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还是毁灭——“人工智能时代数字化生存与人类传播的未来”圆桌对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6 次 更新时间:2021-09-27 17:44:52

是来伺候机器的, 做机器的“驯兽师”:看机器抓取的文章关键词准不准, 提醒算法部门去修正, 负责拉号和数据监测等工作。公司也会请资深媒体人来, 不是做总编, 而是做公关, 并不会介入到公司真正的权力架构中去。

   技术处理内容的思路, 就是把内容转换为数字。但这个思路不全是从资本那里来的。比如某大公司的地图产品总经理, 出身于中科院计算机专业, 做的事情就是用算法统计科学论文, 方法是把文章文字解析成数学向量。文章比较就变成了线性代数。在一个多维空间里, 每篇文章因为词汇不一样, 就成为不同的向量, 向量之间的夹角越小, 就判定文章越相似。现在你在新闻客户端上看了一篇文章, 系统就推荐给你看另外一篇相似的文章。这只是文本计算方法的一种, 还有很多种方法, 但这套思路被资本发现并利用了。

  

   数字资本主义与人工智能的变革

  

   洪宇:我记得2008年左右, 当时政府在讲物联网的时候, 其实我并不是特别明白, 但是这两年, 我觉得很多老百姓已经懂得了什么是物联网, 什么是人工智能, 很大的原因是技术环境的改变, 就是我们的无线网络从3G平移到4G。网络的能力提升了, 使得各种类型终端能够连接, 产生了大量数据, 所以这个互动式、感应式的应用体验能带给我们很直观的感觉:我们在一个物物相连的时代, 会产生海量数据, 因此会有人工智能的需求。我们的确是处在一个AI变革的前夜, 所以, 一方面, 我们需要讨论“术”。国内大量的研究文献聚焦于AI为何能够给新闻传播业带来变革。这些讨论, 基本上还是从“术”的角度, 就是怎么样、如何应对, 以及变革以什么形态展开。但是我想, 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个“道”的问题, 就是规范性问题, 从伦理的层面、治理的层面来考虑这个问题。

   在当前, 传播信息技术的重要性其实不再需要更多的阐述和论证了, 无论是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格局当中也好, 还是在地域政治的较量当中也好, 传播信息技术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008年之后中国的发展进入新常态, 数字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但是, 如果反观我们学术界的作品, 无论是国内外, 对于传播的研究, 特别是把传播放置在一个政治经济大格局当中的研究, 其实是非常缺乏的。就是说, 传播与政治经济的变革是怎样相互构建的, 这方面的讨论非常缺乏, 这其实也是我自己研究的一个动机和原点。我的研究总体来讲是希望能够从历史的维度和全球化视野下更好地阐述中国网络化、数字化的机制和脉络。总体来讲, 我讨论的焦点, 就是国家引领的数字资本主义。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的数字经济的确给中国政府提供了一定的博弈和回旋的空间。那么怎么样来定义政府引领的数字资本主义?我想还是需要有一个分析的框架。

   第一个维度就是经济版图。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政府在过去四十年当中一直在推动改革开放, 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但总体来讲, 中国政府还是维护了一种双轨制的改革路径。另外一个分析的工具是纵向的维度, 叫web-oriented communication commodity chain, 中文翻译为互联网传播的价值链。互联网技术和应用非常柔性, 因此互联网经济的业态非常多元化和碎片化, 但是价值链的概念贯穿了整个互联网生态。价值链可以细分成几个具体的板块, 包括设备的制造, 网络的运营, 紧接着就是媒体。现在传统媒体的角色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 不光提供内容, 而且已经平台化了, 内容分发到很多互联网平台, 实际上已经成为新媒体内容主要的提供商。再接下来就是互联网空间, 现在形成的一个状态就是互联网成为一个统帅, 统帅和汇聚了所有的传播方式。互联网之所以能够主导这一切, 是因为它是有一个数字化逻辑存在的。

   在这样一个时代, 我们需要审视我们的互联网观,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想象互联网。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工具, 一个人类传播活动的平台和空间, 也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商业模式, 想象成基础设施。但是当人工智能的现实在一步步走近我们的时候, 我想我们应该把互联网想象成一个命运共同体, 或者把它想象成一个政治经济的格局。从政治经济的视角来看待技术变革的话, 首先看到的是现有权力结构的变动。产业链的各个部门其实都在进行激烈的争夺, 他们都希望争夺关键资源, 抢夺供应链的命门, 抢占信息传递通道的入口。如果把它想象成命运共同体的话, 互联网已经不单是一个媒介了, 它其实已经成了一个有高度渗透性的工具, 成为一个连接器, 一个价值不中立的中介, 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因此成为伦理和治理意义上的根本性问题。

   赵月枝:洪宇的阐释让我想到互联网时代的“劳德代尔悖论”。这个以《对公共财富本质与起源、增长原因与方式探究》的作者劳德代尔第八世伯爵詹姆斯·梅特兰命名的悖论指的是, 公共财富和私有财产间的负相关关系。如果公共财富是那些有用或能给人类带来愉悦而被需要的东西, 也就是有使用价值的东西, 私人财富的积累需要以稀缺性为前提, 因为稀缺性是一个东西具有交换价值并能增加私人财产的必要条件。如果增加诸如水、空气等原本丰富、可属于生活必需品的东西的稀缺性并赋予它们交换价值, 虽然也能提高作为个人财产总和的国家财富, 但是却要以牺牲公共财富为代价。

