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在这里追思于光远同志，心情非常沉重、悲痛；回忆与他相识、相交、相知的过程又倍感亲切。
2013年9月26日凌晨，勤奋一生、探索一生、学习一生、思考一生、笔耕一生的于光远同志与世长辞。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留下了近百部著作，约两千余万字。这是一座内容非富的学术思想宝库，广泛的学术兴趣和丰富的人生阅历使他的学术思想内容十分丰富。于光远同志的一生就是一部展开的百科全书。他兼革命者与学者于一身，他的学术研究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于光远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读书时期，参加了“一二九”学生爱国救亡运动，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平、广州、太原、武汉、粤北等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9年调往延安。作为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他是抱着为革命事业学习的志向来研究社会科学的。他曾讲过，因为革命需要社会科学，我对社会科学才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我也相信，在革命中学习社会社会科学，才能学到对革命有重大意义的社会科学真理。
我与于光远同志相识于1955年。我刚从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毕业留校，他去人大选人，就把我选到他领导的中宣部科学处工作。当时在科学处工作的都是他选来的毕业不久的青年学生和青年教师，学自然科学的居多，有龚育之、罗劲柏、李佩珊、何祚庥等。他认为，从事党的理论政策研究的人，一定要把握好政治方向，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还要具有一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专业知识。当时，中宣部科学处及联系自然科学部门，又联系社会科学部门，光远同志受过良好严格的自然科学训练，又有广博的社会科学知识，对工作充满热情，加上他开朗的性格和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他在联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界的过程中，真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相当多的著名专家和学者都成为了他的推心置腹的挚友。1956年，在中央领导同志主持下，光远同志具体组织领导了一大批著名专家和学者编制《全国12年（1956-1967）科学发展愿景规划纲要》，还提议并主持指导了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编制。1957年光远同志又组织召开了青岛遗传学会议，摆脱了苏联的影响，纠正了在遗传学领域只允许研究米丘林学派，压制和批判莫尔根学派的错误倾向，对认真贯彻党的百家争鸣方针政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光远同志是科学处的领导，更是当时我们这些青年的良师益友。他与胡绳、王慧德、廖沫沙等人在50年代初合著出版的《中国革命读本》、《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讲座》、《政治经济学讲座》和《政治常识读本》等著作对广大干部、知识界和青年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起过重要作用，产生了良好广泛的社会影响。光远同志又是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但他这个大学者和领导特别平易近人，对我们当时处里的年轻人十分热情，耐心指导。年轻人在他面前可以提出各种不同意见，他鼓励年轻人与他争论，他倡导“独立思考，只服从真理”。他强调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工作，要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作为科学深入地研究。他强调个人的业务学习要与党的工作需要结合起来，在干中学。他放手并创造条件让我们年轻人参加很重要的工作，开阔视野，增长才干，得到学习和提高。记得当时毛主席提倡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带着我去参加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张子意的学习组。他还带我参加薄一波副总理主持的学习政治经济学的会议，为我们提供接触一些重大活动的机会。他勤奋工作、严谨治学、思想活跃、视野开阔的治学精神，对我们当时的这些年轻人，堪称楷模。他一天到晚无时无刻地思考问题，一有心得马上就记下来，在他的床头也总是放着铅笔头和纸。
20实际60年代初，中央曾委托光远同志主持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资本主义部分很快编写并出版了，成为当时大学的教材；社会主义部分，他从1961年至1965年组织了一批经济学家，刚刚完成了《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初稿，由于“文化大革命”就被迫中止了工作。文革中，光远同志坦然面对对他的各种形式的批斗会，他甚至还能与批斗他的“红卫兵”开玩笑，始终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在“五七”干校劳动时期，光远同志在劳动之余，仍手不释卷，研读马恩全集。
1975年光远同志恢复工作，任邓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的国务院研究室的负责人之一，积极投入同“四人帮”的斗争中。当时，我也被调入这个研究室工作。粉碎“四人帮”后，在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方面，光远同志做出很多贡献。他组织学术界对许多经济学和哲学的重大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理论研讨，这些研讨打破了长期形成的思想禁锢，推动了思想解放，有利于学术繁荣。他曾经主持并参与了邓小平同志十一届三中全会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起草，列席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他曾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第十二、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是我国改革开放重大历史决策的重要亲历者、参与者和见证人。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都是他率先进行探索或较早提出的，他是较早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的学者之一，他也是较早主张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学者之一。2008年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他被评选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杰出人物”之一，“改革开放30年30名经济人物“之一。
光远同志不仅在学术思想上勇于创新，而且在学术事业上热心开拓。他不仅在哲学和经济学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我国诸多交叉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凝聚研究力量，培养人才，促进新学科的发展，他发起、倡导或组织成立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会、生产力经济学、技术经济与数量经济学、科学学与科技政策、未来学、休闲学等研究会。当时他在史家胡同的电话号码后四位是8787，人们昵称为“发起发起”。
我们虽然再也不能亲见光远同志的音容笑貌，但他留下了卷帙浩繁的著作，人们可以从中汲取智慧。光远同志的宽阔视野、深邃的洞察力、深切的现实关怀、学术志趣、创新能力和开拓精神将启发和引领我们深入关切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重大理论难题和实践经验，并激励我们为解决这些难题总结实践经验，努力探索并作出应有的学术贡献。
（本文根据作者在2013年10月19日经济学界于光远同志追思会上发言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