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梅:从制衡到对冲: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度对华战略演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7 次 更新时间:2021-10-12 12:1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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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梅  

  

   一、引言

   如何维持中印关系的战略稳定、重建中印战略互信是当前与今后中国外交面临的重要难题之一。而了解过去近一年的时间里,中印边境冲架以来印度对华政策的主要表现和变化规律,可增强对印度对华行为的基本认识,为未来中印战略互动提供参考。2020年是中印建交70周年,也是两国关系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正是因为这样的特殊性,强化了研究的意义。而研究一国的对外战略或政策行为,需要首先从理论层面进行系统性的区分,防止概念混淆而导致战略属性误判。在国家的对外行为中,制衡(Balancing)与追随(Bandwagoning)战略常常成为一国对外行为的两种选择,它们提供了从体系层次分析国家对外战略的两种视角。斯蒂芬·沃尔特认为,当国家面临重大外部威胁时会选择联盟,而联盟的主要方式是采取制衡或者追随战略,前者是选择加入较弱势的一方;而后者是选择加入威胁来源方,以免遭攻击、寻求保护或获得利益回报。据此,他把制衡定义为"与其他国家联盟以抗衡具有优势的威胁来源国";追随则定义为"与威胁来源国联盟"。观察历史上特别是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后,印度对华行为的一个明显特征是积极引入第三国来达到制衡中国的目的,特别是积极寻求英美的战略支持,包括在战争后期直接向美国寻求军事援助。1963年4月,尼赫鲁在《外交事务》上发文呼吁其他国家对印进行援助,他表示存资源有限情况下,应对中国"挑战"的短期方法是争取外国的军事援助,而从长期来看则要增强印度在国防领域的制造能力, 因此印度在冲突中善于采取"制衡"行为应对对手,而偏离了其主张的"不结盟"战略。印度自建国以来长期奉行"不结盟"战略,尼赫鲁认为 "不结盟"体现了行动自由,而确保行动自由是印度独立的部分内容。2014 年莫迪上台以来,印度在对外行为中更加强调"战略自主",并越来越突出对外战略的"对冲"性特征。然而,在边境冲突结束初期与冲突缓和后,印度的对华政策其实体现了制衡性与对冲性交替的特征,认识到这一点,可以更好的把握印度在处理边境冲突中的战略规律,增强前瞻性。下文先对这两种战略的理论研究进行文献回顾。

   二、文献回顾

   就制衡而言,主要分为硬制衡和软制衡。其中硬制衡可以区分为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内部制衡主要指一国通过增加本国军事投入、提升军力以达到制衡目的,而外部制衡主要通过与其他国家建立军事联盟来实现。另外削弱或者瓦解敌对联盟的力量也是一种有效的外部制衡手段。 T.V. 保罗认为 "硬制衡的努力还包括购买和部署尖端武器",改善边境地区基础设施等。软制衡则主张通过国际机制、经济和外交手段来制约霸权国,软制衡曾被用来形容国际社会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无论是硬制衡还是软制衡,都只是手段。保罗认为制衡除了区分为硬制衡和软制衡外,当今的大国越来越多地采用有限的硬制衡,依靠非对称军备建设和半制衡联盟。有限硬制衡置于硬制衡与软制衡之间,实际上在中印加勒万河谷冲架期间印度的对华政策就比较符合这一特征,美印在此期间加速签订军事协议,导致两国关系级别虽低于具有军事互惠承诺性质的正式联盟,但又高于一般性 "战略伙伴关系"。关于硬制衡与软制衡的区别,他认为硬制衡联盟是正式的安排,成员国承诺使用武力来保护他们的伙伴,而软制衡不承诺军事行动。保罗在研究中也发现大国在竞争激烈时,更倾向干采取硬制衡战略,也有可能采取软硬制衡相结合的混合战略模式。不过保罗将软硬制衡的混合战略等同于对冲战略。如果从制衡的动机来看,可以分为权力制衡、威胁制衡与利益制衡,其中威胁制衡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比较常见。沃尔特认为一国引发威胁制衡这一现象的自变量主要有四个:综合实力、地缘的毗邻性、进攻实力和侵略意图。综上,本文将制衡理解为出于对目标国实力、威胁意图或利益冲突的战略反应,目的是维护国家的生存、安全或发展利益,主要通过包括加强内部军备建设、建立外部联盟或利用国际制度、实施经济制裁、构建准军事联盟等手段类型。在国家的对外战略行为中,除了制衡与追随战略外,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倾向于选择"折中路线" ——-对冲(Hedging)战略。

