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潇骁:过渡的家:泰北华商合与分的家庭策略与家族企业经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2 次 更新时间:2021-09-18 09: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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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潇骁  

   【内容提要】 海外华人家族企业的巨大经济成就引来了世界的目光,其中家族企业如何成功接班传承成为学者们特别关注的话题。分家是家族企业传承过程中的关键,对于经营中小规模家族企业的海外华商家庭来说,分家既是其家庭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家族企业经营和发展的重要策略。然而,针对华商家族企业的分家实践策略,特别是如何通过分家的具体实践使家庭生活与家族企业的经营、转型和传承相互适应的微观研究却相对较少。本文以泰北中产华商的中小型家族企业的分家为例,试图探讨在个体、家庭、企业、社会等多种因素的交织影响下,中产华商家庭如何在分家的实践策略中,通过分与合的实践策略,形成多元的过渡家庭形态,实现理想家庭与现实生活中个人选择、家庭关系和商业经营的平衡。

   【关键词】 分家,家族企业,家庭策略,海外华人

  

   海外华人家族企业的巨大经济成就引来了世界的目光,成为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储小平,2000)。目前,学界从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出发对中国(含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和海外的华人家族企业开展了丰富的研究。管理学和经济学多将家族企业视为经济主体存在,研究主要针对家族企业成长和发展的内部管理问题(魏志华,2013);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则多将其视为历史、文化、政治或经济的过程,主要从家族主义、组织制度、实践策略这三方面探讨家庭与企业经营的关系。

   在家族主义方面,华人家族企业与华人家族主义是否有关一直备受争论。一部分学者认为海外华人家族商业组织的发展并非只是包括家族主义在内的传统儒家文化作用的结果(Greenhalgh, 1994;Li, 2000:269;陈志明,2012:188),而主要是移民历史、全球经济和族群政治之下的产物(Lim, 1983:245)。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前述观点过分注重经济与政治的因素,强调华人家族主义及其文化传统并未失去生命力,依然在家族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重要作用(Wong, 1985;孙治本,1995;周大鸣、田絮崖,2015),他们系统研究了家族主义的不同内容,如世袭制、亲属原则和关系主义等,对家族企业经营的影响(黄光国,1988;陈艳云、刘林平,1998;雷丁,2009:40-118)。

   在组织制度方面,学者认为华人将家族的结构形态与运作原则推广至家族企业的组织制度中(杨国枢,1998:19-59)。学者对华人家族企业在成员构成、组织形态、经营权和所有权安排、经营模式、接班传承等方面的家族经营模式和风格所受影响进行了讨论,虽然经营结构日趋多元化,但华人家族企业仍具有家长制领导、经营权和所有权融合、依赖关系网络等特征(高延,1996;龙登高,1998;陈介玄,1995:119-248;雷丁,2009:96-185)。不过,家族企业的组织制度并非一成不变,经营环境的改变、企业成长的阶段、家庭成员的个人因素等都将对其产生影响(陈凌、王河森,2011)。

   第三类研究则主要对华人家族企业具体个案的实践策略进行了讨论。学者们在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华商(吴燕和,1982)、台北的成衣制造商(柯志明,1993)、温州乡村的塑料和印刷品制造商(朱秋霞,1998)、印度加尔各答的华人皮革制造商(欧爱玲,2013)、印尼特尔纳特岛商业街的华商(童莹,2016)、西双版纳傣族园旅游从业者(黄锋、保继刚,2019)的研究中,探讨了家庭如何调试家庭结构和亲属关系、劳动分工、居住方式、分家等方面以适应家族企业的经营。

   在以上关于华人家族企业经营与家庭的研究中,家族企业如何成功地接班传承成为学者们特别关注的话题。分家是家族企业传承过程中的关键,但对华人家庭的分家实践策略,特别是如何通过分家的具体实践,使家庭生活与家族企业的经营、转型和传承相互适应的微观研究相对较少。同时,分家的方式并非一成不变,它会随着特定的时代背景、社会文化环境、企业成长阶段、企业规模大小、管理模式、经营理念等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例如,中小型家族企业在分家时更注重兼顾家庭生活与商业经营;企业规模较大的家族企业,在分家时则大多依照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因此,应以动态的视角关注家族企业组织制度的多元化和演变过程。

