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海波:杂字读物与明清识字问题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3 次 更新时间:2021-09-21 21:38:20

进入专题: 杂字   文字下乡   民众识字   书籍史   明清时期  

温海波  

   摘要:

   明清杂字以日常生活的常用字汇编而成,主要满足乡民基本读写需要,是讨论民众识字的直接材料。对杂字涉及的识字史,可从两个维度解读:其一,透过成规模数量的杂字,系统处理书籍史信息,重构杂字的生产流传与认读使用,审视明清文字下乡的历史进程。其二,从日常生活的实态,将杂字与民众书写实践产生的民间文献关联,建立语料库对民众日常认读和实际生产的文类进行计量语言学分析,此方法直接有效回应了学界对传统中国民众识字基准的长期争论,也为日后识字率研究奠定基础。

   关键词:杂字;文字下乡;民众识字;书籍史;明清时期;

  

   识字问题是探讨中国社会文化史的重要线索。近年来,不论是政治史对文书行政、信息沟通的讨论,抑或文化史对阅读史、书籍史的研究,乃至建立民间历史文献学或古文书学的倡议,都无法绕开识字问题。罗伯特·达恩顿(RobertDarnton)曾满怀期待地认为,识字领域作为基础课题,研究的人会越来越多。1诚然,有关西方识字史的论著早已汗牛充栋,然而,在中国史领域却是极富挑战的课题。自1979年罗友枝(EvelynS.Rawski)的著作问世以来,对传统中国识字问题的专门探讨,并无实质性的推进。2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欧美汉学界曾先后发生两场围绕识字研究的争论,其中第二场的导火索就是由罗氏触发,伊懋可(MarkElvin)、柯文(PaulA.Cohen)、伊维德(W.L.Idema)等不同领域的学者,在《通报》《亚洲研究学报》等顶尖刊物发表评论,论辩的焦点并非传统中国民众识字的多少,而是“识字”的标准该如何界定。直到目前,中国史识字研究面临的主要障碍,仍是如何定义识字基准,标准不同识字率结论殊异。3

   纵观近40年中国史的识字研究,不同时段有过深浅不一的讨论。4遗憾的是,直接利用民众读写材料讨论识字问题,反倒是秦汉领域的研究有所涉及,并对识字进行了不同类型的区分。宋以后的研究反因材料扩充,大都依靠间接证据列举式说明民众识字水平,对充满争议的识字基准并无回应,且对识字界定不一。

   因此,宋以后识字研究的突破口,关键是定位民众识字材料,并寻求界定识字能力的有效方法。所幸,近年大量明清日常习见的民间杂字的发掘5,为探讨民众识字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契机。这种识字读物采辑日常生活的常用字汇编而成,民众通过识读不同的杂字,习得日用所需的多元读写能力。6然而,面对这些珍稀的一手文献所蕴含的丰富难得的民众识字信息,如何提出有新意的问题,设计切实可行的研究路径,是一大棘手的问题。

   本文拟在回顾以往杂字的搜集研究及其问题出路基础上,汲取书籍史、语言学的养分,探讨明清民众识字的渠道方法,进而对杂字生产流通背后孕育和催生的“文字下乡”这一重要社会文化进程进行反思。7需指出的是,本文仅是在资料利用和方法上为明清识字研究提供新思路,并非对这一研究的实证。彼得·伯克(PeterBurke)在梳理年鉴学人对识字的研究时,就意识到识字史是一个适宜集体研究与统计分析的文化史领域8,笔者期盼本文提倡的史料方法将是深入探讨明清中国识字问题的新开端。

   一、杂字的搜集研究与问题出路

   20世纪30、40年代,学者大致从语言学、俗文学、教育学和文献学等方面开启了对杂字的研究。刘半农在淘得道光删补本《元龙杂字》后,认为倘能获得更古的完本,对语言名物的研究尤为有用。9郑振铎则认为杂字是童蒙所用的基本书。10常镜海在分析传统蒙学时亦提及十余种杂字。11王重民则在版本目录研究中考辨《新编对相四言杂字》的版本。12