   对冲概念来源于金融领域。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它主要指在投资领域中投资者为了降低潜在的损失而同时进行两种相悖的投资,这是一种风险管控策略。大概从21世纪初开始,国关学者才逐渐引入这一概念用于分析国家的对外实践。理查德·威茨较早将这一概念引入国际政治领域并用来分析国家的对外战略选择,2001 年他在分析美国对华政策时,主张政策制定者应考虑一系列对冲战略作为备用,以免美国对华塑造(shaping)战略未能阻止中国对美安全目标的威胁。但是,他在文中并没有就对冲的概念进行界定,而是强调系列的政策组合,包括加强美国军事力量(内部制衡)以及鼓励和增强地区伙伴的军力(外部制衡)以抗衡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同样,艾瑞克·赫金博瑟姆和查理德·萨姆尔也在没有对概念进行界定的情况下,直接分析了日本对美国的双重对冲战略,认为日本一方面依靠与美国的联盟来对冲安全威胁,另一方面又在培养不同的伙伴以对冲经济风险,包括和美国认定的具有安全威胁和潜在安全威胁的国家发展经济关系。埃弗兰·高把对冲定义为一系列战略,这些战略旨在避免让国家陷入无法直接进行制衡、追随或中立战略选择的情形,相反,他们选择了一种折中方案以防止或避免国家必须选择一方而以另一方为代价。作者指出了组成对冲行为的三要素:间接制衡或软制衡、全面接触、联合区域大国。然后如她通过越南、新加坡和寿国三个案例分析了有关对冲战略的具体操作和应用。但是,作者还是没有给出比较清晰的对冲概念,而且对软制衡、制衡概念的使用比较模糊。对冲概念在初期用于解释西方发达国家的对外成略实践较校为普漏。如日本、欧洲等国的战略,同时也被用来分析中美关系,后来被用来解释小国在大国之间的战略选择,特别是对东南亚国家的对冲战略研究比较盛行。它强调 "避免将所有鸡蛋放入一个篮子里",寻求策略的多元化。

   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并没有就何谓对冲战略形成共识,概念界定模糊。郭清水认为,对冲是国家在处于高风险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的一种战略行为,在此情形下国家通过追求多项相反和相互矛盾的选择以寻求抵消风险,这是在一个不稳定的国际环境中为确保国家的长期利益而做出的努力。布洛克·特斯曼认为对冲战略和制衡、追随和责任推卸战略一样,是第二层次国家常采用的战略手段。他详细区分了四种战略,并认为在不同体系结构下国家倾向干采取一种核心战略,其中在去中心化的单级体系中,国家倾向干采取对冲战略,但就具体国家而言还会受到额外因素的影响。符祥文(Hoo Tiang Boon)则把对冲定义为国家试图在不确定的环境下确保自己免受一定预先确定的不良后果的损失。郭清水把目前关于对冲概念的研究归纳为了两大类,第一类强调对冲是通过多元化安全关系来最大化一国的安全,第二类认为对冲是这样一种政策,它追求在强调接触与一体化机制的同时又强调现实主义式的制衡。据此,可以总结出对冲战略的几大特征:第一,同时采取两种相反的政策并不能产生相互抵消的结果;第二,是一种混合战略或者战略组合;第三,源于对未来权力分配的不确定;第四,目的在于降低一国对外战略的预期风险,确保长远利益。郭清水认为,对冲行为的出现基于三个前提条件:缺乏紧急威胁、缺乏意识形态影响(如冷战阵营明确)、缺乏必要的选边站队。如果要为对冲战略下一个定义,本文认为对冲战略可以理解为一国为了降低未来权力分配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而采取两种结果相反的政策,以降低损失和确保长远利益。不同于制衡与追随战略,本文认为对冲战略是制衡(硬制衡和软制衡)与接触战略的混合利用,其中制衡凸显了竞争性,而接触凸显了合作性,例如两国在经济领域奉行接触战略,在军事安全领域奉行制衡战略,而且这种现象目前很普遍。又如一国同时对另一个国家采取维持机制化的外交联系、政治接触和反支配的战略——确保其他大国的介入作为一个反制手段,而它们会产生相反的政策结果。

