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还是毁灭——“人工智能时代数字化生存与人类传播的未来”圆桌对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7 次 更新时间:2021-09-27 17:44:52

   如果说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 控制论已经走下坡路的话, 整个美国的反主流文化、新田园主义运动或是新公社主义运动却出现了控制论的幽灵, 它的具体表现就是布兰德所创办的《全球概览》。这本杂志模拟了最早期的在线讨论的模式, 用来创建一个平衡事物的一部分。这个平衡的系统是指更大的一个动态且自我调整的整体系统。这样的一个学说其实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贝特森的整体主义哲学。在贝特森看来, 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同态调节器, 全动态的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 系统是“自纠正的”, 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非常模糊。其目标十分保守:找到新的平衡。如果被打乱的话, 就去寻找一个新的平衡。所以《全球概览》的出现, 一开始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工业塑造的毁灭生命、毁灭生态的反自然系统的叙事中提到“亲个人主义”、“亲生命”、“可创造出生命”的技术。“亲生命”表现为追求在非生物系统中建构类生命机制, 同时人还能够和这套“非生物系统的生命机制”实现“对接”。这种对接可能最初就是按按钮, 敲键盘, 最后就变成了触摸控制、声控乃至神经直接连接。到1985年的时候, 它上线了, 就变成了WELL, 也就是Whole Earth Electronic Link, 塑造了第一个依托于信息网络的虚拟社区:定义未来互联网世界的文化。从《全球概览》向WELL转变的过程中, 明显存在一个悖论, 这个社区带有互联网文化中的军工联合体基因, 自身属于技术精英, 同时又大力支持各种“环保”、“权利”运动, 搞反对大工业甚至破坏大工业的事情。我们可以继续追问, 创造出这个社区的人群, 一开始是以反主流文化的方式出现的, 可是为什么到了1980年代以后, 它就变成了新自由主义或者互联网技术精英的一部分?

   简言之, 控制论的幽灵一直存在, 它内隐于传播学理论的边缘地带, 并随着自身在1970年代的衰落, 一方面在1960年代以来的新公社主义运动与1980年代女权主义建制化过程中找到归宿, 并最终在人工智能的崛起中再次回归, 另一方面成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工业自动化和民主化的重要载体, 是梳理控制论发展与演进的关键历史线索。早期控制论之所以没有成为传播学理论的主流, 仅仅在于它强调的非线性、关系而非效果研究的倾向。1960年代前后, 控制论提倡根据机器的形象重塑人类, 赛博格理念的出现, 打破了既定的二元认知框架, 成为女权主义倡导信息传播新秩序和打破父权资本主义的关键武器。1970年代, 控制论从个体的身体和思维层面拓展到改善整个社区以及集体思维的层面, 《全球概览》旨在为新公社主义运动提供一种印刷版本的控制论闭环反馈和自稳定系统, 模拟一台“维护全球反主流文化”的平衡机器。

   熊节:畅畅对美国控制论作为人工智能的源头的历史梳理, 与斯塔福·比尔, 英国的一位控制论学者形成了一种历史的对位关系。他的控制理论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是可生存系统模型, 这个模型想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在一个生态或者一个生命体当中, 基层器官的主观能动性和整体的目标协调问题。类比我们的人体, 我们不知道自己走路时器官的运作细节是怎么样的, 我们有很多自运作的器官, 而同时我们人的整体为了达成一个目标是有一致性的。那么这个思路在当时冷战背景下其实是一个苏联和美国之间的中间路线。所以当时他的两个理论基础, 一个叫自由机器 (民主的集中决策的机制) , 具体形式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照片, 这个指挥室。指挥室的设置是很有讲究的, 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一个主导者或者说主席座, 七个座位是民主的布置, 大家会有一种共同决策的氛围;周围的墙上布满各种信息显示器, 所以决策机构是用信息而不是权威来决策, 当我们掌握信息的时候, 我们自然知道该如何决策了。所以, 这些想法是很超前的。

