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还是毁灭——“人工智能时代数字化生存与人类传播的未来”圆桌对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0 次 更新时间:2021-09-27 17:44:52

   人工智能时代新闻传播业的重构与重组

  

   吕新雨:我首先从《未来简史》这本书谈起。这本书很畅销, 影响和争议都很大, 作者赫拉利也曾经到中国讲演。它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宣告了人文主义的死亡。书中描绘了人类有机体消失的过程, 它起源于人类中心主义, 而当人文主义走向数据主义, 就形成对基于个人主义之上的自由主义理论的致命挑战, 因为作为个人独特性而存在的人文主义的根基不复存在。而数据主义正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在大数据看来, 生物体本身就是一个建构数据库的过程, 而通过基因、微小机器人可以干预和解决人类作为有机体的生老病死的问题, 所以人类开始追求永生, 这种永生已经有时间点。在这个意义上说, 人的有机性和无机性的界限消失了, 而人类不再是阶级分化, 而是种属分化, 即分化为穷人和富人两个种属, 前者短命, 后者永生。这其实描绘的是人类文明灭亡的图景。

   这一过程使得自由主义人文主义理论走到了反面, 即数据主义。人文主义精神崛起的基础包括个人自主性基础上的民主、自由、人权等等, 它的预设是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 人的独特性在于我们的感知和欲求是有深度的, 是没有办法被替代的, 每个人都是小宇宙。人类从泛神论走向有神论, 再走向人文主义革命, 是不断地从外在的宗教神话中解放出来, 转向自己的内在。但是今天的数据化、人工智能却使得人的欲望感官可以通过数据的测量和干涉来完成, 在这个意义上人作为自足的独特性没有了, 立足其上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念也就会崩溃。如果说过去的人类是黑猩猩的升级版, 那么未来的人类就是蚂蚁的放大版, 人的独特性将消失殆尽。这是一个有意思也比较有深度的挑战。

   这一点可以结合阿伦特的讨论来看。阿伦特认为, 自由主义的源头是古典自由主义对私有财产的倚重, 及其与自由的公共领域互相建构的关系。私有财产不可侵犯, 因为这块领域是人的自主性栖息的地方。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私有财产越来越多地进入到市场中, 不动产被市场化, 进入到资本化的过程中并开始流动, 资本的积累恰恰是以牺牲私有财产为代价的。隐私权的发现正是对消失的私有财产的替代。赫拉利所说的人文主义革命也正是从18世纪到19世纪开始内在转向, 人的内心被开发出来, 尤其体现为小说的兴起和精神分析的横空出世, 它的背后是哲学的整体转向, 人的心理深度、思想深度都彰显了出来, 人的内心成为人文主义的栖息地。阿伦特论及资本主义市场化过程就是不断摧毁私领域的过程, 只有人的肉体作为最后的公与私的边界。严格意义上的私人性其实是在涉及种族生存的时候才有少数保留下来, 因为人有身体, 肉体的存在使人的自我再生产作为最后的私有领域加以保护。但是如今的人工智能时代, 隐私权作为最后的私领域已经遭到前所未有的摧毁, 作为人的最后防线已经被突破。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中“私”是自由的保障, 但是现在隐私全部汇入到大数据的空间里, 公与私、有机与无机这些传统的人文主义界限面临被全方位冲垮的危险, 这不仅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挑战, 也是今天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它挑战了所有既定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未来简史》把技术逻辑的数据主义放在人文主义革命之后, 作为其后果。这两个逻辑在今天其实并不能分离, 技术的发展已经深入到人的最深领域:自我的心理领域和肉体的生物领域, 这既是技术问题也是人文问题。

   私有财产是自由主义的栖息地, 这也是赫拉利所说的资本主义所赖以生存的“虚拟”故事。当外在的私有产权作为自由主义护花使者的功能逐渐失效之后, 人的内向深度和人格就变成新的私权:著作权、版权和隐私权。但是, 今天的大数据时代, 隐私的数据化摧毁了私权的界限, 版权和著作权与网络社会共享的乌托邦理念不断冲突, 个人主义的所有基石都被动摇了。财产的概念面临瓦解, 数据是不是财产?每个人通过社交媒体生产的数据是否能够拥有私人产权?怎么才能界定其边界?这些困难, 或者说困境, 就是今天大数据时代资本主义市场逻辑推到极致后的悖论。

