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胜: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1 次 更新时间:2021-09-20 14: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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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胜  

  

王立胜,1963年1月生,山东莒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兼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副理事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主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区域发展问题、民族问题、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等研究。

  

   摘  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表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结晶。从哲学原则的高度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可能和必需,其内在根据在于实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形式与内容相统一、过程与结果相统一。在“五个相统一”的基础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和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我主张”,为奋进新时代提供理论支撑、哲学智慧。

   关键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道路;“五个相统一”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正是由于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反思、总结已不能再停留于简单的经验性归纳,而是需要上升到学理层面予以把握。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开始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领域中郑重登场。笔者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论纲》中认为:“历史和现实都要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新的系统的理论概括,提炼更具标识性的概念范畴。”(王立胜、周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标识性概念凸显出来,引起学界的重视和关注。从学理高度全面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步,必然要为这一概念的出场“清理地基”,即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问题。事实上,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成果及中国发展成就的学理性总结,又是从理论上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合法性、先进性进行证明,从而提出和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我主张”。

  

   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真正的哲学理论,一方面,借助马克思主义真理,可以深刻分析特定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及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它能够上升为一种普遍性的理论,对不同的对象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历史影响。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理论,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理论,都是从某种特殊性出发去求解普遍性问题的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可能,其第一个重要根据就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直面人类问题、将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起来的真正的哲学理论。

   首先,就普遍性的方面来说,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不仅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而且也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分析中“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601页)马克思通过历史唯物主义,解决了哲学基本问题,从而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不仅对人类历史的整体性发展规律进行了把握,认识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构成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同时马克思也把握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与斗争是其固有的特殊规律。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殖民行为,掠夺原料,倾销商品,不断扩大生产规模。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客观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发展造就了反对他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越发展,无产阶级也就越发展。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贯穿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始终,并推动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最终走向消亡。

   虽然相较于人类历史的长时段而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规律可以被称为“特殊的运动规律”,但如果将目光聚焦在当代这一时代背景上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成为了在世界范围内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因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判断实际上构成了对当今时代的普遍性把握。在马克思逝世之后,资本主义社会仍在继续发展,虽然其外在形态发生了一定变化,当今社会已经由马克思所处的工业社会进入到后工业社会,但事实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实质依然没有超出马克思的基本判断。随着全球资本力量的发展壮大,不仅促进了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而且当代人类所面临的如生态环境被破坏、严重的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平等等问题,实际上也都能在资本的逻辑中找到答案。在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剩余价值,资本家积累社会财富进行资本集中,当资本集中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垄断,以获取高额利润。垄断增加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工人与资本家都成为取得剩余价值的工具。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5页)这说明资本造成了人的全面异化。同时在全球化的框架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全球进行扩张,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一直掌握着话语权,他们借助互联网等新兴传媒工具加大对非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企图实现利用意识形态控制其他国家的目的。西方国家不承认文明的多样性,鼓吹西方的“普世价值”,以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为绝对标准来衡量其他国家,使人类文明的多样性遭到严重破坏。总的来说,当今时代人类所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依然是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逻辑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奴役、控制所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其次,从特殊性的方面来说,尽管资本逻辑问题是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普遍性问题,但要想真实地超越资本的逻辑并不能仅仅诉诸于一种单纯的普遍性研究。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只就形式方面去看普遍,把它与特殊并列起来,那么普遍自身也就会降为某种特殊的东西。”(黑格尔,1980年,第55页)要想超越抽象的普遍性这一层次,将对资本逻辑的超越上升到具体概念这一层次的话,就必然要进入到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这一环节超越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抽象对立,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民族的特殊性问题与世界的普遍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是统一的。”(李俊文)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其存在依据。张本在《关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兼与徐崇温同志商榷》中认为:“我们说的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主要就是指西方国家的这种具有本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说西方存在另一种马克思主义。”(张本)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接受马克思的方法,接受马克思对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普遍性问题的基本判断。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所立足的不是一个抽象的普遍性的人类社会,而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殊的现实社会状况,所关注的是西方国家的具体实践,是对西方社会所存在的问题的理论回答。针对不同时代的不同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题各不相同。20世纪20—30年代,欧洲共产党对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进行总结,并反思了西方国家革命失败的教训,西方马克思主义初步形成;20世纪30—60年代末,出现了用各种西方社会思潮补充马克思主义的状况,对发达工业文明进行批判;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多元化发展,对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进行批判。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是可能的。

   作为对现实关照的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具有相同的可能性。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以及马克思主义对现代社会的基本判断,试图探索并回答的同样是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普遍性问题;另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立足于中国这一特殊的社会现实而形成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进行了无数抗争,但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这些抗争最终都失败了。“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习近平,2021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从此中国人民找到了救亡图存的正确道路。在革命的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找到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正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才能不断取得成功。这就意味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一种对抽象的普遍性原则进行泛泛而谈的理论,而是立足中国社会现实,将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具体理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概念是可以成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直面人类问题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真正的哲学理论。

  

   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哲学是“思想中把握的时代”,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理论都不是建立在纯粹幻想基础之上的空中楼阁,而是对人类社会现实的深层反思与理论表征。任何一种哲学都不能超出它所在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黑格尔,1961年,第12页)一方面,“理论是思想中的现实。任何重大的理论问题都源于重大的现实问题,任何重大的现实问题都深层地蕴含重大的理论问题”。(孙正聿)人类实践的不断发展必然会不断催生出新的理论,而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只有建立在人类实践活动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的基础之上,才能成为一种真正的哲学理论。另一方面,哲学作为“文明的活的灵魂”,它不仅能够反思和表征时代精神,同时也能够进一步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从而以理论引领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从这一角度来说,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理论都是处于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之中的。不能将理论与实践割裂开来,仅仅重视理论而忽视实践就会导致教条主义的错误;片面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而轻视理论的重要作用就会导致经验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其他一切旧哲学,就在于它以实践为基础。马克思首先颠覆了传统形而上学,取消了世界的二重化,将哲学研究的主题从传统形而上学扭转到现实的生活世界,认为世界是现实的人活动的结果。马克思以实践作为新唯物主义的基础,使哲学研究的主题由解释世界转换为改变世界。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页)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要植根于人民的现实生活,直面现实问题,马克思讲,“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同上,第75页)。只有面向中国问题,找到中国问题的症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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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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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1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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