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反智的炼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46 次 更新时间:2021-10-11 10:5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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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 (进入专栏)  

   美国2020年的总统选举,政客之间的对垒、两党之间的对峙、社会公众的撕裂、知识分子的抨击、情感对理性的嘲弄、大众对精英的逆反,不唯引发了美国政治的僵局,而且格外令世人瞩目。一者,这样的局面让人们认定,美国的灯塔效应黯然失色;二者,也让人们对世界政治的走向生发无限联想,尤其是让试图取代美国而发挥国际领导力的国家浮想联翩。美国政治真陷入了极化政治的泥淖而不能自拔?美国社会真掉进了极端陷阱而难以自救?美国人真的无法听进精英们,尤其是知识精英们的劝诫而一味投入激进的行动,最终断送国家前程?

   经由美国总统选举而生发的种种质疑,让人们再次觉察到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的反智传统》所具有的美国叙事的穿透力、揭橥问题的洞察力、精到评论的持续影响力。这部著作,是一部试图从反智的侧面,揭开美国社会政治生活其中一个真实面相的力作。之所以是美国社会生活的其中一个面相,是指与反智传统相伴而在的,美国还有另一个崇智的传统在。这是霍夫施塔特本书一开篇也着力指出的一点。因此,千万不可将《美国的反智传统》读成美国只有一个反智传统而已。反智,是美国崇智与反智相反相成的两个传统之一。并且反智绝对不是美国社会生活的主流。而且,反智最普遍的形式是温和的、良性的,那些最恶性的反智仅仅见之于人数不多却很活跃的少数团体。 [1]但着力揭示美国社会中反智面相的著作,在系统性、深刻性与影响力上,至今没有超过霍夫施塔特这部著作的作品。这正是此书出版几近六十年,在试图理解美国当下社会政治态势的人们眼里,仍然保有其独特价值的缘故。

   霍夫施塔特这部著作的线索非常清晰。全书结构由三块内容、六个部分组成:一是为全书评论奠定基调的“反智”定义,二是从四个方面揭示美国反智的成因,三是对美国反智传统中知识分子的走向进行分析。概要地复述这一分析线索,外加它对理解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如中国所具有的指引作用,我们便可以知晓,这部著作为什么会引起人们在当下对之的高度关注。

   反智主义,是可以做多重解说的一个概念。如在后起的余英时那里,就将反智在理论上与反智性和反理性相联系,在实际生活中将之与知识分子的处境相贯通。取决于这一概念的多种解释可能,霍夫施塔特首先着力限定这一概念的特殊含义。他指出,比美国历史还悠久的反智,在态度上表现为一种矛盾性的不喜欢智识和知识分子,在历史主题上体现为时起时落的一股力量。“将反智的这些态度与观念聚集起来的是对思想生活,以及被认为代表思想之人的生活所存有的怨怼与怀疑,和贬低这种生活价值的倾向。” [2]至于一般人们所认为的学术圈的纷争内讧,以及哲学上的反理性主义,都不属于他所考察的反智。为了以鲜活的例证证明美国生活中存在的相关反智现象,霍夫施塔特举证了相关事例:诸如对学究的普遍厌恶、对知识分子的敌视、对专家的排斥、对纯粹科学的拒斥、对知识精英的贬斥、对大学的严厉批评、对一般人的推崇、对文化创新的反感、对知识分子气焰的愤慨、对教育的声讨、对非课业化教育的认可、对学校阅读写作与数学教育的非议,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反智现象表明,美国已经超过曾经的宗主国英国,可称为世界上最不信任与鄙视知识分子与智识的国度。

   反智是一种极其矛盾的社会现象。因为反智者并不是一味敌视智识的人,他们对智识是爱恨交织的。因为反智者常常是聪明博学的福音派牧师、善于表达神学观的原教旨主义者、狡猾的政客、代表美国实际需求的企业家、在智识上自负且有坚定信念的右派媒体人、各种边缘作家、不满学术界左倾的反共专家,以及共产主义领袖。这些人并不以反智为务,反智浮现于主张进步与反对进步的两股势力敌对之时。因此,霍夫施塔特不抱消除反智的幻想。