   这个历史故事就像宝藏, 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比如说, 指挥室设计师是德国乌尔姆学院毕业的。我去查乌尔姆学院设计了什么东西, 就发现他们1958年设计的咖啡壶, 和无印良品卖的水壶长得很相似, 一看就知道它们是同一个脉络长出来的东西。还有当时的便携式收音机, 长得跟i Pod一模一样。这是设计的脉络。我们今天还可以聊的一个反思是, 当时这个项目失败了, 比尔想要达成工人参与技术和运营的效果, 实际上他发现是不成功的。多数时候, 做系统建模真正实施的还是精英知识分子, 工人参与是非常有限的。比尔对这个问题的反思, 和余亮老师讲到的技术本身的逻辑有关。很多人认为技术有它本身的一套逻辑, 它会朝某些方向去发展, 但是比尔认为, 如果我们深挖技术的逻辑从哪来, 那么来源主要是专业知识分子精英人士的惰性。他认为专业人士有维持现状的倾向, 不想改变。

   这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 其中原因之一是技术有它的复杂性。比如说, 我们刚才讨论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 那么我通过使用Bag of Words或者TD-IDF这些方法, 可以把文本变成向量, 一堆文本就是矩阵, 有了矩阵后, 就可以对它做很多计算。于是我就把一个“我要向用户推荐什么书”这个文化的、社会的、有价值观的问题, 转换成一个线性代数的问题。那么我去解决这个线性代数问题的时候, 寻找两个向量的欧几里德距离, 并不考虑它的结果到底是为了什么。这种技术的复杂性和抽象性给了专业人士一种逃避的空间, 这是一方面。

   另一个方面是, 专业人士就是不想改变, 专业人士大部分时候还是偏向利益既得者, 就是不想社会均贫富, 这使得他们可能不去看世界上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很多时候专业人士有意地让自己对一些问题无知, 所以就不用为这些事情痛苦。这样一种心态的结果, 便是我们称之为技术的逻辑, 因为解释技术的人会说我们没有注入价值观, 技术是自然而然发展成这样的, 但是我们要看到, 在技术逻辑背后是有人去注入价值观的。只是这个注入价值观的过程, 距离有点远, 层次有点高, 我们没有直接看到。

  

   法律与人工智能的生产方式

  

   胡凌:如果说今天中国强调法治, 那么在中国走向信息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法律能够起到什么作用?近年来, 很多法学学者也开始研究网络法, 但实际上关于网络法的内核还没有什么共识。

   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非法兴起”。因为传媒也可以拓宽到更宽泛的领域——文化产业, 我用“非法兴起”的意思是 (传媒领域) 变化巨大, 不仅是媒介与技术的变化, 更是生产关系的变化。总体来说原来很专业的生产变成了需要大众的生产。像今日头条、微信公号上抄袭、洗稿的情况仍然存在, 技术成本很低。现在的创业者依旧会走这条路, 即通过盗版获取生产资料而创新。

   有意思的问题就是, 互联网为什么没有被灭掉?为什么能够保持这样的活力与生命力, 而不是被传统媒体利用法律武器打压下去?我们会发现背后的关系非常复杂。我将从不正当竞争与数据以及算法三个维度切入, 稍微深入地看一下法律如何让步, 从而证明新生产方式推动的经济利益要求法律做出回应。回应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 第一, 承认这种做法的合理性, 确认经由盗版重新产生的新型产业链条和生产方式的过程;第二, 这一过程中与传统媒体发生利益冲突, 不得不走法律途径解决时, 会要求无论是司法还是立法机关作出妥协, 利益指向到底是偏向哪里, 有一个价值判断的过程。而所谓网络法的内核恰好包含这两方面, 在这个“非法兴起”的过程中我们还能够看到法律本身的含义。

