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广波:《胡适论红楼梦》自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 次 更新时间:2021-10-11 23: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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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广波  

  

   拙编《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是2005年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次年曾加印一次)。其后,我又不断发现胡适论红的新材料。最大宗的,是2008年在台北胡适纪念馆发现了胡适在有关《红楼梦》、曹雪芹书上的大量批注。承蒙该馆授权,我将其中精华部分编集为《胡适批红集》一书,于次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再后的十余年间,仍有零散的胡适论红文献不时“冒”出来。与红友们分享这些新材料时,时时会得到“忠劝”:应尽快将《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一书修补、重印。十多年来,我亦有此念,因书中有些许错字,每念及此,辄既愧又悔,总希早日改错订讹。2021年,是胡适开创“新红学”一百年,在这个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日子来临之际,我决计修订、重印此书。

  

   《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本名为“胡适论红楼梦”。2004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接纳此书时,建议将书名改作“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我接纳了社方的意见。但十多年来,我仍觉用“胡适论红楼梦”作书名更好,故借这次修订之机,改回原书名。《胡适论红楼梦》,本是我1999年开始的“胡适与红学”研究系列的第一个工作。我当时的打算是,先编集《胡适论红楼梦》和编著《胡适红学年谱》,然后撰写评述胡适《红楼梦》研究的《胡适与红学》一书。所以要编《胡适论红楼梦》,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有鉴于当时的《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一书之不全。拙编共收入胡适论红及相关文献169篇(件),较上古本《全编》多出80篇,并纠正了上古本的一些错误。此次修订,又加增45篇,总计214篇。

  

   除有新文献收入以外,本次修订特别注重所收文献底本的选择与校勘。胡适先生说:“若无古本,则是非如何能定?”(胡适致钟凤年函,1948年7月25日,载《胡适手稿》第4集卷3,胡适纪念馆印行,1968年,406页。)又说:“校勘学的正路是多寻求古本,——寻求原稿本或最接近原稿本的古本。”(《胡适手稿》第2集卷1,胡适纪念馆印行,1968年,91页。)也就是说,求古本的目的,是为定是非,最大限度的保存原作之真。

  

   但二十年前,格于当时条件,胡适不少论红文献的原稿本(如收藏于台北胡适纪念馆的1950年代的论红手札),笔者尚不能查阅并使用,而只能据《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发表件收入。事实上,任何一部文稿,从最原始的稿本到排印本,从第一个排印本到更新的排印本都有产生错误的可能。这种情形,在胡适论红文献的早期流布过程中颇普遍。其中,有的错误非常明显,如将“甲戌年”误作“甲戍年”,将“周汝昌”误作“周世昌”,将“李祖韩”误作“李祖翰”、“李祖涵”,将“曹颙”误作“曹頫”,将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误作《红楼梦八十四回校本》等等。熟悉《红楼梦》的人都知道,这都是常识性的错误。人们不禁要问:一向要求别人治学要严谨的胡适又何以能犯这样低级的错误?但因当时不得见胡适原件,只能存疑,有的则通过“加注”的方式处理。拙编在《红楼梦八十四回校本》后面就加了这样一条小注:“按,当为‘《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宋广波编校:《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481页。)今检原函,赫然写着的正是“八十回校本”,而不是“八十四回校本”!因此次修订系据胡档收入,这条小注遂成多余,也就删掉了。

  

   由作者定稿的手稿本不仅可以修正常识性错误,还能发现早期排印本的其它疏失。首先,比勘原稿本与排印本,会发现排印本遗漏情形颇严重。试举四例说明。

  

   第一例,1961年1月17日胡适致苏雪林、高阳函。《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最早发表此函时,有这样一段话:

  

   他的文学朋友都不大高明,是二大不幸。他的贫与病使他不能从容写作,使他不能从容细细改削他的稿本,使他不得不把未完成的稿本抄去换银钱来买面买药,是三大不幸。他的小说的结构太大了,他病中的精力已不够写完成了,是四大不幸。这些都值得我们无限悲哀的同情。(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3455页。)

  

   而原本却是这样的:

  

   他的文学朋友都不大高明,他的文学环境与背景都不大高明,是二大不幸。他的贫与病使他不能从容写作,使他不能从容细细改削他的稿本,使他不得不把未完成的稿本赶抄去换银钱来买面买药,是三大不幸。他的小说的结构太大了,他病中的精力已不够写完成了,他死时只留下一部未完的残稿,是四大不幸。这些都值得我们无限悲哀的同情。(本修订本底本,台北胡适纪念馆藏档,档号:HS-NK01-258-015。)

  