   人们何以会对智识与知识分子心怀不满,并力加拒斥呢?这自然与智识和知识分子的特质有关。人们对展现脑子好使的智力一般持赞赏态度,但对表现批判、创造及思索能力的智识则报以拒斥的态度。后者正是体现知识分子特质的地方:知识分子不是一般的职业人士,那是一群以不偏颇的才智、概括能力、自由推断、一手观察、创新、尖锐的批判为特征的人士。他们为思想而活。从传统上讲,他们秉承了苏格拉底的反省精神;就现代来看,他们最关怀弱势阶层的福祉,并以此为自己的使命。他们深信世界一定会回应自己的理性能力,渴望正义与秩序,对于人类具有独特价值,也因此具有惹是生非的能力。他们视思想游戏为生命中最主要的价值,以追求真理为快乐,不太关心实用。他们由此体现出一种虔敬感,一种兴致盎然的探究玩兴。

   社会很难接受知识分子的这些品质。尤其是专家的兴起,让实用独领风骚。人们对专家能力望之兴叹,却因此将对专家的憎恶转移到知识分子身上。如果说他们对自然科学家不得不接受的话,那么对社会科学家便嗤之以鼻。人们自以为不理睬专家的意见,既是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免于被摆布的必须,又是公开透明的民主精神的体现。他们为此嘲笑甚至是仇恨专家。在一种对一无所知不以为耻的氛围中,知识分子便成为让人出气的替罪羊。尤其是知识分子以先知角色与公共角色交替发挥作用的时候,他们就更容易成为人们说三道四的对象。

   在美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处境,跟麦卡锡主义的流行具有密切关系。由于20世纪上半叶美国知识分子深受左翼思潮的影响,因此从总体上偏左。反智就此具有一种追剿知识分子的特征:自由派、新政支持者、改革派、国际主义者、知识分子、采取自由派政策的共和党等等,都不能幸免。一个从仇恨新政到仇恨福利国家,再到仇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链条由此串联起来。加之美国由知识分子引领国家变迁与社会创新,他们更容易遭人妒恨。至于美国社会拒斥意识形态、崇尚行动的特质,也让知识分子容易为国家错误背黑锅。当人们拿知识与感情、品格、务实能力、民主平等相对比的时候,反智似乎就在所难免了。

   美国社会生活中的反智,触目皆是。在霍夫施塔特看来,不外四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一是宗教的原因。“美国人的心智是近代初期信教思想的产物。美国殖民者接触知识的第一个平台是宗教,所以反智的第一个动力也来自宗教。” [3]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看,富裕的阶级喜欢把宗教理性化,并遵守宗教的繁复仪式。而中下层阶级信仰宗教的方式比较感性,反感宗教仪轨和上层牧师的训导,重视自己内在的宗教体验。这样的宗教定位,一方面与宗主国英国的宗教抗争相关,那是一种激烈反抗信仰智性化,试图满足信仰者的社会与精神需求的平等诉求;另一方面,则与美国宗教的扎根、传播、定位具有密切关系。仅就后者而言,美国在殖民时代的传教,就显得多元而自由,但总体上讲是倾向于智性与感性的平衡的。在18世纪大觉醒运动中,第一代清教徒的热情与良好教育成为历史。其间兴起的奋兴派,走上了结合热情与激昂的道路,甚至出现肆意攻击传统教会、藐视教会惯用礼仪的牧师。这固然有助于宗教复兴,却是以牺牲理性的信仰为代价的。这一运动加重了反智倾向,为美国的反智带来第一场短暂的胜利。

   到19世纪,美国的宗教多元局面形成:既摆脱了单一制式的教会,便拥有了信仰自由,一个信仰上的“自由竞争市场”出现了。 [4]教会成为一种自愿性组织,信徒可以自愿选择适合自己的教会。在美国弥漫的挣脱陈腐旧欧洲、确立昂扬新精神的气氛中,一种旨在回归基督教原初的纯朴精神、回归《圣经》寻找信仰之钥的努力,成为宗教传播的努力方向。而志在传播福音的教会组织宗旨,成为不同教派开展活动的共同取向。牧师也就此成为社会发展的促进者,而不是传统的守护者。牧师以其个人魅力和星级高低展示影响力,其欠缺智识便是必然。像芬尼那样拒读神学著作、只读《圣经》、全力诉诸感性的牧师,成为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在美国本土兴起的卫理公会,其时也采取了原始的宗教实用主义,只要有利于短时间内拯救更多灵魂的方法,都在提倡之列。即便在卫理公会新老派别分流的情况下,老派人士对新派设立学院、大学、神学院与兴办期刊的举动,也是拒斥的。他们认为这些做法对传播福音并无益处。浸信会的倾向与此相仿。布道家穆迪采取了与芬尼震慑听众不同的和蔼可亲方法,成为19世纪末美国福音派布道第一人,但他却把布道完全弄得像做生意。而20世纪早期著名的宣道者戴森,更是用一种粗俗、娱乐的方式布道。他们对教会注重吸引有钱人和大学生是很不以为然的。

