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还是毁灭——“人工智能时代数字化生存与人类传播的未来”圆桌对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1 次 更新时间:2021-09-27 17:44:52

也许, 在这方面, 相对于西方, 我们不但是赶上了, 而且超过了。

   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 掌握了用户消费习惯的信息寡头有了按照作为信息消费者的用户的欲望 (want) 来推送内容的可能, 从而使每人成了信息孤岛, 或信息闭环, 进而有可能走向互联网会带来开放和自由的信息世界这一许诺的对立面。要知道, 正如英国文化研究者威廉斯所言, 没有什么既成的、超验的受众兴趣。另一方面, 通过精准计算, 源于便士新闻的商业媒体广告逻辑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报刊时代, 广告逻辑把劳工阶层报纸边缘化, 使报刊和后来的电视迎合中产阶层的利益和趣味;直至有线电视的兴起, 广告使受众更分化和碎片化, 美国学者Joseph Turow因此在1997年出版了《撕裂美国:广告与新媒体世界》一书。当时, “新媒体”还只是有线电视, 今天, 一个APP可以通过大数据给不同的受众个体推送不同的内容和相应的广告, 把新闻传播的商业逻辑发挥到极致。

   王维佳:我稍微总结一下, 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解除对资本的公共约束成为一种全球政策潮流之后, 这一工具理性化的趋势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和高峰期, 它最终颠覆了大众传播业原有的产业模式, 创造了新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在这段历史时期, “不争论”的原则客观上塑造了“市场经济”的共识, 使得很多关于传播的社会属性和传播领域发展模式的认识和讨论被悬置, 加之市场经济创造的各种高度专业化门槛和行业圈层结构, 使得公共知识分子与行业内人士在现实经验材料的掌握上高度不对等, 这也妨碍了很多公共问题的社会性讨论。其实, 传媒领域的变革, 以及这场变革在文化上引发的危机, 恰恰给新的知识讨论提供了机遇, 面对新的现实, 长期以来被遗留在行业快速发展外部的基础问题、价值问题有待我们重新认识并展开充分的公共讨论。

  

   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政治路线

  

   吕新雨:几位老师的发言, 都提到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中记者的劳工化问题。但这一问题并不是从人工智能时代才开始, 只是人工智能时代加剧了这一过程。维佳很早就在他的博士论文里讨论记者劳工化的问题, 这是来自市场化的逻辑。如果我们按照市场化的逻辑一直走下去, 从记者劳工化走向数码劳工化, 最后就会走向机器人写作。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 也就是人的异化的逻辑。

   与此相关的重要问题就是调查性新闻的全球性衰落, 社交媒体霸权是导致其衰落的原因。其实, 正是深度调查无法被机器所取代, 下基层、跑现场更是没办法通过编程来完成, 而这才是新闻业的核心。数据新闻可以是对新闻业的补充, 或者说是一种宏观分析的方式, 但是它不能也无法替代记者最重要的采访工作——人对人的采访, 甚至很大程度上, 数据新闻的基础恰恰是需要建立在大量的基础采访之上的, 犹如Alpha Go的学习靠的是海量的人类对弈数据。但当数据新闻扼杀调查新闻, 机器人抢走记者的饭碗, 就意味着传统新闻业的根基已经被抽空。在这个意义上, 社交平台是对传统新闻业的摧毁, 因为它摧毁了传统新闻业最基本的生产机制。

   最后, 我想强调一点, 新闻的社交平台化过程对中国新闻业还有一个影响就是审核制度的“去政治化”。因为依靠机器搜索, 不同于有“政治抱负”的微博时代, 我们目睹了微信时代为了保证生存空间, “人工智能”对敏感词的审查更加严格, 使得任何严肃的公共讨论也更加困难。所以就出现了东方网总编辑写公开信控诉腾讯的故事。可见技术是具有政治性的, 今天可能会以一种更加激烈的方式呈现出来, 比如社交媒体与传统主流媒体之间的博弈, 方兴未艾。

