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第一本《周易本义》时，店员不肯卖我，认为我看不懂。那时我才小学，费了些唇舌跟她讲了一卦，才把书购得。

那时对《易》的感情，与一般入门者相同，就是占卜。神秘呀，好奇呀，每天拿着竹签当蓍草，卜来卜去，什么都占。渐就觉得太繁琐了，改用金钱卦，至于鸟卦、米卦则无兴趣。

这才知道各种占法其实多与《周易》无关，因为用的多是伏羲先天八卦。而所谓先天卦恰是后来宋朝邵雍造的。

邵氏及与之相关的河图洛书等各种数术，《周易本义》涉及不多，须再旁求于其他。而其他的那些书，就不是一般书铺所能提供的了。

台湾中部数术书的流通，以瑞成书局为代表。它是台湾现存最老的书局，一九一三年开办，专售汉文书。

店在第一市场，乃是与世俗民众最接近之处。其书有三大类，一是传统蒙学通俗读物，如《千字文》《百家姓》《明心宝鉴》《昔时贤文》《女儿经》《幼学》《论语》《孝经》等。

二是宗教，因店主许克绥于光复后追随（孔德成先生的秘书）李炳南先生习佛，李先生在台中开莲社并办图书馆、育幼院，许氏翊助之，遂刊印无数佛书、善书，渐亦广及道教与民间宗教。

三是五术。这是台湾对江湖术数的总称，因为传统社会之江湖方术固然千千万，但总摄其类，不过这五端：

山，即仙道也，含服食、炼丹、用符、静坐、拳勇等，以求长生健体者；也有人说看山势、风水、峦头、来龙去脉、寻砂点穴者亦属之。

医，即方剂、针灸、草药、鬼神祝咒等，以求却病者。

命，即算命推运，如紫微斗数、四柱推命、星平会海等。

相，相也用以知命，但方法不同，有手相、骨相、面相、阳宅阴宅之相法等，《汉书·艺文志》称为形法学。

卜，占问卜筮，占卜者以《周易》为代表、选吉者以奇门遁甲为主，测局者以太乙神数为主，以十二运卦卜之，均为易学之流或变。

这山医命相卜，通行于民间。从通书、万年历、择日、取名、合八字、动土、上梁、开张做生意、买房子看方位，到个人时命吉凶、日常保健与疾病医疗，无不包摄。

鲁迅曾感慨说历来都以为影响中国社会最大的是儒家，其实不然，中国文化之根柢全在道教。他所看到的，就是这幅景观。只不过他因对此厌恶而无知，无所理解，所以不知此非道教，乃五术也。瑞成书局就出了大量这些书。

由读易而被钩起的好奇，便诱引我找到了这易占术数之海。河洛精蕴、皇极经世、梅花易数、太乙照神、孔明神卦、秘传文王课、铁板神数、三才神算等等，目迷五色矣！

一、窥学统

进大学后，情况渐生变化。当时的经学课，五经独缺易，我乃将髫年玩索象数之心得写成论文，并牵连于《连山》《归藏》，呈教李爽秋师。

老师看了很头疼，始介绍我读屈万里、戴君仁诸先生书。这才是学院中讲易之主流，大抵延续清人扫却图书、精研考据之途，又有民初“古史辨运动”之色彩。

清人论易，因反宋人数术之故，以《易图明辨》开端，谓图书多本于道教。但其后考据大兴，为了讲汉学，竟大力恢复了汉代的象数。

屈先生以文献考据名家，卻继而再破汉易。在台大讲授多年，有《先秦汉魏易例述评》等书。戴先生相应地亦作《谈易》《春秋辨例》，皆不以汉人说经为然。显示了朴学由回到东汉，再回归西汉之后，更往上溯于先秦的学术史动态。

戴先生北大中文系出身。他们的思路，显见新文化运动以来之学术发展实又为一复古运动。只不过这时的古，被界定为古代本来面目。只是这面目已被几千年汉宋儒者遮蔽了，所以才有待今人拨云翳以见青天，此即古史辨运动出现之逻辑。

当年考证古史，就有一大拨健将反对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与《易经》的传说，要回到卜筮的原初型态；不信十翼，要直接由卦辞爻辞或卦爻的组合关系上去探究《周易》为何而造、为何如此造。

