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分工都是一种协作，但协作还不是分工，还需要进一步发展，才能形成分工这一具体历史形态。其次，分工在历史上介于协作与机器的中间阶段，它引起劳动资料(劳动工具)的分化、专门化和简化，并进一步奠定了机器发展的历史前提。这种分工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特质。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而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或者说，把以脑力劳动为主或者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人。” “劳动工具的分化和劳动工具的专门化，是工场手工业的特征”，在这种分工中，每一个工人都是局部工人，他们构成总体工人。“工场手工业分工的特点是什么呢？那就是局部工人不生产商品。转化为商品的只是局部工人的共同产品。”在这种分工中，资本家不是与局部劳动者或单个劳动者相对立，而是与总体劳动者或结合劳动者相对立。最后，机器以分工为历史基础，并进一步奠定了扬弃分工的历史前提。机器，也就是自动的机器体系。机器是工具的系统。马克思说：“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这是就总体工人说。就局部工人说，机器不是工具，工人和机器的关系并不等于和工具的关系，工人在工具前是主体，但在机器前却是客体。工具是工人的肢体和器官，但工人却是机器的肢体和器官。这种机器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特质。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趋势就是：在所有生产部门中用机器代替人的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的目的是降低商品的价值和价格、缩短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但却不是缩短工人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使用机器的基本原则在于：以简单劳动来代替熟练劳动，从而降低工资水平、减低必要劳动限度、减低生产费用水平；使用机器的公式在于：缩减工人人数。总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整个历史过程，就是机器排挤工人，“铁人反对有血有肉的人”。但是，问题不在机器本身，而在机器的社会应用，亦即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

　　 从协作，经过分工和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和大工业，马克思的这一“劳动发展史”或分工发展史的考察即无产阶级生存条件的历史考察说明了什么问题呢？首先，协作(协同劳动)并不是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起码是工场手工业，尤其是机器大工业，才构成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其次，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生存条件的基本特征就是总体工人或结合工人(总体劳动者或结合劳动者)的存在方式。随着分工从协作中产生，局部工人或单个工人(局部劳动者或单个劳动者)发展成为总体工人或结合工人(总体劳动者或结合劳动者)。正是基于这一无产阶级存在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无产阶级的联合、团结和组织是由其阶级生存条件和阶级本性决定的。它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的首要条件具有自身内在根据。而类似“全世界资本家，联合起来！”则并无自身内在根据。最后，资本主义工业体系造成了机器排挤工人的历史趋势。但是，这一历史趋势并不产生于机器本身，而产生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因此，改变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前途和命运，不是要砸烂机器(现代科学技术)，而是要进行制度变革，改变机器(现代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

　　 资本主义“生产的二重性”又决定了资本主义“管理的二重性”。资本主义不管在政治统治上多么民主，在经济管理上却是专制的。但是，马克思预测到，资本家和管理者的分离将会成为普遍现象。资本家成为“多余的人”——寄生虫，正像地主依靠地租生存一样，他们依靠利息生存，不仅脱离直接生产劳动，而且脱离间接生产劳动——管理活动。现在，我们已经进入智能机器时代，在马克思这一预言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设想，在全盘自动化的历史条件下，管理者成为“多余的人”，人对人的管理被人对物、“物”(机器人、自动机)对物的管理所取代，摆脱了物质生产劳动的所有人自己管理自己。这或许最终满足了无产阶级解放即全人类解放的条件！

　　 当然，《资本论》关于无产阶级生存条件即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及其历史进程的描绘并不仅仅限于分工理论，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资本的生产、流通及其总过程，都是这样一种描绘。作为一部未完成巨著，《资本论》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经济关系)及其历史进程的一门复杂性科学，它通过一系列经济范畴——诸如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工资、地租等——在理论思维高度上精准复制并且逼真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的本质及其历史进程的规律。除了资本、土地所有制和雇佣劳动之外，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也在《资本论》原初考察计划之列。其中，“劳动发展史”或分工发展史的考察是最为根本的考察。正是这种考察厘清了资本主义的工业体系，厘清了无产阶级生存的条件，从而为探索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四、结语

　　 综上所述，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政治哲学是一种基于具体历史条件的唯物史观政治哲学。这种唯物史观与传统主流政治哲学规范主义相反，也与存在主义所刻画的形上性的生存境遇不同，还有异于任何一种实验性的、虚拟的、假定的境况。其所刻画的条件是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的阶级生存条件。在《人的境况》中，阿伦特“用积极生活(vita activa)这个词，来表示三种根本性的人类活动：劳动(labor)，工作(work)和行动(action)。它们之所以是根本性的，是因为它们每一个都相应于人在地球上被给定的生活的一种基本境况(the basic condition)”。她这样描述“劳动”、“工作”、“行动”三种人类“基本境况”：“劳动的人之境况是生命本身”，“工作的人之境况是世界性(worldliness)”，“行动，……相应于复数性(plurality)的人之境况”。阿伦特虽然继承借鉴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政治哲学路径，但却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因为她的理论并不具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政治哲学的全部复调性、异质性和复杂性。

　　 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奠基于唯物史观，也是我们回应当代世界和中国的理论、现实问题的需要。在威斯特伐利亚世界体系中，规范主义恰好构成了霸权主义的哲学基础。而唯物史观则提供了消解强权的哲学路径。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弗雷泽提出了“反规范的正义”。她沿用罗蒂关于“规范”和“反规范”的概念，把当代正义理论归结为一种“反规范的正义”即“反思的正义”。其中包括“再分配、承认、代表制”“三大正义要求”。弗雷泽认为全球化世界反规范性具有三个主要节点：对正义的“什么”、“谁”的正义、正义的“怎么样”缺乏共享的观念、共有的和共同的理解。作为一种替代方案，“‘反思的正义’的措辞表达了双重的承诺，警示了立即在两个层面运作的一个理论化类型：容纳对弱势人群利益的迫切要求，同时也分解与这些要求互相交错的元争论”。这一主张捍卫和发展了承认理论，为多元文化主义的公民抗议运动提供了崭新的理论基础。

　　 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并非任何一种规范主义可以解释，只有唯物史观才能解释。规范主义标榜正确性(合乎规范)，而唯物史观则关注合宜性(适乎条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本身就证伪了规范主义，而证实了唯物史观。

　　 总之，拒斥规范理论，回到唯物史观，是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政治哲学研究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方法。

　　

　　 程广云，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

　　 本文刊载于《社会科学》202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