   首先是不正当竞争, 从研究的角度看实际上代表了“非法兴起”的持续。首先, 互联网和传统行业之间可能具有某种“不公平”竞争关系, 但是法律没有确认这点, 会觉得互联网是新的生产力需要保护, 而传统行业是旧的需要被取代。其次, 即使大家都是数字化的平台企业, 会有更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出现, 例如数据内容的抓取。法院在这些案件里的判罚力度很低, 威慑力很弱。从这个意义上看, 创新者通过侵权获取资源的“创造性毁灭”会一直存在, 直到可利用的资源没有了, 完全被瓜分。而这个过程恰好是政策博弈的过程, 原来通过非法兴起的平台企业现在可以漂白, 得到法律保护, 这个逻辑在法律上就会出现断裂, 即法律在互联网兴起前十年是要保护先进生产力, 那么后十年新的创业者说自己的侵权仍然是先进生产力, 又该如何保护?这是法律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

   第二个是数据。《网络安全法》第一次系统规定了个人信息的公权力保护, 是从信息安全而不是财产权的角度进行的规范。但目前争议更多的是私法上的个人信息权。从民法总则看, 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条文的位置属于传统人格权的范围, 属于人的主体尊严的保护;另外有一条更加模糊, 规定数据和虚拟财产如果有法律规定依照规定来办, 但目前没有任何一个法律从财产角度规定个人的数据如何分配。

   最后一个是算法。人工智能是更加自动化的生产, 如果把互联网看作是一个生产过程, 那么分享经济也是这样, 用户相互合作, 提供内容和服务, 一些工作越来越模块化、流程化, 最终被机器取代。我们现在说的分享经济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前面提到的一些法律问题恰好是发生在这个过程中。现在关于人工智能, 法律会讨论的问题是, 机器创作内容是否能够得到法律保护, 甚至机器本身是否能够成为法律主体, 这个问题的解答背后要看到底是谁有动力支持这一想法。这种想法和“技术中立”意识形态是一致的, 互联网公司愿意支持可以取代人力生产的机器, 一旦开发出来之后, 和平台关系就不大了。但公司仍然在实质上从这个生产过程中获利。因此其中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是, 如何披露黑箱算法以供监管机构进行适当监管, 披露到什么程度合适。

   余亮:除了胡凌老师提出的上述三点, 我认为还有隐私权需要在人工智能时代重新加以考虑。在这个信息化时代, 固然不断有隐私被侵犯的现象, 同时旧有的隐私观念本身也暴露出了问题。我不是说不要隐私。数据该不该分享, 哪些数据可以分享, 由谁决定分享, 这是需要讨论和操作的。隐私是属于自我的, 那么当一个新的数据自我产生, 和隐私又是什么关系?《终极算法》的作者讲到数据的自我和我们的关系很有意思。他举的例子是约会网站, 约会网站通过数据标签来描绘你的形象, 形成一个你在系统中的映像主体。当你在睡觉的时候, 这个主体在替你和网站上其他数据主体进行约会 (匹配) , 最后把它约会下来觉得匹配的对象, 推荐给你。这个说法有一个谬误, 它默认了每个人的主体存在都是固定的, 不同主体之间进行比较、适配。但人不是机械的主体, 而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变化的, 在“我”和“非我”之间不停地交融转型, 如同量子一样测不准。多明戈斯说, 我们不要惧怕我们的数据被分享出去, 我们在不同的对象面前本来就会表达出不同的自我。我们可以主动告诉电商我喜欢什么样的商品, 告诉新闻平台我喜欢什么样的内容。我要变成什么样的人, 我可以主动在你那里做一个登记。

胡凌:余亮的补充提醒我们, 在互联网时代, 我们日益丧失了对数字化工具和生产资料的控制力和主导权。如果希望争取这一点, 未来在法律上可以做一些事情:首先, 可以从账户入手, 讨论账户的控制权, 它连接了线上线下的主体, 并控制整个在线活动及其数据。其次是用户协议, 现在它基本上处于僵化的状态, 在未来是一个契机, 可以观察用户协议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平台的功能和黑箱内部信息。第三是数据的控制力, 用户每天生产这么多数据, 到底多大程度上能够获取其中的收益, 以及决定我们社会的哪些方面不能被以数据形态呈现和商品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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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闻记者》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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