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访问东南亚并就南海局势表态，使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再次引起国际舆论关注。南海是连接两洋三大洲最便捷的水道和全球最繁忙的重要航运通道之一，同时又面临诸多传统、非传统安全挑战。地缘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海上安全态势的复杂性、区域海洋资源开发与利用可持续的艰巨性，三大因素决定了以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抓手，把南海建成以“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为显著特征的共同家园的特殊性和紧迫性。

近十年来，南海地缘政治局势的复杂性日益显现，海洋权益之争、海洋资源争夺、航道控制和制海权之争，林林总总诸多因素错综复杂。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大国竞争，以外部力量介入为特征的大国博弈，因为美国全面介入南海问题和推行“集团式对抗”而愈演愈烈；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法国乃至加拿大等越来越多域外国家的介入使南海渐渐成为新一轮全球海洋政治权力斗争的热点地区；南海有关争议也因某些争端国的单方面措施和行动而日渐国际化，涉南海问题的“法理战”“规则战”也趋于白热化。与传统安全挑战相伴而生的是海洋环保、航道安全、海上搜救、渔业资源保护等区域海洋治理公共产品长期“供应不足”的问题暴露无遗。

笔者以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奉行海洋霸权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以及某些声索国排他性、狭隘的国家利益观是导致长期以来南海形势动荡不安、海上问题层出不穷的根源所在。

海洋命运共同体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海洋安全观，是对应美国等国家在南海推行霸权主义，谋求自身绝对安全，强化军事同盟，建立势力范围，维护所谓的盟友安全，以其他国家特别是非美国盟友的安全利益为代价的有效途径，也是破解当前南海安全困境的不二选择。

当前南海合作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也面临一些挑战，现实海上合作状况是“双边多于多边，传统领域多于非传统领域，倡议多落实少”。

一方面，争端国间积极开展分歧和危机管控，包括政府间双边对话磋商，如中菲2017年建立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同时，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南海行为准则”（以下简称“准则”）磋商、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下简称《宣言》）高官会等机制，积极维护南海形势稳定，提升本地区安全领域的合作水平。

另一方面，2002年《宣言》签订后，中国与东盟国家围绕如何推进海上合作进行了数十个回合的双多边谈判，取得一定前期收获，但总的来讲进展并不十分顺利。争端国间对海洋环保、渔业资源养护、维护航道安全等领域存在广泛共同利益基础，但部分国家缺乏与中国相向而行的政治意愿、国内政治因素及域外国家干扰等使南海合作陷于“有共识、难落实”的困境。

从易起步、可操作的视角考量，当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推动在南海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取得突破。

第一，构建能引领未来全球海洋合作与治理的南海地区海洋秩序。共商共建区域规则体系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必要前提和共同诉求，也是从制度上创设确保南海和平稳定的定海神针。因此，中国与东盟国家应共同致力于推进“准则”磋商，并以此为契机构建以规则为基础的南海地区新秩序。

第二，以成果为导向，建立南海区域海洋治理机制。中国与东盟国家应尝试在争议区和非争议的环保、科研、航道安全、搜救等各领域建立涵盖各层级的区域合作制度，通过适时倡议商签“南海环保公约”和按照“主张最小化、合作最大化”思路，对南海海洋环境治理做出切实可行的制度性安排。此外，南海沿岸国也可从顶层制度设计、体制机制建设、设施部署与共享入手，把建立旨在维护南海航道和海事安全的区域人道救援机制作为优先议程予以推进落实，以解决当前互信不足、机制缺失和搜救能力滞后的紧迫课题。

第三，聚焦南海海洋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南海沿岸国应在《宣言》框架下分阶段就南海海洋可持续开发利用做出区域性制度安排，通过设立南海渔业资源调查专项，建立区域共享、用于资源保护和研究的数据库，建立保护区、开展定期休渔、渔业执法合作，在分享信息、统一执法标准的基础上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IUU）捕鱼活动。与此同时，借助新技术革命的动力推动产业升级、渔民转产转业等多种途径,构筑南海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利用的长效机制。

南海问题由来已久，既敏感又复杂，涉及国家和岛礁数量之多、海域范围之广为当今世界绝无仅有。正因如此，中国与东盟国家应以南海作为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的“试验田”，从而真正把南海建成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与共享繁荣的合作之海。

吴士存，中国南海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东南亚南海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

原文发表于：《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