   赵月枝:新雨阐述了人工智能与中国新闻业之间正在和将要建立的关系, 与之相对应, 来自美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麦克切斯尼 (Robert Mc Chesney) 在他的两部相关著作——2007年出版的《传播革命》 (Communication Revolution) 和2013年出版的《数字失联》 (Digital Disconnect) 中, 曾讨论过数字传播革命是否会带来人类历史上的第四次传播转型。他没有谈到人工智能的问题, 只是笼统谈到互联网和数字技术革命, 但我希望这个分析与我们的讨论相关。

   麦克切斯尼用的“传播转型” (communication transformation) 概念, 意指那种能带来人类发展方式变革的传播技术革命, 而且这种转型总是与物质条件和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相伴而生。在这个框架里, 人类传播活动已经历了三次大转型, 第一次转型是语言 (speech and language) 的出现, 它定义了人类, 使其成为“会说话的动物”。当然, 如果按《人类简史》一书作者的分析, 这里的人类应该是严格意义上的“智人”, 而我们只是人类中的一部分。第二次传播转型是5000多年前文字书写 (writing) 的出现, 它使得农耕帝国成为可能, 我们中国这个农耕帝国就是基于书写的, 那些没有文字的社会往往会被消灭和吸纳。第三次是印刷 (printing) , 它助推了人类意识的发展, 不仅与宗教变革密不可分, 还与其他社会机构的变革相联系, 尤其是使得西方民主成为可能。当然, 正如麦克切斯尼所说, 我们不能以技术决定论来看问题, 认为印刷本身产生了现代民主和工业资本主义, 但印刷技术是两者的前提条件。

   麦克切斯尼把互联网看成是近两个世纪以来, 从电报、电话、录音, 到电影、广播、电视、卫星和计算机的一系列发展的高峰, 认为现在正是基于互联网和移动传播的数字传播革命带来人类传播历史第四次大转型的关键时期 (critical juncture) , 或关键机遇期。这里的“关键时期”, 是指人类历史上一些相对少数和短暂的时段, 在这期间, 巨大的变革和措施被讨论和实施, 社会变革的空间和选项比一般的时候多, 在这个阶段所建立的制度和规则, 几代人和几十年都很难改变。这个概念可以用来解释具体某个领域的变迁, 也可以解释社会层面的变迁。麦克切斯尼认为, 在传播领域, 这个“关键时期”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是革命性的新技术挑战了现存的制度——现在肯定是了, 人工智能就是最新的挑战;第二个是媒体现存的内容, 尤其是新闻内容, 普遍失信——这点现在也是毫无疑问的, 连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天天与“假新闻”斗争着呢;第三个是出现重要的政治危机和社会改革运动。

   在2013年的书中, 麦克切斯尼从激进的角度, 呼吁社会革命。也就是说, 技术革命是在那里了, 但是我们需要社会革命, 从而建立一个真正能实现数字传播革命的潜力的新世界。针对技术决定论者的技术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两种立场, 麦克切斯尼坚持认为, 必须从技术和政治经济的互动关系中, 考察数字传播革命的轨迹和对人类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这不是反技术的立场, 而是说, 技术应该为人类进步服务, 而这里的重要因素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社会阶级关系的问题。

   吕新雨:以月枝刚才所说的从技术与社会阶级的关系的角度来看, 智能时代大量工作岗位被机器人取代, 体现在新闻传播业就是机器人写稿, 记者被取代。但仔细看一下, 就知道究竟谁更需要强调机器人写作。今日头条这种新媒体平台更加强调, 因为这个逻辑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一方面机器人取代劳动力, 可以不用为劳动力的再生产付出成本, 就是取消了人的肉体存在, 新闻写作不需要有机体的人来做, 而是无机体在做。另一方面, 像今日头条这样的新媒体平台, 其主要的新闻来源其实还是来自传统媒体, 传统媒体记者的生产和付出恰恰是被新媒体平台收割走了。通过机器抓取和代码编程, 在两个维度上遮蔽了劳动价值:一是遮蔽了传统媒体记者为新闻生产所付出的劳动;二是新媒体技术背后大量的码农, 也就是数码劳工的付出。人的肉体劳动被技术的意识形态所遮蔽, 遮蔽的理由却是这些劳动在未来会被人工智能取代。但即便是这样, 人工智能背后还是需要大量的数码劳工和传统媒体记者所付出的劳动, 以及作为媒体使用者的用户的劳动付出。