   这个悖论已经无法依靠资本主义逻辑来解决,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数据的共享与否变成了一个悬在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其实互联网一直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路线是分享、共有, 由一批以“点共产主义者”自称的网络无政府主义者为急先锋。在他们看来, 互联网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乌托邦, 版权这样的概念都是资本主义的。这是一种在现实中受压抑的民主诉求转而寻求在虚拟世界实现的体现。事实上, 互联网存在依靠的是每一个用户作为劳动者的贡献, 所以真正的创造者是我们自己, 我们应该是互联网的主人——这应该成为所有技术与人文的旨归。另一条路线是资本主义市场的赢利需要, 传统的资本主义文化工业要以版权为自己在网络上新的利润来源开路, 而新生的信息资本主义则依靠大数据的广告化发展来获得霸权, 人工智能是这两个逻辑的结合与延伸。这两条路线在互联网上的斗争会越来越激烈, 并决定着人类21世纪的未来。说到底, 新媒体的网络发展是以分享、共有的方式为基础, 还是顶着共享之名行垄断之实?它背后体现的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念之争, 在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中, 国家在其中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或者说, 中国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这是人工智能时代最大的看点。

   这是一个大前提, 对新闻传播学的考量也要在这个前提下进行。从政治的角度看, 西方新闻理论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的自由人权, 在大数据时代, 公与私界限消失的年代, 新闻学的理论该如何建立?实践该如何进行?它首先体现为资本主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危机, 比如知情权、隐私权、新闻价值中的真实性原则等被抽空的前提下, 新闻生态和政治生态面临全方位的危机, 新闻生态其实是政治生态的一种表现。最典型的就是“后真相”时代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主流媒体的对垒, 它使得“假新闻” (fake news) 、“后真相”成为这个时代的关键词。新闻传播学该如何面对这样严峻的挑战?

   王维佳:吕老师从宏观的角度提出了人工智能时代对新闻传播的影响的问题。对此, 我进一步回应一下。人工智能和数字化的媒体传播, 作为一种现象层面的变化似乎是新的东西, 但是在我看来它只是传播领域商业模式加速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有价值的讨论也应该从商业模式这个根源问题出发, 才能看清楚数字智能时代传播领域变革的趋势和改造的可能。面对技术的冲击, 真正有想象力的人文精神必须首先面对和解决人类传播的属性和运行机制的问题, 而不是避开这些问题而空谈悲情和坚守。

   互联网和数字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打破传统生产模式下的高成本、慢反馈和较强的社会监管创造了条件。首先, 被鼓噪为“草根也能发声”的自媒体内容生产大量涌现, 极低的采制成本推动资本快速在大众内容生产领域圈地, 紧随其后的是将市场标准植入个体化的创作过程。言论平台上的“大V”、直播平台上的网红、短视频平台上的明星, 如今已经不能再以非职业的方式来理解, 在他们的内容生产活动中, 不仅商业传播的规约属性日益成熟, 而且背后常常跟随一整套庞大的经济管理体系。与传统媒体时期的内容生产相比, 自媒体的内容生产不仅竞争极为激烈, 可替代性超高, 而且可以经由人工智能数据化实现大规模规范管理, 极大地强化了劳动流程的控制。这使得新兴的、没有边界的“内容工厂”具有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成本优势, 也正在催生一个人类传播史上前所未有的集权时代。

   其次, 数字人工智能将商业传播机制中最为重要的三项工作:信息服务、受众调查和注意力售卖进行了无缝衔接, 实现了三位一体的整合。这一技术突破性地实现了实时反馈, 使得传播的精准性获得了无以复加的提升。在信息服务层面, 与内容采制的“社会化”相配合, 通过细化用户的标签, 新的算法技术使得媒体商业运营可以极大地压缩创作者的自主性空间, 以最高效率实现对市场需求的满足。在广告和公关服务层面, 媒体运营商甚至可以提供不同社会属性的注意力组合套餐供客户选择, 数字营销在商品推介、口碑塑造和社会动员上都创造出了远远超出传统宣传模式的高效率。