他们推测的《周易》原貌，虽没有近年讲古文明密码、外星人遗迹等等那么离奇，可也是竭尽想象了的。

例如有位徐世大先生作《周易阐微》一书，考证出作者名叫中行明，是个晋国人，奉使去赤狄，结果迷途到了易国。又因一女子事而被俘，所以作《易》求救，其时间大约在晋灵公末年、鲁宣公初年。

当时以古史说易的风气往往如此；却不知这样由卦爻辞猜谜而拼凑出的所谓史实有何价值？若《周易》真是这位中行明先生的求救信，此君也就太可怜了，居然两三千年以后才有人能读懂它，遂令求救之书徒成沉冤莫雪之窦。而我们今天再来读《易》，除了明白此一段哀事之外，于进德修业又有什么益处呢？

“古史辨”那一代人解易之成果，大抵如此，但其摧陷廓清汉易卦气之迷障，也不可一笔抹煞。

脱离此一史学路数而对汉易别有发展的，则是哲学家之说易，如方东美先生论易之逻辑，即颇益人神思。

另也有以数学和科学讲象数的，如黎凯旋先生等，我觉得都是汉易之发展。后来徐芹庭先生讲来氏易，也属于此。

义理解易，则当时似无名家，方先生论大易精神及牟先生论易所显示之道德的形上学等著作尚未面世。较多的是一些易学史作品。

二、理注疏

当时我所能汲取的资源，大抵如此，而竟以此冥行独造起来。二十岁，入研究所以后即写《孔颖达周易正义研究》，二十万字。想把汉易、王弼注、孔颖达疏、到宋代周敦颐程伊川朱熹这条脉络打通。

因此该书有两条史学的线，一是想说明易学史上三个问题：一是王弼与汉易的关系，王弼真的“扫象”吗？二是南北朝易学之流布，是否如《北史·儒林传》讲的是南王弼北郑玄？三是南北朝易学最后统合于王注，王注被唐代采为《正义》之依据，但唐人疏是否真依王，疏不破注？

接着还要讲三个大一点的历史问题：唐人为何要大规模修纂《五经正义》，经典之再解释，对唐代帝国之意识统合到底有何作用？又显示了什么学术史的意义？

以上这些是属于史学的，底下这三个问题则是哲学的：

（一） 作为“三玄”之一，《易经》在魏晋玄学中之作用如何？过去大家只注意老庄，好像玄学就是老庄。

（二） 大家都知道：佛教进入中国，晋以后开始以老庄“格义”。但佛家也开始解易，关注的人就少了，更有谁研究过它在义理上的是非？

（三） 宋代理学，大家都推源于韩愈李翱，由中唐讲起。但理学家讲太极、讲理气、讲中庸、讲阴阳，是由李翱韩愈讲下来的吗？会不会都忽略了南北朝隋唐易学这一线索？

我的书，篇幅不太大，但处理的这些问题与所得初步之答案，却极重要，为昔人所未及知。故考试时深为胡自逢诸师所赏，后来赖贵三兄编《台湾易学史》时也列有专章介绍。

少作不磨，私心当然甚喜。但如今讲史学讲哲学的朋友，似乎不甚读易，也不太知道我的研究成果，还在那里乱扯，颇觉遗憾。

魏晋间论易，发展象数者为陆绩、虞翻；黜象者为锺会、王弼。然王注本有扫忘未尽者，当时人亦未必以王锺为然。如孙盛《易象妙于见形论》、殷浩《易象论》、刘侯《易象论》、荀顗《难锺会易无互体论》等均仍以为象不可废。

嗣后梁陈国学并行郑玄、王弼二注，齐且唯传郑义；北朝以郑玄、王肃为主，河南及青齐间则有讲王弼易者，可见王氏扫象之说并未定为一尊。

孔氏《正义》综合南北，虽以王注为基础，但对象数之立场不同于王，发明卦爻义例、阐明象数、论十二月消息卦、谈卦气与六日七分，又据数言体，云初上无位、大衍六义，旁采易纬，于九六之外更言七八，可谓洋洋大观，补王正王之处甚多。

从前每个读书人都读孔氏《正义》，却不知此基本立场，遽以为孔氏宗本王弼，疏不破注，以致糊涂了一千三百多年。到我才把真相揭破了。

在我之后七八年，1986年，大陆朱伯崑先生出版之《易学哲学史》也关注到《周易正义》其实与王弼不同。但朱先生不懂经学，故不是从经学传统上说，而是就易学说“《周易正义》的出现，从易学史上看，具有调和象数和义理两大流派的倾向。”