   笔者在泰国清迈府清迈县开展田野调查时①观察到,对于经营着中小规模家族企业的清迈华商家庭来说,分家既是其家庭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家族企业经营和发展的重要策略,深刻影响其家族企业的生命周期,可以说,是探讨家庭与商业经营的衔接点。研究海外华商的分家,不仅可以观察分家对家族企业经营和传承的影响,还能为中国家族企业未来的分家和经营提供理论和实践的参考。

   本文的研究对象便是泰北清迈府清迈县的中产华商②,他们经营着在泰国监管部门注册登记的中小型家族企业,主要涉及金铺、食品加工厂、保险中介公司、酒店、商场等。本研究以中产华商家族企业的分家为例,在系统梳理中产华商家庭第二代和第三代的一般分家方式及形成的家庭过渡形态的基础上,从居住方式安排与家族企业空间结构、子女生计方式选择与商业经营、家族企业所有权分配与企业传承三方面分析中产华商分家和家族企业经营间的相互关系,试图探讨在个体、家庭、企业、社会等多种因素的交织影响下,中产华商家庭如何在分家的实践策略中,通过过渡的家庭形态、分与合的实践策略实现理想家庭与现实生活中个人选择、家庭关系和商业经营的平衡。

   一、一般的分家方式及家的过渡形态的形成

   家的观念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中国传统社会有其理想化的家庭模式,并逐渐形成了对同居共财的大家庭模式的追求。但实际上,大家族、联合家族等都是汉民族对家族形态的一种理想而已(麻国庆,1999a:22-23)。费孝通认为此种大家庭在中国并不通行,充其量也只是在乡绅阶层较为流行(费孝通,1988:459)。随着工业化与都市化的发展,大家庭逐渐解体,核心家庭得到发展。我国人口迁移、生育、养老保障和住房等制度的实施和变化也导致了家庭户小型化格局(王跃生,2020)。根据2014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全国组织开展的中国家庭发展追踪调查,我国家庭发展呈现户规模小型化、结构核心化、居住形态多样化的特点(国家卫生计生委家庭司,2015:20-24),中产家庭的实际家庭户规模仅为2.53人(张翼,2015:81)。

   泰国家庭也同样面临小型化和代际关系简单化的趋势。2010年泰国统计局在全国开展的调查显示,泰国家庭户平均规模为3.1人,其中农村家庭户平均规模为2.9人,城镇家庭户平均规模为3.4人(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 2011)。家庭平均规模自1980年以来迅速降低,从1980年的5.2人,降至2010年的3.1人(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 2011)。与家庭小型化相伴的,是老年人和子女对自我隐私的日益重视,对独立需求的提升,以及老年人独居比例的提高(Knodel & Chayovan, 1997)。

   然而,与中国和泰国家庭小型化、代际关系简单化相对的是,清迈中产华商家庭仍然以大家庭为理想模式。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华人从中国东南沿海“下南洋”经曼谷北上落脚于泰北清迈,并入籍泰国。经过第一代的艰苦创业和第二代的顺势发展与转变,这一批清迈的华人家庭如今大多经营着中小规模的家族企业。2015年7月,笔者到泰国第二大城市清迈府清迈县开始有关华商的田野调查。刚接触时,笔者发现清迈县的华商似乎多为联合家庭,即儿子婚后仍与父母和兄弟的家庭同居,女儿婚后则与丈夫家同居,这与中国国内年轻一代婚后迅速分家(阎云翔,2006:161),以及泰国“两可居”的居住模式(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 2018;Knodel & Chayovan, 1997),显得十分不同。实际上,这种居住模式也是华人自认为与泰人相区别的重要身份特征。但随着田野调查的深入,笔者发现华商家庭不能以联合家庭简单概括,实际上其内部对家庭财产、生计方式和家族企业进行了不同方式的分配。同时,他们受到泰人家庭观念和现代化的影响,分家习俗亦发生了变迁,形成了形态各异的家庭。因而,需要首先讨论其分家的一般方式和形态。

