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月13日上午，北京火车站红旗招展、人潮如海；鼎沸的声浪中夹杂着一片哭泣声（史铁生《病隙碎笔》中亦写道：“我记得临行时车站上有很多哭声，绝非‘满怀豪情’可以概括。”）。一群青少年正在站台上向前来送行的亲友告别，这其中就有刚满18岁的史铁生和15岁的我。随着汽笛的长鸣，我们坐在不同的列车中，向遥远的陕北进发，一起奔赴那“广阔天地”。共同的经历使我能更深地感受史铁生的“遥远的清平湾”，也更能认识他个人道路的坎坷。

　　 如果没有插队，没有在农村染上疾病（在本文中，会较多使用“如果”这个词，以探讨命运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史铁生也不会成为后来的史铁生。黄土高原上的劳动是艰苦的，当地老乡就把耕作说成是“下苦”，并称自己为“下苦人”，史铁生作品中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这对于习惯于大城市舒适生活、身体娇嫩的知青来说，无疑是一种严峻的考验。不仅是意志的考验，也是体力的考验。史铁生的意志当然是没有问题的，遗憾的是身体出现了问题：因脊髓受损伤而引起腰腿疼痛。如果史铁生当时马上申请“病退”回北京，事情就不会发展到更为严重的地步。因为回京后可以得到治疗，使病情好转，也可避免繁重的体力劳动对身体造成进一步损害。按照北京市政府的知青政策，患病的知青可以以“病退”的方式回北京。虽然上面号召知青“扎根农村一辈子”，但是很少有知青真正这样想。所以有些健康的知青也想方设法“病退”，例如开假的诊断证明、装疯、装病，甚至自残（当然是轻度自残，以免付出太大的代价）。有门路的知青则不用如此费劲，一些干部子弟或直接调回北京，或“走后门”当兵、以军队为跳板回京。

　　 1971年，我们公社革委会（相当于现在的乡政府）举办知青学习班，重点批判知青怕苦怕累、不安心农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一名干部子弟因在给朋友的信中诅咒陕北是“春风不度的鬼门关”而受到缺席批判。后来我们才得知，正在我们义正词严地对他大张挞伐之时，这位知青已乘上飞机，飞回北京，匆忙得连行李都没有带。他能顺利地跳出“苦海”，完全是因为其父得到平反，恢复高官原职。

　　 史铁生尽管不能“走后门”离开农村，也不会不择手段逃离陕北，但是以正常渠道回京应该是可以的，可惜他没有这样做。这主要是他当时对病情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以为只是坐骨神经疼，或是腰肌劳损。也许还有一点，是他可能并没有把陕北看作是“春风不度的鬼门关”，而是把它视为“世外桃源”。他看到乡亲们辛勤的劳作中也有诙谐和欢笑，并把人们挥汗如雨的劳作描绘成一幅从容、有节奏的动人画面。“那情景几乎使我忘记自己是生活在哪个世纪，默默地想着人类遥远而漫长的历史。人类好像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精神的畅想抵消了史铁生身体上的苦痛，让他并不急于告别陕北。

　　 善良的陕北老乡心疼史铁生，照顾他，让他干较轻的活——喂牛和放牛，这让史铁生心里充满感激。在陕北，唯一能代替人力的牛被乡亲们视为宝贝，喂牛又是一项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不是任何人都能胜任的。老乡把喂牛这样机要的工作交给他这个初到农村的小青年，充分说明对他的信任。孰料，这出于好意的安排，反而加重了他的病情。这完全是一场意外，在一次山野放牛时，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引起史铁生持续高烧，结果就卧床不起，稍稍缓解后也难以正常行走。如果史铁生在发病时能得到救治，起码及时退烧，或许不一定使病情发展到不可扭转的地步。可惜当地的医疗状况不能满足这种急迫需要——既无“120”系统，也无基本的急救设施。