依先生之见，易学可分汉人象数、王弼义理两派。《周易正义》是从王弼派易学的角度，对两汉以来的易学发展的成果所作的一次总结。孔颖达企图用汉人的元气说去扬弃或纠正王弼玄学易中的贵无贱有思想。

朱先生的门生弟子多、影响大，故后来谈到《周易正义》，如刘玉建、赵荣波、吕相国等，都是一个声口。

这可真不是一般的错误！吕相国《对孔颖达周易正义研究理路的思考》一文，虽说我《孔颖达周易正义研究》是后学必看之书，可显然还没看懂。朱先生的两派说、融合论等，我就不赞成。

三、通三教

王弼注，于魏晋玄学中特胜。然今人但知魏晋为玄学、为老庄，仿佛“经学儒学的汉代”与“老庄玄学的魏晋”适成一对比，遂由此制造了无数文章、无数学位职称。其实皆可笑。

玄学指一种治学之角度、方法、眼光，类似今天讲的哲学，并不只谈老庄或以老庄为主。这种方法，可讨论言意问题、历史问题、名教问题、自然问题等，超超玄箸，颇涉及形上层面及价值意义；与从前考礼制、诂文字、笺器数之类征实之朴学方法不同，所以才形成为一种特色。

老庄固然可以用这方法去讨论，《易经》也一样，此外，“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谈家口实”（王僧虔诫子书）“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世说．言语），谈的东西多哩，哪就都是老庄？

其中，易注在南北朝，可考者凡一四九种，其中雖有许多濡染风气，采取这种方式论易。但更重要的是：与老庄结合者并不多，主要是结合了佛教空宗义学。

佛教传入中国，本来是大小乘差不多同时，密宗在晋朝时也已输入。但在影响上大乘空宗一枝独秀。早期格义，主要是以般若性空去附会老庄之“无”，故有无之辨甚多。

般若学六家七宗以后，渐转回佛家本位，大阐空义；而对老庄的兴趣也转向了《易经》，开始用佛理解易。许多解易的儒者也如此。

孔颖达对此风气却是不满的，序文中明确批评：“易理难穷，虽复玄之又玄。至于垂范作则，便是有而教有。若论住内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说，斯乃义涉于释氏，非为教于孔门。”

它这部书的宗旨之一，便是分判儒佛，而非朱先生他们以为的调和汉玄。

之所以如此，有当时“三教讲论”的制度环境因素，故亦可由此观察唐初思想界大势。而此后这个大势也越来越明晰，儒家主流，不论吸不吸收佛教，态度或方法都必是分判儒佛。

佛教解易之风此后虽然也一直不断，但毕竟未成体统，具体专著只有蕅益的《周易禅解》。一直到近代熊十力，更由《易传》发展出“新唯识论”来区判儒佛，可说是一有趣的历史呼应。

故此后的儒学基调，不由韩愈始开，不能从中唐辟佛或陈寅恪所谓汉民族文化本位运动往下讲；儒者讲心性理气太极体用等，更不能仅溯源于中唐或以为是宋儒才开始的。

如李二曲《答顾宁人先生书》说体用二字并用，始于朱子，就甚不然。孔疏干卦已说“干者体用之称，言天之体以健为用”，又引刘表云：“天是体名，干是用名。”可见体用做为术语，早见于汉末，通行于论玄论易时。二曲等明清儒者对这一段史事不熟，所以才会以为是宋人从佛教那里学来的。

又如理气，乾卦疏：“此卦之德，自然能以阳气始生万物而得元始亨通，能使物和谐，各有其利。……使物各得其理而为利。”这就是讲理气，而且由气上见理。后来张载之讲气化、朱子之言“理在气中，如何发见？”曰：“如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绪，便是理。”便都显然与孔疏相符。

当代新儒家偏于理一边，像牟宗三先生一定要说顺气言性就是材质主义，显不出理来，须逆气才能显理、才能进乎德行之门。大陆上又常含糊笼统把讲气的都称为唯物论、讲理的都归入唯心论。其实皆大谬，这是由孔疏可看得明明白白的。