   在既有研究中,对冲战略通常被置于沃尔兹所发展的层次分析法来对国家间关系进行分析。现有研究要么认为体系层次的结构是解释国家对冲战略的自变量,要么认为国家层次(包括国内政治进程与国家间关系)或者地区层次方是解释对冲战略的关键变量。例如,布洛克·特斯曼和沃伊戴克·沃尔夫认为对冲战略是对传统均势理论的扩展,由于它能更广泛的解释国家所采用的军事和非军事战略,并且依然坚持对体系层次变量的强调。其文章通过构建对冲战略的理论框架,用于解释在单级体系下第二层级的国家如中国、俄罗斯、日本、德国等在面临体系结构压力时如何做出反应,并构建了四个标准的识别机制,以有别于经典的硬制衡、常规外交分歧与简单的权力最大化。与此相反的是,亚历山大·科罗廖夫则反对把国际体系结构作为国家实施对冲战略的自变量,他认为, "体系层次的变量最能解释制衡,而同时包含接触和遏制的对冲最好用低于体系层次的变量来解释,而且更多与地区层次和国内政治相关"。然而从现实政治来看,新古典现实主义所强调的体系变量通过单元层次变量发挥作用的逻辑更符合国家的对冲战略行为,因此把对冲战略理解为一种外交理论而非国际政治理论更符合政治现实。就印度而言,印度过去提倡"不结盟"战略,但2014年莫迪执政以来印度的对外战略开始出现了明显转变,部分学者注意到印度对外战略越来越具有"对冲性"特征,他们主要集中分析了莫迪对外政策的双重特性,对华对冲战略的驱动因素与具体政策,以及以"多向结盟"为主要特征的印度对冲性战略研究。但本文发现在加勒万河谷冲突初期与冲突缓和后,印度对华战略其实经历了从制衡重回对冲的阶段性调整。

   三、战略比较与分析框架

纯粹的制衡战略与追随战略在以意识形态划线为主的冷战时期比较常见,特别是制衡战略通常与霸权或者潜存的霸权相关,是一个国家针对真实的或潜在的地区霸权或全球性霸权的行为,这在18世纪的英国对欧大陆政策中表现尤为明显。制衡的逻辑结果一般引发均势的形成。就对冲战略而言,对冲并非机械地处于制衡战略与追随战略的光谱中间。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AIS)的卡尔·杰克逊教授(Karl D.Jackson)曾与笔者交流,他认为对冲战略是一种灵活的战略,它并非刚好处于制衡或者追随战略的中间,这种观点目前比较主流。且学界普遍认为对冲战略是一种混合型战略,它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手段为主要特征。在当前的国家对外战略中,纯粹的制衡和追随战略已难以准确解释国家的对外战略行为,特别是大国的对外战略,这主要由于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日益增强,以及全球性问题的凸显需要各国相互合作,各国利益已内嵌式的相互交织导致国家间对抗的战略成本上升。不过这并不表明国家在处理关系时总是合作的、接触的和平的,相反,不同程度和不同领域的竞争现象依然常见。这是因为冷战后,无论在国家还是跨国层次上,全球政治分裂正在不断扩大,日益不对称的相互依赖也在加剧国际权势竞争。但总的来看,后冷战时代,特别是21世纪后,国家特别是大国更多采取一种混合型战略模式。唐世平认为,国际政治始终是一个演化的系统,系统的根本性质是可以改变的,也正因为如此,难以用一个大理论来解释整个国际政治历史,因为国际政治系统演化的本质导致不同时代需要不同的国际政治大理论。同理,当我们按照时代特征的不同将国际政治系统又区分为不同的子系统时,例如将冷战时代与后冷战时代分为不同的子系统,由于时代主题的不同,进而国家的对外战略也在变化,后冷战时代难以用单一的制衡或者接触战略来解释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对外行为,所以近年用对冲战略来分析国家对外行为的研究越来越多。本文认为制衡战略中硬制衡的对抗性更明显,而对冲战略的合作性相对更显著。不过要判断一项战略到底是制衡还是对冲战略,本文认为除了上文提到的具体手段可作为判定依据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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