   在互联网时代, 这个悖论更加突出了:一方面, 文化和信息产品消费的非排它性特点、知识产品的生产有赖于对人类知识共同体的积累这一特征、传播与文化生产之于人类的基本需要、网络空间容纳海量信息的能力、网络和大数据时代我们大家都同时成了信息“产消者” (presumer) 等, 都为网络经济作为一种克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共享经济”的出现提供了前提;另一方面, 网络经济的私人资本主义导致了从知识产权到“数字围城”的各种原本可以增加公共财富的网络空间封建化和私人化, 以及制造人为稀缺的各种手段。网络和人类知识共同体被商业化, 如版权化、专利化、私人化、数字监控化、垄断化。

   洪宇:这涉及我们怎么样来定义互联网企业的国家属性。现在的互联网空间其实是被商业巨头所垄断的, 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商业帝国。中国政府近几年来在展示一种国家意志, 试图“再规制”互联网空间, 显然这会和商业主体形成一定的紧张关系, 同时也产生一种博弈的格局。从另一个方面来讲, 互联网企业也进入了一种国家化的状态, 因为他们掌握了太多的核心资源。所以怎么样来定义互联网企业“实然”和“应然”的国家属性?他们在全球化的格局下和国家主权、国家产业政策、国家施政能力形成了何种关系?这些互联网企业又有什么样的政治诉求和政治影响力?这些互联网企业拥有什么样的内部资源?他们在何种治理结构和外部环境当中构成了他们与政府合作或者反对政府的意愿和能力?我们需要聚焦研究这些企业实体, 特别是要对这些互联网企业进行一个历史化和场景化的分析。

   再有, 要从国家的角度来进一步分析互联网空间, 特别是要反思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在主流信息社会理论当中, 埋伏着一种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 基本上对国家持负面的判断, 也把国家极度简单化了。我觉得要把国家进行复杂化的理解, 首先要把国家职能和国家治理主体放在一个全球化社会生产关系变革当中来考虑, 所以国家现在变得更多元, 有更多的逻辑——不光有地域逻辑, 同时还有资本逻辑。第二点我认为要摆脱国家和全球化的二元对立研究范式, 特别是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之下, 中国政府其实已经成为全球化载体, 而不是对立于全球化, 所以说在当前网络强国战略的实施背景之下, 中国政府的很多举措必然超越中国和国际互联网二元对立的框架, 必然涉及跨国主体和海外环境。第三点就是要细化研究国家和资本的关系, 因为在我们主流叙述当中, 往往是强势政府弱势企业的叙事, 觉得国家就是遏制市场自由的, 完全是从一个“control”的逻辑来理解国家。但事实上, 国家和资本的关系肯定更加复杂, 更加多元。所以, 我们需要重访互联网历史。

  

   人工智能的本源:控制论的幽灵

  

   吴畅畅:洪宇刚才提及需要重访互联网发展史, 这两年我在梳理西方主流的新闻传播发展史时发现:控制论一直在美国主流传播学叙事中以幽灵的方式存在。譬如说霍夫兰在1960年代不做传播学研究, 转向思维的计算机模拟 (Computer Simulation of Thinking) 研究, 即创造出一台机器以此观察机器如何模拟人的思维。随后, 控制论的创始者维纳在1958年出版一本专著, 讨论人工智能的问题, 希望能够研究模拟大脑机能的机械装置。1960年趁着莫斯科举办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的机会, 维纳参加了苏联《哲学问题》编辑部座谈。他提出, 研究自行组织系统、非线性系统以及同生命是怎样一回事的那些问题。但是所有这些——三种提法说的是同一件事。在上世纪40年代控制论诞生以来, 就一直与计算机、控制、安全以及不断发展的人机交互密切相关。换言之, 为创造思维机器而开展的竞赛是由控制论引发的, 或者更明确地说, 是由思维机械化的观念引发的, 而这种观念是分析大脑思维从而得到启发。当前, 数字媒体、数字化, 神经元网络、深度学习方法、云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的诞生, 不仅再现了控制论的预见性的先驱地位, 更对人的认知和感知方式, 以及传统的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提出挑战。所以接续洪宇的想法, 当前讨论人工智能, 必须要追溯人工智能的本源:控制论思想, 以此揭示出控制论如何成为美国传播学研究中控制和反馈的 (被遗忘的) 思想基础;在人工智能研究方兴未艾之时, 我们应当如何应对这样一种技术主义的挑战。

   控制论最早是由维纳提出, 出于制导导弹和防空装置的军事考虑, 这个词最初就是用于处理人机之间的关系, 即自然的有机体和无机体之间控制与通讯的科学。控制论有两个很根本的机制, 最重要的机制是负反馈。负反馈强调系统的自稳定性, 或者说系统会去抵抗它自身正在做的一件事情, 譬如它会紧急叫停正在做的一个事情, 从而产生一个校正和校对的功能, 使自身恢复到原来相对平衡的状态。这是控制论最初的思想。控制论的思想起源于1946至1953年间召开的十次梅西会议, 其中第八次专门来讨论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以及人与机器之间如何进行交流和通讯, 这次会议甚至把图灵发明的一个叫作MazeSolving Machine的解谜装置作为未来人机交互的重要模式。

此次会议对于美国早期的传播学发展影响深远。例如梅西会议的与会者贝特森 (Gregory Bateson) 和福斯特 (Heinz Von Foerster) 在1950年代创立帕洛阿托小组 (Palo Alto Group) 。他们主张从控制论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角度, 切入传播研究, 并最早以控制论的方式反对以单向度的效果研究为主旨的美国主流传播学的叙事传统。值得一提的是, 1948年韦弗和香农一起提出信息论, 这正是施拉姆担任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的时候。需要指出, 韦弗早在1942年就了解了维纳的报告:《稳态时间序列的外推、内插和平滑及其工程应用》。这个报告当时就被韦弗拦截下来并把它标记为黄色危险 (yellow peril) , 成为机要文件。这一事件表明, 传播学三论之一的信息论, 它产生的本身也受到控制论极大的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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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闻记者》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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