至于清人力攻宋儒之讲太极图、讲主静，说那些本于道教与佛教，也同样于孔疏隔膜太甚。易本太极，一生二，然后四季五行，化生万物，其下以数相推，乃易学象数本身即有之传承，唐代孔疏之外，李鼎祚《周易集解》也是如此，何必道教徒才懂？周敦颐太极图归于主静，且有无极而太极之说，历来聚讼，而孔疏也早已说：“天地养万物以静为心。”又说：“天地以本为心者，本谓静也。天地之动，静为其本，静非对动而言。静之为本，自然而有，非对动而生静。天地寂然至无，是其本矣”（复卦疏）。这些，持与濂溪太极图说对勘，不也若合符契吗？诸如此类，说来复杂，就不一一介绍了。

四、合佛道

总之，当时写这本书，大体综合了我少年读易时对几大解易路数的理解，而有意为易学史、思想史重新勾勒体段，雄心不可谓小。虽细部讨论还不精密，夹用佛学与西洋哲学也很不准确，论叙尤多枝蔓，但大格局大框架还是颇有价值的。尔后的我易学研究，便顺着这条路再继续走下去。

例子， 可由论佛、论道两方面为说。

前头讲过，清朝人攻击宋明理学的策略，是说他们杂于佛老，像太极图说和邵雍的象数、朱子讲的河图洛书，就都指责其得自道教。

实则他们没弄清楚：那些先天卦、数、图书只与民间五术有关，道教很少讲它；道教对《易》的吸收使用，主要是用以炼丹。早期依卦象，配合十二时辰，讲火候进退、烧炼外丹。后期仍是如此，而讲一身鼎器，水火既济，以炼内丹。旁支更应用于医学中，关键文本则是《周易参同契》。

《参同契》既用之于外丹也用之于内丹，看怎么诠释。因此有人说它属外丹，有人说它是内丹，又有人说它兼内外，其实非文本如此。

早期确只是外丹，唐代才一步步通过诠释发展成完整的内丹学，彭晓之注尤其重要。我有<唐代内丹学之发展>等文，详细解说过由“黄庭经学”逐渐到“参同契学”的内丹理论如何完善之过程，事实上也即是对清人乱批宋明儒之一修正或补充。

宋明儒若说曾由道教中学得了什么，恐怕该注意的是这一方面，如朱熹便曾化名空同道士注过《参同契》；影响王阳明王龙溪他们的内养工夫，也是道家的丹法。反之，内丹各派也无不套着宋明理学的观念和术语在说话。

例如李道纯是南派丹法五祖白玉蟾的再传弟子，他的集子名为《中和集》，中和就是儒家宗趣。而且他把中和关联于易，云：“中也、和也、感通之妙用也，应变之枢机也。《周易》生育流行，一动一静之全体也。”《玄门中旨篇》则讲太极；<画前密意篇>又大谈天易、心易、圣易。

佛教之于《易》，唐代以前，主要是以空来解《易》，唐代就以一种类似《参同契》的方式来讲修证工夫。这其实也与说内丹相似。内丹讲身体内部的升华变化，禅家讲心性上的进悟，洞山良价、石头希迁等都大力发展此法（详情可看我《晚唐的禅宗与道教》《禅宗史新研》等文）。

我认为这是禅宗在六祖惠能之后最重要的两种发展之一。另一种是由不立文字走向文字化，出现《石门文字禅》之类著作；一种即此等易学化、内丹化。最终与道家结合，讲性命双修、仙佛合宗，以道法为命功，以禅修为性功。

换言之，佛易之合，自经孔颖达批判后，虽正统儒者皆以区判儒佛为主，佛家解易亦少专著，然佛易之会通，却奇妙地落实在佛道两家上。元明清民间讲修行的人，大都采此一路，而亦以此形成了三教合一的格局。

五、参五术

对此格局的关注，广布在我的相关论述中。虽孤灯自耀，尚寡同声，也无所谓，因为我另有联合同道、推广易学之术。

师长中，黄庆萱师、胡自逢师，皆功力深厚，持论平实；友辈间，刘君祖论易，颇动朝野。我常与他们上下其议论。又伯父干升公曾任嗣汉天师府秘书长，精研堪舆，我闲居侍坐时，喜听其讲说易理。后来同事陈廖安兄亦精研道教易学，襄助我办中华道教学院外，还与我合编了《中华续道藏》，收了不少道家论易之作。另有梁湘润先生也在道教学院教易术命理；洪富连先生则一直与我合作，开办了中华教育易学研究院。开班讲学之外，也做风水命理姓名学等易学应用的资格审定、证书认证。