   第二例,1960年11月24日胡适致高阳函。《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及以此为底本的坊间各版本有如下的内容:

  

   ……在那个贫乏的思想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当然不会高明到那儿去,《红楼梦》的文学造诣当然也不会高明到那儿去。

  

   ……

  

   ……(那些破落户的旧王孙与满汉旗人,人人自命风流才子,在那个环境里,雪芹的成就总算是特出的了。)(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9册,3386页。)

  

   而原本却是这样的:

  

   ……在那个贫乏的思想背景与文学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当然不会高明到那儿去,《红楼梦》的文学造诣当然也不会高明到那儿去。

  

   ……

  

   ……(那些破落户的旧王孙与满汉旗人,人人自命风流才子,彼此相推为风流才子。在那个环境里,雪芹的成就总算是特出的了。)(本修订本底本,台北胡适纪念馆藏档,档号:HS-NK05-072-002。)

  

   第三例,1961年2月24日胡适答赵聪函。《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及以此为底本的坊间各版本有这样的内容:

  

   看“庚辰本”的残缺状况,——已写到八十回了,而尚缺六十四回与六十七回;十七、十八、十九三回显然是后来补写的(此三回也是甲戌本没有的),“此回未成而芹逝矣”。此皆可证甲戌年成稿止有此十六回。(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3515页。)

  

   而原本却是这样的:

  

   看“庚辰本”的残缺状况,——已写到八十回了,而尚缺六十回六十七回;十七、十八、十九三回显然是后来补写的(此三回也是甲戌本没有的),故没有分开,也没有回目;二十二回未写完(此回也是甲戌本没有的),“此回未成而芹逝矣”。此皆可证甲戌年成稿止有此十六回。(本修订本底本,台北胡适纪念馆藏档,档号:HS-NK01-051-004。)

  

   第四例,1961年5月31日胡适复李祖法函。本函第五段之后,漏掉了相对要害的整整一段:

  

   “劫”画之人为什么至今不发表画上诸名人题咏呢?因为这些题咏足以证实画上的人不姓曹,不是《红楼梦》的作者。发表了原有的题咏,这画象就没有引人注意的资格了。(本修订本底本,台北胡适纪念馆藏档,档号:HS-NK01-068-007。)

  

   上引原本中加黑者即排印本遗漏或印错者。两相对比,可知胡适的原稿无论从思想、文气方面,都比年谱长编所引者高明。但《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发表件是上古本《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拙编以及海峡两岸所有胡适书信集的底本,故这种错误也沿袭了三十多年!

  

   除了诸如上述为数不少的遗漏外,排印本之漏字、错字、着重号被省略等缺失也不在少数。最不能原谅的,是排印本有时竟将收信人的名字印错。胡适晚年,有一封复潘悫论曹雪芹家世的信,向受红学界重视。早前,我们通过《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看到的这封信内容如下:

  

   君实先生:

  

   谢谢你送我《钟表浅说》一本,我读了很感兴趣,还增加了不少知识。

  

   你在钟表小史里提到《红楼梦》里提及钟表的地方,我可以给你加一条“脂砚斋评本”的小考据。五十二回(你已提到了此一回)写晴雯补裘完时,“只听自鸣钟已敲了四下”。脂砚斋本有小注云:

  

   据四下乃寅正初刻。寅此样“写”法,避讳也。

  

   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所以说“避讳”。(此条是依据徐星署藏的八十回本。)

  

   听说你的病已大有进步,今天看见你的题字,我很高兴。我此时不敢来看你,怕劳动你。匆匆草短信道谢,并祝多多保重。

  

   胡适敬上  

  

   四七、十二、二十日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2776-2777页。)

  

   今查原件,知收信人为“实君”,而非“君实”。(本修订本底本,台北胡适纪念馆藏档,档号:HS-NK01-239-012。)潘悫当时供职于“中研院”史语所,其所赠胡适的《钟表浅说》也收藏于胡适的藏书中,扉页上有其题签:“适之先生教正,作者敬呈。”在“潘悫著”下面,胡适特别用红笔笺注:“(实君)”。(台北胡适纪念馆藏档,档号:N08F2-03801002。)此外,“据四下”乃“按四下”之误;“并祝多多保重”乃“并祝你多多珍重!”之误。

  

   综合以上诸例,可知搜求作者定稿的手稿本的重要了。本次修订,除1950年代的胡适论红手札使用了胡适纪念馆收藏的原稿外,胡适的《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则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手稿为底本,胡适1922年所写《红楼梦考证》的两篇重要跋文,则使用收藏家梁勤峰先生提供的手稿(梁先生热诚支持学术研究的精神可为收藏界之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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