   最后, 算法技术使得传播的各种操作后台化, 这不仅包括基于市场适应性的内容采集、基于用户使用习惯的信息投递, 也包括基于各种复杂社会目标的营销推广。比起传统媒体易于观察的操作流程, 要想搞清楚新媒体企业的生产管理体系是非常困难的任务。这一特点使得公共力量对传播的监督、干预成本大大提升, 并使得垄断传播资源的社会舆论权力获得扩张。这些权力甚至侵入原本由公共机构承担的内容审查和公众宣传领域, 使得“公司”有潜力获得一部分“国家”的传播功能。

   以上几点解释了资本会愿意从传统媒体领域大规模地迁移到以数字人工智能为依托的新媒体领域的根本原因。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实现了大规模内容采制、编辑和投放的自动化低成本运行, 而且实现了传播效果的实时反馈, 摈弃了拖后腿的专业标准和精英气质, 几乎将注意力经济的工具理性推到极致。不仅如此, 通过庞大的数据资源垄断和后台干预, 新媒体公司还可以在摆脱直接监管的同时, 获得越来越多的公共权力。

   余亮:吕老师讲到新的资本和技术权力的兴起, 王维佳老师也做了一个权力分层, 说传统内容生产者原先是精英的, 现在被生产链条驱赶到了最下一级, 资本、技术和内容生产——内容生产在最下游。传播技术改变了传播的基础设施, 同时本身属于创造剩余价值的环节。但这里涉及我们怎么看待技术权力的问题, 它与国家权力的关系还可以再展开讨论。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 我关注传统的国家权力和技术权力的关系。政府有多大的能力能够在与技术权力的结合上占据主动权。从我自己做新媒体和网络技术的经验来讲, 政治权力和技术权力是隔行如隔山的。政府做的网站产品、技术产品, 比起大公司的网络技术产品通常会弱。掌握技术权力的人要去忽悠传统权力, 是比较容易的。遇到技术问题, 政府如果自身不具备解决能力, 去咨询技术势力, 技术人士可以告诉你一些信息, 但不会告诉你所有信息。政府肯定也要培养自己的技术力量。当然, 反过来, 政治专业人士所具有的一些能力也是技术势力不具备的。举个例子, 腾讯有自己的腾讯研究院, 阿里、百度也都有自己的研究院。百度研究院只谈技术。腾讯是BAT里面最关注法律政治的, 举办过多次诸如人工智能与伦理、法律关系的研讨会。百度也会关注比如无人车进入交通领域之后该怎么和法律打交道等问题。刚才王维佳讲到以前的新闻生产流程和生产链条现在因为技术介入而变得支离破碎, 这里面其实有各种势力在争夺这个流程的不同环节。比较重要的模式就是凯文·凯利讲的“边缘突破”, 打败新闻业的不是新闻业里的人, 打败银行业的也不是银行业里的人, 都是外来的, 从传统专业人士不注意的边缘地带崛起。这里面的多数都属于破坏性创新。

赵月枝:刚才, 维佳梳理了人工智能对新闻传播业的影响。这使我想到中国媒体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 不仅对市场关系引入一般的经济领域起到了鼓与呼的作用, 而且对商业逻辑和市场关系在自己所在的媒体领域的推进也是欢迎的:一方面, 他们希望这样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 也希望市场机制能带来相对独立于党和国家管制的自由。在东欧, 正是知识分子们, 在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消解和被称为“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中, 起到了重要作用。今天, 在赶超逻辑的推进中, “今日头条”这样的不需记者, 只需技术人员, 靠算法来做信息推送的信息“搬运工”已经对中国新闻传播业带来了强烈的冲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hanzhiru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新闻传播学 > 新闻传播学演讲稿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8747.html
文章来源:《新闻记者》2018年第6期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相同主题阅读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