我们觉得五术常被訾为迷信，与从业人员素质之痼劣有关。此道既不为正统教育体系所重，江湖传习自多讹伪，故迷以导迷，歧互滋甚；加上骗财骗色，社会观感当然大坏。改善之道，非打压禁抑之，而是广泛地教育之，让一般人都能略知大概，有心研究者也有津梁得窥堂奥，更让从业术士有深造提升的机会。

一九八九年办道教学院就是如此的，二〇〇三年洪先生办星元大学时也如此。二〇〇八年我们又创办中华易学教育研究院，找了许多专家编制题库，举行检定考试，发行教材，以期提高社会上总体易学应用领域人员之素质。

在大陆，则我另有些遭遇。例如因黄庆萱老师的缘故，与山东大学刘大钧先生熟，先生主持易学基地也邀我写稿，我《孔颖达周易正义研究》新版时有一诗赠先生曰：“尝窥道妙肆言诠，论易居然作郑笺，檐底坐闻松子落，卅年一笑晓灯前。”

又如有位杨金鑫先生，旧在福建南平任副秘书长，病肝，呕血数升。医谓一叶已硬化，一叶已糜烂，不过一年半载，便将命终。杨既以为必死，乃发大愿，做善事，散尽财产，以待大去。不料善事越做越多，身体竟渐好了。访知武夷山上白玉蟾的道场止止庵废弃已久，便又发愿重建，变卖祖产以为之。在庵中设一楼曰“易经楼”，准备宏扬易学。我曾入山替他奔走了一阵。

新疆伊犁特克斯本是一座八卦城，2011年书记刘莉、县长李青梅来与我商量每年举办国际周易论坛、出版《八卦城谈易》集刊；并由我设计了一座太极坛，建于八卦城中心，事实上即是一座城市展览馆。同时还配合论坛，每年举办天山文化节，摄影啦，歌舞啦，马术啦，讲座啦，七剑下天山啦，好不热闹！把易学和城市建设、文化活动结合起来，可说是生面别开，为千古易学放了番异彩。

近几年，大陆国学热，不少人都想读点经。但国学深邃、经典古奥，一般民众不容易啃得动；聪明的人遂又想起古代《菜根谭》《昔时贤文》一类书，摘选嘉言金句，以利读取。国务院国学中心便主编了若干种，我也负责过一册《传统智慧一百句》。另有友人则想编四书五经各一百句。可是陈廖安林保淳原拟作的《易经一百句》却赖给我了。于是覈文绎义，以诸嘉言金句为纲，又写了一本简易的易解。

此书不谈数术、不讲古史、不说阴阳易纬，只从“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的角度，教人上合天道以正性命、以趋吉避凶。这其实也是孔子的态度，学易以寡过嘛！所以整体诠说，回归十翼。

书虽简易，但若能流通，或许也不无益处，因为传统文化刚刚复甦，坊间通行的解易书、甚或百度百科检索都错误连篇，读者得一正道入门总是好的。

举几个例子。

乾，元亨利贞，居然译为：很顺利，利于坚持下去。

屯卦，居然解释说是囤积，不知屯是困难之义。

需卦，居然说是扩展需求，并开始与江湖上的朋友饮宴吃喝。

豫卦，居然说是预防预备预谋，不知此处豫指豫乐。

蛊卦，居然说是蛊惑，做父亲被蛊惑的事，受到了赞扬。不知此卦之“蛊”应做事解，能继承前人志业，干成一番大事，才能获得褒扬……

凡此等等，公然高踞百度检索，成了一般人想查点《易经》基本知识的平台，真是奇谈。

但这在今日又能如何？我知道有位先生在北大教易经，一向把“太卜掌三易之法”讲成太仆。友人萧文立先生又示我现今博士教授笺注古籍数种，注王右丞，曰王羲之；注汪熹孙，曰即朱熹与孙宝文；注郑广文，曰莲花落艺人，艺名胎里坏，擅小旦戏，喜唱祥林嫂、马寡妇开店云云。

大学者尚且如此，学问的事尚堪闻问乎？说易之多莲花落，乃是当然的，也毋须深责。只是回顾我治易所花的心血，能自诚明，而尚不能明明德于天下，对此不免还是有些感伤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