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秉持的唯物史观的人民价值立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等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因而具有能够被普通中国民众广泛接受和认同的最为广泛、最为深刻和最为直接的社会心理基础。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历经百年的风雨历程，无论是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探索与创新中曲折前进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之所以能够带领广大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一个又一个飞跃，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为心中的定位罗盘，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三个代表”到“以人为本”，再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的提出，人民主体性实践的公共哲学的理念愈来愈清晰。可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不断深入，这种哲学的内涵将会不断丰富，体系、逻辑将会不断完善，其对于中国社会伟大变革和进步事业的合理性、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诠释力也将会不断增强。人民主体性、实践公共性，与中国现代化实践完全契合，其根本的指向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公共福祉的最大化，必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以及文化自信上的哲学宣言。

　　

　　 其次，人民主体性实践的公共哲学强调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立场的先进的治理理念以及集体行动逻辑的必要性。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目前已被国际社会所广泛认同，被公认为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共同价值规范。它超越了种族、文化以及国家和意识形态的藩篱，成为人类未来一致行动的指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征是“和合”。和合思维崇尚会通，强调不同思想、文化与价值观在平等基础上的并生共在、交互共融、相资相因。

　　

　　 全球化时代是一个人类生存、生活与交往的公共性空间不断扩大的时代。这一时代全球社会的共同主题在于，如何以有效的集体行动逻辑，理智应对生存公共性、实践公共性以及文化公共性实践的不断深入所带来的全球性的公共性实践和公共性生存的诸多难题。面对全人类生存与利益的高度依赖性，人类文明需要有效借鉴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所倡导的面对多领域、多中心、多场域的复杂难题，平等的平权主体之间有效沟通、协同联动，从而促成一种全人类生存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共识。如此，在事关人类共同前途命运和公共性福祉的问题上，尽快形成有助于提升人类文明生存境界的可行方案。

　　

　　 最后，人民主体性实践的公共哲学主张通过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创建一种新的文明观，并以此有效规制现代性强势主导的当今人类思想文化和精神生活领域，坚决主张从根本上打破传统地缘政治所形成的“中心”和“边缘”的旧格局，实现全球公民社会基于公共事务治理和善治理念下多中心、多主体、多领域格局中，不同文明、文化之间实质性的交流互鉴，致力于从根本上改变不平等的国际关系格局，强调从单边主义走向多边主义，从对抗走向合作，从一国独尊独大走向共同繁荣。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交流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当今全球社会的交往出现了令人欣喜的话语变革：尊重差异与多样化选择基础上的“关爱与尊重”“平等、正义与包容”“信任、合作与相互支持”“扶持与共同发展”“发展与机会不断增加”等正成为新的价值信念。着眼于人类的未来，可以说，什么时候人类真正开始了以文明交流互鉴来规约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以及军事的关系，国际关系的新纪元才算正式开启，人类才有一个共同的、可期许的美好未来。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