　　 如果史铁生有特殊的背景，也能及时获得救助。例如我们县曾经历两次特殊的空中“120”行动。一次是几名高干子弟被严重烧伤后，其同伴直接打电话给中南海，空军的直升机马上将伤员接回北京；第二次是一名知青“模范”人物不慎摔断腿，北京市派直升机降临黄土高原。但史铁生当然是不可能享受这种特殊待遇的。

　　 于是治病就这样被耽误了。他不得不在1972年告别陕北，真正“病退”回北京。

　　 史铁生曾对我说，他一生中的一大遗憾就是没能上大学，要不是因为那场倒霉的病，他肯定会像我一样在1977年考上大学。虽然农村生活也给我带来不少疾病，例如淋巴结核、风湿热等等，但是毕竟没有像史铁生的病那样可怕。我等到了恢复高考那一天，所以后来的生活道路也要比他顺利得多。史铁生还说，他若参加高考，一定会报考英语专业，因为他在学校时英语成绩很好，本人也喜欢英语。我想，那不是太屈才了吗，如果史铁生不成为文学大师，而是从事其他行业，哪怕是很好的职业，无论对他个人，还是对中国文学都将是一大遗憾。

　　 史铁生初回北京后的几年，几乎就是在痛苦中挣扎。希望与绝望、生与死的抉择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人们一般喜欢引用《我与地坛》中的那句名言：“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似乎史铁生有着超然于生死的天性。但人们未必知道，他这份迎接死亡的宣言看似洒脱，却是经历了多少痛苦思考才做出的。我不知道史铁生有多少次试图赴死，但我知道他比绝大多数病人都饱受选择生死的艰难。

　　 史铁生回京后马上住进友谊医院，是在他父亲的搀扶下艰难地走进医院的。当时他曾暗中发誓：“要么好，要么死，一定不再这样走出来。”没想到一年之后却是被人抬着出院。为什么没治好病也没去死呢？其中原因很多，一是天使般的大夫的挽救。一位王主任和一名护士长两次将他从死神那里“抢下来”，王主任后来劝他看书，说：“人活一天就不要白活。”这句话给他指出一条活的路，让他慢慢地做些事，于是慢慢有了活的兴致和价值感。还有就是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史铁生说：“我没死，全靠了友谊。”朋友们鼓励他，不时给他带来欢乐和对新生活的期待。（《我二十一岁那年》）

　　 出院后的史铁生成了“待业青年”，前途无望；他母亲不甘心放弃，多次尝试治疗均以失败告终，也引起他的烦恼。于是他经常失魂落魄地跑到家附近的地坛公园，不断地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地坛的苍凉与宁谧让史铁生躁动的心安静下来，让他暂别外界的纷扰，沉迷于精神的畅想、与大自然的交流。静下心来的他，也能通过观察地坛的人与事思考尘世生活。

　　 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洁净的世界里，他找到了灵魂的支柱——上帝（这个概念并非狭义的、具体的“上帝”）。他不停地与上帝对话，终于在上帝的感召下，使精神得到升华。不幸的史铁生因幸运地走进地坛而选择了生路。“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若换作人潮密集的北海、颐和园等名胜景区，即便有动人的美景，也不能符合史铁生的需要。“因为这园子，我常感恩于自己的命运。”

　　 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如何活的问题了。这期间他母亲不断到劳动局低声下气地为儿子申请正式工作，但每次都遭遇冷漠的拒绝。不得已他到一家街道工厂去做临时工，工资好像是每月15元，仅能糊口。这种糟糕的境遇让史铁生痛苦不堪。因为他不是一般的病人，而是残疾人；却恰恰又是一个追求崇高感和优美感的人。在当时的中国，“人的尊严”还是个陌生的字眼，至于残疾人的尊严就更无从谈起。且不说处处遭受白眼是寻常之事，更有人肆无忌惮地当众讥笑、嘲弄。有人嘲笑他，他说他恨不得抱着炸药包冲过去，与之同归于尽。少数人善意的同情和怜悯，更令有着高贵品格的他难以忍受。找不到正式和体面的工作，只能和一些没文化的老弱病残者为伍，以画彩蛋这种简单劳动为生。从史铁生作品中描绘的阴暗破旧的工作场所、低俗的氛围，即可看出他对自己当时状况的不满甚至痛恨。