   在这个意义上, 人工智能并不是悬浮在未来太空中的永动机, 而是依赖人类劳动的一种新的技术存在方式。无论是从生产端的角度, 还是从使用端的角度, 机器人都深刻地植根于人类肉体的劳动付出, 没有使用, 就没有市场——它的两头都是以人的肉体存在为前提。没有作为社会关系的市场, 就没有机器人的诞生, 因此, 机器人的诞生更深刻地体现的不是人与机器的关系, 而是人与人的关系, 即人工智能背后的动机和理由是由谁来决定的, 无论是大数据还是机器人改变的都是人类的社会存在关系, 而不是取消。人工智能其实是人类社会的镜像, 体现的是人类社会的价值理念, 所以, 它是否是异化的镜像, 取决于人类社会自身对发展的反思。人工智能体现的社会存在关系究竟会如何改变?为什么会改变?如何评估这种改变?这些才是问题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需要重回劳动价值论, 而不是相反。

   余亮:不过, 人工智能先代替谁?可能并不是我们想的简单体力劳动。美国有个算法科学家叫佩德罗·多明戈斯, 他写了本书叫《终极算法》。在他看来, 需要人体参与的劳动是比较难被代替的, 比如说建筑工人要在不同的地形环境里工作, 而机器行走再怎么智能化, 现在也做不好建筑工的事情。再比如视觉, 人眼的奥秘是现在的机器视觉无法参透的。比如相机乱晃, 画面就会乱晃, 但人脑袋无论怎么晃, 看到的画面都不会晃。我引申一下, 劳动人民没那么容易被代替, 普通劳心者反而容易被代替。人工智能不是笼统地代替智力, 而可能是代替那些坐而论道的智力, 脱离群众实践的智力。比如一天转几篇稿子的新闻编辑被代替就非常好。这反而彰显出实践智力的重要。以抽象原则为基础的智力工作, 比如律师会因为技术而暴露自己的软肋, 上山下乡式的各种互动探索类智力能力反而可能变得更加重要。

   赵月枝:然而, 无论是机器人写作, 还是无人驾驶汽车, 这不是技术本身的问题, 而是分配和社会文化甚至习俗的问题。也就是说, 只有在平等的、按需分配并且成为集体有意识选择的前提下, 无人驾驶汽车才是安全的。回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 技术已经逼着我们进行相应的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和文化习俗革命了。

   田雷:我也附议一下赵老师的观点, 技术的问题从来不只限于技术的解决, 如果确如专家所言, 人工智能的降临最终会导致整个社会结构和关系的重组, 那么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技术, 它属于谁, 为谁所控制, 又是为了谁, 这是我们现在就要提出的问题。这种革命性的新技术, 是又一次成为资本的附庸, 成为无国界资本对普通民众的又一种剥夺, 导致不平等进一步加剧;还是说可以为大众所用, 成为推动经济民主的新路径, 站在人工智能时代的起点, 这样的问题不容回避。

余亮:之前各位老师都强调, 技术与政治有关, 但技术也有自己的思路。例如我们讨论今日头条, 要把它放在新闻传播和技术政治里来思考。我们用以往的新闻理论和传播学批判理论来分析它是合适的吗?今日头条的新闻还是新闻吗?一个明显的事实是, 今日头条没有自己的编辑, 公司里三分之一是记者, 三分之一是销售, 三分之一是运营。运营人员里面很多都是以前的小编, 但是来这里不是写稿编稿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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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闻记者》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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