   欧美学界在20世纪40年代也留意杂字,日本学者仁井田陞、酒井忠夫、田仲一成等,也利用杂字分别对中国法制史、教育史和戏剧史做了开创性研究。13

   20世纪60年代,谢国桢注意到杂字中的社会经济史料价值14,瞿菊农亦利用数种杂字探讨蒙养教材。15张志公则对杂字的渊源、性质、分类及大致发展过程做了初步探索16,他最早对杂字的文献脉络有所交代,开创了杂字专门研究的先例。

   20世纪80年代起,杂字研究大体围绕语言文字、教育和史学领域展开。在语言文字方面,主要是对各民族曾流通的杂字进行相关的语言、文字、语音研究。17在教育领域,主要是利用杂字讨论蒙学、日常生活变迁中的教育,希冀对当下教材改革、职业教育提供借鉴。18在史学领域,山东地区杂字首先被注意,并用于探讨当地民俗生活19,各地杂字也相继出版。20近年以来,在山西、山东、四川、广西等地又发现大量新杂字21,学者还将之与系统的地域资料相结合,探讨区域日常生活史。22

   大致而言,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杂字的发掘整理与杂字中史实的利用。除此以外,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是罗友枝、吴蕙芳和包筠雅(CynthiaJ.Brokaw)三位学者的研究。罗友枝对清代识字率的估计,既被学者广泛征引,又遭到不少质疑。值得注意的是,罗氏将几种绘图杂字与“三百千”的单字进行比较,强调杂字教授的文字与日常生活所需的用字更具关联性。惜因罗氏从教育机会聚焦识字率的整体估算,而没有对明清杂字更多着墨。23

   吴蕙芳在对万宝全书研究的基础上,透过民间日用类书与杂字的渊源、发展及其内容、功能,说明原属不同性质的书籍,因大众需要而彼此调整、互相汇合,最终发展成民间所需获取知识的便利管道。但她立论的主要方向是杂字的生活知识,尤其与日用类书的联系,对杂字所触及的民众识字,只略作说明。此外,只涉及不到100种杂字,限制了讨论的深度。24

   包筠雅旨在论述书籍交易而关注到杂字出版,从文本生产流通考察帝国晚期乡村底层的出版销售活动,注意到四堡地区流通的几种杂字促进了民众功能性识字能力的扩散,但研究对象囿于客家方言编辑的几种杂字。25

   总体而言,由于视角不同,以往触及杂字与识字的讨论,无论史料收集广度,抑或讨论深度上均显不足:罗氏重点讨论的是教育机会,包氏侧重的是文本制造,而吴氏则强调与日用类书的关联。值得注意的是,她们的讨论都突出从日常生活的语境理解识字的功用和意义。当前各地发掘出丰富多元的杂字,不但要求对这种文类在明清时期井喷式涌现给出历史解释,而且大量杂字的生产流通也为探讨识字问题至少提供了两个相当独特的视角:从历时性层面以杂字的书籍史为起点,重构杂字的生产流传,把握明清文字下乡的基本历史过程;在共时性角度分析杂字对民众识字能力的影响。

   二、杂字流传与“文字下乡”

   费孝通从功能性角度论述乡民生活中的文字既有缺陷又无必要26,这在一个有文字文明的社会复制了无文字部落社会的形象。27如今回顾当时的各种言论,或需重新考虑乡土中国的“无文字性”。同在江苏,与费孝通调查时间也相近的教育研究者傅葆琛就认为,文字是民众生活必需的工具,不识字将处处受苦:“就我们日常生活说,看报、写信、记账、签名,以及处理一切应用文件,如收条、发票、请帖、对联、合同、契约等,哪一样不需要文字?”28社会学学者还批评《乡土中国》全然不看历史演化,仅以一个时点上的文字难下乡,定格无年代区分的乡土中国。29历史学者则认为,民间文献就是民众与文字联系的产物,应重新解释文字下乡。30

   明初,杨士奇就批判乡间塾师教授童子诵读李贺的《梦天诗》,理由是既为田舍学童,“读此汝无所用,曷如读杂字书得用也”。31万历时,何士晋亦将子弟教授划分层次:“上者,教之作文,取科第功名。……次者,教之杂字柬笺,以便商贾书计。”32清末民初,刘愚生更提示富厚子弟先教“三百千”,再授四书,而贫穷儿童“所教为千字文及四言杂字之类,父兄所求者,不过能识日用字,写柴米油盐账而已。”33以上虽略举数例,但足以表明传统民众并非不需识字,获取日用读写比科举取士更紧要,为达致这一诉求,由来已久的读写实践则是认读杂字。