   早期研究中国农村分家的学者们倾向于将分产、分灶、家计独立或举行分家仪式等某一因素作为分家的标志,在当时以农业为主的农村地区往往也有清晰的家庭分合界限(Gallin, 1966;庄英章,1971;Cohen,1976;Harrell, 1982)。到20世纪80年代,农村家庭分合的界限变得似乎越来越模糊,学者们认识到分家并不是一次性或某一特定时间的事件,而应是一个长期性过程,逐渐分炊、家计独立、分家产,而至各题祖宗牌位,过程中也存在着过渡形态(费孝通,1982;王崧兴,1986:127-128;胡台丽,1991)。改革开放后又出现了新的分家模式,即家庭财产在数次分家的过程中被逐步瓜分,每次分家时离开的儿子都只带走部分家产,被称为“系列分家”(Cohen, 1992;闫云翔,2006:164-168)。同时,是否分家不仅要从经济的角度去考虑,还应从社会的角度去考虑(麻国庆,1999b:114)。

   以往有关海外华人家庭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研究发现海外华人多存在“两头家”(葛学溥,2006;陈达,1938;曾少聪,1999;曹云华,2001)和一夫多妻现象(傅利曼,1985;Bao, 2008),但是对如何在子女间,乃至不同妻子所生的子女间进行资产分配的研究,尤其是涉及企业经营家庭的分家研究,并不多见。较为特别者,是吴燕和(David Y. H. Wu)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华人的研究中对亲属关系与华人商业成功的讨论(吴燕和,1982)和欧爱玲(Ellen Oxfeld)在印度塔坝华人的家庭与其制革企业的研究中对其分家的研究(欧爱玲,2013),但两者对海外华商家庭如何在财产、家计、居住方式等方面进行分家,以及如何通过分与合的家庭策略,实现家庭关系与商业经营相互适应的讨论相对较少。研究海外华人家族企业的分家,还可以从分家与家族企业的关系、分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两方面对现有的中国分家研究进行补充和反思。

   以往的分家研究中曾指出分家包括分灶或居住独立、分田或家计独立、分家产、各题祖宗牌位等四个步骤,华商的分家也包含了以上四个部分的内容,但又因其经商为主的生计方式和社会环境而产生了变化。清迈中产华商经过两代人的经营大多积累了丰厚的家庭财产,购置了多套相邻的房产或购入面积较大的土地修建住房以供家人共同居住。因此,对于清迈华商来说,分家需要对多种类型的家庭财产进行分割,会经历较为漫长的分家过程,其间形成多种过渡的家庭形态。下面我们以许秀清家庭的分家为例进行讨论。

   许秀清是第二代潮州籍华人,现已七十多岁。许秀清夫妇在清迈县的市场中经营着一家金行,育有四子一女(如图1所示),并在县中心外的西北处当时还算城郊的地方购买了半莱③地,修了一栋楼供一家七口和佣人居住。随着孩子们逐渐长大,工作,成家,夫妇俩也开始着手安排他们的住所和生计方式。

然而,孩子们的个人意愿与现实情况打乱了他们原本试图联合儿子们扩大金店以及共同居住的愿望,他们不得不综合考虑,进行分家。大儿子完成学业后,不愿到金店工作,并向父母争取资产创业和独立生活,许秀清和丈夫拗不过,便将金铺和其他家产折算后,分了其中的六分之一给他。不料大儿子经营不善,亏掉了本金,又向父母求了个金铺门口的空地摆摊,卖点杂货,但也因此与家人的关系相对疏远了。待二儿子和三儿子结婚后,原来的住房显得拥挤起来,许秀清夫妇为了平衡大家庭的理想状态和住在一起可能带来的不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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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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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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