反。如果说,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要做到这一点还的确不容易的话,那么至少80年代的启蒙就应当更多地朝这个方向努力。但遗憾的是,不论哪个时期,中国的启蒙思想家都更像是一些谋臣或智囊,而不像卢梭和康德那样一些隐居起来思索人性问题的人。因为他们的目标并不在问题本身,而在于治国平天下的实效,所以他们都把衡量理论的绝对标准置于现实社会政治的可行性之中,借用政治操纵来杜绝启蒙思想本身进一步发展和自我超越的余地。所以中国的启蒙运动充满了过激心态及对政治权力的诉求,而缺乏宽容精神。我曾在一些文章中对五四知识分子这种内心矛盾进行过分析[18],这种矛盾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启蒙中的急躁心态,即自以为把握到一点真理就立即要把它付诸实践,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见。鲁迅在这些人中算清醒的,他早已看出,这些人一旦真能拥有权力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则其他的人和不同的观点都得下地狱。按照康德的标准,这些人本身都是尚未启蒙的,不论他们是否掌握权力。而鲁迅本人则是最接近于满足康德的标准的,因为他唯一地对自身的这种内心矛盾自觉地进行了分析,意识到了自身的局限性。他把自己称之为“中间物”,并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为将来的发展留下地盘,这是所有其他人所未能做到的,其中已经包含有把启蒙看做一个不断有所前进的过程的意思了。然而,直到今天,不少评论者还对鲁迅这种清醒的自我意识做出了否定性的评价,认为如果不是对绝对真理有一个先定的信仰或信念让我们顶礼膜拜,人就活不下去。鲁迅在他们那里得到了“虚无主义”的恶名。

   进入到21世纪,启蒙理想早已被中国人的“国学热”所“超越”,这毫不奇怪。因为中国几千年的惯性就在于把停滞不前和倒退当做超越,甚至把腐朽当神奇。我不知道是否还要过一个60年,中国人才能再次回到启蒙的话题上来,并形成又一个“热点”,但我不希望如此。我只希望有一些默默思考的人致力于自己给自己启蒙,并把自己的感想写出来,流传于世。

  

   本文原载于《史学月刊》(2007年第9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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