   进言之,日用所识的字与意欲科举所应识的字未必吻合。塾师邵彬儒称子弟分两等,一为取功名,二为习生理、工艺或务农,但“在经书字为作文章用,未必尽合时宜,世上当行之字,至粗至俗为至紧要,不尽载于四书五经,所以别有杂字相传也”。34这虽是一家之言,却捕捉到识字的脉动,与上文士人看法相互印证:乡民子弟读经书无所助益,反而收录生活常用字的杂字更切适用。杂字流传之广,以致时人虽批评其用途,但亦不得不承认“今之欲识字者,率习四、七言对句杂字诸本”。35然而,杂字类书籍被视为粗陋低俗,甚至连其编者也感慨:“夫杂字者,不敢称书,无非集其所用之字,以备无力多学者取其捷径耳。”36

   明清大量杂字的刊、抄流通,既是用以交换和流通的文本,也是传递文化的载体,具有社会经济史和文化史两个面向。换言之,笔者倡导将物质形态的杂字与精神层次的识字联系起来,探究杂字的生命历程(文本特征、物质形态、认读实践)和社会环境如何生成识字意义。37然而,这种读物在书籍秩序中,为儒者所不齿,故而带有颇多局限,大都只是杂字内容,序跋罕见,编者佚名,刊印不标属地等,从而导致杂字往往是孤立的文本,罕有线索知晓详尽的书史信息。鉴于上述缺憾,在具体讨论时需借助如地方志、社会调查、回忆资料等相关的只言片语,以使杂字流动起来,通过各种寻踪探迹以勾画书籍传播循环圈,由此呈现杂字生产流传影响下的社会文化后果。38

   对杂字的生产而言,要充分利用保留的序跋,这些有限信息直接呈现文本的编者简介,成立过程(其字汇如何选择、参照用书)和创作意图(预期受众、读法教法和编纂目的等)。此外,一些有出版信息的杂字,一般标识刊刻堂号却不具地方,就要利用版刻工具书确定地点,但也需要注意发现其谬误,因不同地域的机构使用相同名号或存在跨地域分号等。因此,要返回杂字本身找寻相关的地方性知识,综合两种信息确认其地点。

   对杂字的流通而言,难以寻觅直接的书商材料,只能采取间接的办法。首先定位受众的构成,这在不同杂字的书名、序跋或相关人物的回忆性叙述中有所呈现。其次追问传播途径和流通数量,从部分杂字后附经销广告,辅之以历代出版史材料,发现其销售途径和模式。至于流通量主要考虑印次情况、手抄流通情形,可反映杂字流通的地域特征和普遍性状况。再次考虑的是受众购买能力,既要利用杂字的形态——大小、字体、用纸、篇幅等,从侧面讨论价格问题,又要利用直接的书单和其他类型的书价(特别是区分定价与实际售价),乃至相关的米价、物价进行比较。

   通过这些讨论,可以对收集到的成规模数量的杂字进行流传时空的分析:探讨杂字的编写纂述、受众群体和流通情形,重点是呈现不同地域杂字的刊印传抄状况、市场流通层级、价格区间和销售方式,以期揭示杂字主要受众的面貌。这些杂字的扩展,尤其是数量、种类大增和出版地点的变动情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下层民众文字知识的图景。

不过,书史研究最棘手的是如何检验最具关键性的提问——书籍对社会的文化作用与影响。为了回应这个核心议题,罗杰·夏蒂埃(RogerChartier)从“文本社会学”中找到交集并从中汲取养分:书籍印刷形式本身就是直接的、有意义的——不同的版本、字体和排版都会导致不同的阅读感受。39杂字受众往往是历史中的失语群体,他们不会留下认读的描述,最多只在杂字的封面用稚嫩笔法写下名字,抑或名字+号(置、书、备)等以示对书籍的拥有,或名字+买(记、抄)表达书籍之获取,或名字+习字(读书、习读、诵读、诵记、念)等表示使用方式。这些条目虽短得可怜,却表明书籍真正被使用过。当然,要是足够幸运,社会调查或民族志偶有蛛丝马迹。杨懋春对山东台头村的观察指出,孩童除了明白杂字外,几乎不能理解其他读物,在开封相国寺对流动民众的随机调查也发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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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安徽史学. 20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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