　　 为了有尊严地活着，他必须找一个体面的职业。

　　 起初史铁生试图走外语翻译这条路，但是当时的中国尚未改革开放，对外交流没有展开，这条路显然行不通。于是在朋友的劝说下，他改投文学门下：“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疾人救出困境。”“为什么要写作呢？作家是两个被人看重的字，这谁都知道。为了让那个躲在园子深处坐轮椅的人，有朝一日在别人眼里也稍微有点光彩，在众人眼里也能有个位置，哪怕那时再去死呢也就多少说得过去了。”（《我与地坛》）

　　 选择了写作的道路是一方面，是否具备写作的能力还没有把握。别人质疑他学历不高，也不像正常人一样可以“体验生活”，如何能够写作？

　　 幸运的是，上帝给了他超凡的文学天赋：简洁优美的语言、敏锐的感受力、丰富的想象力等等一切，再加上对生命、对命运独特而深邃的思考，最终成就了一个伟大作家史铁生。他的作品取得一连串的成功：《午餐半小时》和《爱情的命运》通过西北大学中文系学生刊物《希望》杂志问世，史铁生说这是他作品第一次变成铅字。《午餐半小时》后为《花城》转载。《兄弟》和《没有太阳的角落》在北京的民间文学刊物《今天》首发，而后为《青年文学》和《花城》转载。随后，《遥远的清平湾》、《我与地坛》及其后的作品相继问世，引起轰动，更奠定了他在当代文坛的地位。

　　 史铁生说他的作品是在《希望》上最早变成铅字的，由此与西北大学结下不解之缘。我们西大同学，尤其是77级的，把史铁生视为校友。更巧的是，史铁生的夫人——陈希米也是我的校友，在校时我们已有较多来往。她是数学系的，而我是历史系的，是同一级。虽然隔行如隔山，当时文科与理科学生交往并不多，但对陈希米来说却是一个例外。她经常跑到我们宿舍聊天，和我们班的几个同学成了朋友。这是因为她的知识面广，所以乐于搞“跨学科”的交流。希米调到北京后，能够在华夏出版社做文史编辑，并升任编辑室主任，就充分证明了她文史知识的丰富。后来我的一些书评得到他们夫妇的欣赏，陈希米给我寄了不少她编辑的书，有时也让我写写书评，于是关系更加密切。此是后话。

　　 正当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命运又跟史铁生开了个大玩笑：由慢性肾病发展为可怕的尿毒症，这无异于雪上加霜。虽然四肢健全的人也会患尿毒症，但是史铁生的新病却是由老病引起的：因为身躯长期弯曲、不能正常排泄，尿液中的毒素难以及时排出，严重损伤肾功能。史铁生不得不靠血液透析维持生命。最初每周两次（一般病人都是这样），后来因病情加重增加到每周三次。每次透析四个半小时，对一般人来说可能并没有那么大损害，但史铁生因为体质太弱，回到家中已是筋疲力尽，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这些还能够忍受，最重要的问题是昂贵的医药费如何解决。史铁生在《病隙碎笔》中说，不少病人因没有钱而只得等死。有钱和没钱，竟然成了生与死的界线。幸运的是史铁生因“有钱”而被留在了“活”的这一边。这个幸运来自朋友的帮助和他作家的身份。最初是朋友们为他筹集医疗费，后来考虑这不是长久之计，便向有关方面申请资助，后来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向东城区、朝阳区、北京残联、北京作协募集解决，2008年正式成为北京市专业作家，年底开始由北京市文联报销透析费、医药费。

这样看来，当初选择写作对他生活的意义多么重要：不仅创造了辉煌的成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