   美国的宣道者们所采取的这些反智行动,是与他们立意对抗现代主义的意图相联系的。这尤其鲜明地体现在20世纪的美国。教会信众在内心里对现代主义的抗拒毋庸多言,而美国社会日益强烈的世俗观念对宗教的挑战、达尔文进化论及新兴都会生活方式的流行、教育的普及、人口的快速迁移与全国性的思想交流,使挑战显得更为严峻。这激发了那些基要主义者在宗教上反对现代主义、在文化上反对现代性的激情。福音派以一种男子汉气概激昂地抗击社会变迁,因此将美国社会推向一个要么按照智识界标准过理性生活、要么按照教会要求过宗教生活的抉择关头。在美国建国早期,两者的相互尊重荡然无存,敌对情绪日渐高涨。尤其是在工业化迅猛发展、都市教会兴起、达尔文主义流行开来之后,让国家陷入一个传统的、乡村的、小镇式的美国与现代的、城市的、都市的美国的全面对抗。旧美国与新美国之间的对峙成为一种定势:具有拓荒精神的美国平民大众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战斗因此打响。人民与寡头知识分子,不仅在身份上截然不同,而且在信仰与信从进化论、在多数人与少数人、在信从传统与服膺现代上面截然对立。循此发展,基要主义与极右政治势力结合起来,共同抗拒美国的专业化趋势,并且将一些人对新政的厌恶、民族情绪、抗拒反种族隔离聚合起来,促成一种非善即恶、永恒对抗的反智思维。

   美国反智主义的第二个动因在民主政治。霍夫施塔特认为,美国在开国之际,出现过一个绅士精英集群,这让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较为融洽。“当美国独立时,知识分子与权力间的关系并不是个问题。开国元勋们都是知识分子。虽然国体是朝向民主发展,但是治国者都是上层阶级精英:在这个精英群体中,知识分子可以大展身手,很具权力。” [5]但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就在国父们那一代,便出现了悖反的现象:“伟大世代”的领袖们不再团结,陷入了相互攻讦的窘境。而第一个反智的受害者便是杰斐逊:他被视为哲学家,不具备当总统的资格;他承受人身攻击,被认为胆小、异想天开、固守原则、闭门造车、思维迟钝、关键时刻犹疑不决。攻击他的人认定,政治需要的不是智识,而是性格。这样的批评奠定了美国反智的政治定势:只要会思考,就不会决断。美式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成了针对政治家的反智论基调。这是平等主义政治对专家政治的敌意所必然导致的现象:人们不信任智识与财产阶级,只信任来自自身经验的直觉。精英被认为是图谋夺取大众利益的群体,是对抗“多数人”的“少数人”。由此人们对教育也怀抱一种疑惧态度,采取一种技教态度,拒斥博雅教育。当杰斐逊主张的平民智慧演变成杰克逊主义的民主信念后,便催生了美国政治史上的第一场反智运动:不信任专业知识,痛恨中央集权、精英统治,希望消除特权阶级的影响力,认为人民可以轮流当家。经由亚当斯总统与杰克逊主义的较量,“能写”的前者对付不了“能打”的后者,行动派就此战胜了智识派。当为了打赢选战,让辉格党放下身段迎合下层百姓时,绅士就趋近消失,专家被逐出权力圈子。

内战进一步促进了反智的政治趋向。内战虽然阻止了国家分裂,却没有让国家吸取教训,也没有找到解决国家难题的出路,因此激发了改革者的热情。但“一群内涵优雅的改革者”着意的是公职人员的素质,这本身就意味着智识与权力的疏离。他们的信念很强,勇于实践,却没有盟友,在狡黠粗俗的人所占据的政治舞台上难有作为。试想,一群离权力与社会都很远的人,能够有什么作为?在政客盘算政党利益、酬庸机制与权力轮替,而改革者着意行政能力、效率高低、绩效考核之间时,前者对后者的警惕,不仅造成后者的难有作为,而且附带对学校教育究竟是培养后备公务员还是技能教育的定位发生影响。政客们认定,公务员不能单单来自大学,来自一场公务员考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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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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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美国的反智传统/(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著;陈思贤译.—北京:中译出版社,2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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