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中:论二十世纪中国的易学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6 次 更新时间:2021-09-10 15: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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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庆中  
乃在诸家辑著的基础上,本着搜集佚文,比较分析,综合考证,记述撰者的指导原则,对“其未辑者增之,漏辑者补之,误辑者正之,赘辑者删之,误次者乙之”。被其师高明先生誉之为:“本诸经传而辨其得失,较之它注而理其派别,又由异文之比观而探索其底本,由佚文之分析而综察其内容,由论述之参稽而考证其思想,由史志之记载而详审其情实;言必有据,理不虚发,故其所得更非诸家之所能乞及。”

   八十年代崛起的黄沛荣先生近年来颇为活跃。尤其在帛书《周易》的研究方面用功最著。曾撰有《马王堆帛书易经六十四卦的重卦和卦序问题》、《马王堆帛书<系辞传>校读》等论文,并出版有《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周易彖象传义理探微》等书。黄先生研究易学,既注重文字训诂,又注重义理贯通,颇有特色。另外,黄先生十分注意积极回应大陆学者的易学研究,在及时把握大陆易学研究进况的同时,亦撰文与大陆学者商榷沟通。

   其他如南怀瑾的《周易今注今译》,严零峰的《无求备斋易学论集》,林汉仕的《易传综理》、《易传评诂》,李汉三的《周易卦爻辞释义》等也都十分重视从文献考证的角度研究《周易》。

   总之,台岛学者在易学文献的辑佚、考证方面成绩较为突出。而由于从事这一方面工作的学者多出于屈万里、高明等经学家之门下,又多是执教于高等学府之中文系的教师,所以,台岛的易学文献的辑佚、考证等研究,经学味道甚浓。

   (2) 易学史的研究

   台岛的易学史研究起步较早,五十年代便已开始。主要表现在对易学史的疏理,和对历代易学家的专题研究。在这方面作出开拓性工作的是高怀民先生。高先生著《先秦易学史》、《两汉易学史》各一册。前者乃考证先秦易学之专书,论及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之易学盖观,及其发展之详情。后者则主要考证两汉易学之情状,论及两汉易学之传承、正伪、义理、象数乃至于占验等。高先生长于考据,对古史辨派的易学观点颇有驳难。高先生还通晓中西哲学,对《周易》中的哲学思想也十分重视,撰有《大易思想》、《大易哲学论》、《<易经>哲学的人类文明之道》等。

   戴君仁撰作于六十年代初期的《谈易》,也是一部系统疏理中国易学史的著作。此文从一九六0年一月至一九六一年八月,分十次连载于《民主评论》,内容涉及《易传》与道家、汉代易学、王弼易学、宋代图书之学、伊川易学等。

   徐芹庭的《两汉十六家易说阐微》、《魏晋七家易学之研究》,简博贤的《魏晋四家易研究》等,既具有断代史的性质,又具有人物专题史的性质。如徐芹庭的《魏晋七家易学之研究》,专门对姚信、蜀才、翟元、王肃、董遇、何晏、向秀七家易学进行研究。评述各家对易学的贡献;收集各家易注的辑本,比较其异同,厘正其谬误,并集各家著述以增补其佚文;考证各家易学渊源及家法,以纠正前人的错误;评述各家易学对后世的影响;评述各家易学的价值与特色;评述各家之易例,进而考前人之误说;就各家之注进行疏解;制作图表;探讨并商榷易注等。另外徐先生尚著有《易来氏学》等易学专著。

   简博贤的《魏晋四家易研究》,专门对虞翻,王弼,蜀才,干宝等四家的易学进行研究。如其对虞翻易学的研究,则从“虞氏易的特色”,“虞翻的传略及其著作”,“虞氏易之发明及其辩证”,“虞氏易大义——卦变”,“互体说”,“纳甲说”,“虞氏逸象”等七个方面予以讨论。对于其它三家,也分别从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曾春海的《朱子易学探微》、《王船山易学探微》,龚鹏程的《孔颖达周易正义研究》,周林静的《邵雍易学之研究》,陈正荣的《张载易学之研究》,赖贵三的《项安世周易玩辞研究》、《焦循雕菰楼易学研究》等,则反映了台岛易学人物专题的研究水平。如曾春海的《朱子易学探微》,分十章对朱熹的易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这十章分别为:“朱子及其思想背景”、“朱子论易及其易学著作”、“朱子对易书中之卦、爻、辞之看法”、“朱子释易书所涉及数的问题”、“朱子对易书中象、位、时之看法”、“易书言物表情达意之方法论”、“朱子注经的体例”、“朱子易学的形而上学”、“朱子易学的宇宙论”、“朱子易学的人生哲学”等。

   (3) 易学思想的研究

   易学文献的辑佚和考证,易学史的研究也都离不开易学思想的研究。但相对而言,有些学者比较侧重于专门研究易学的思想及哲学。如方东美、牟宗三、刘百闵、杜而未、戴琏璋、唐华、陈瑞龙等。

   方东美先生没有专门的易学著作,但在其一系列的著作中,方先生对易学及大易精神作了很有特色的诠释。方先生指出:“我们现在必须明了《周易》的哲学和《周易》的历史记载是两回事,历史记载在前,哲学产生在后。《周易》这部历史的书变为哲学的书,代表儒家,代表孔子的精神。”这种精神,首先是以生命为中心,其次是以价值为中心。方先生认为,可惜的是这种精神在汉代象数学和宋代图书学的附会之中被除掉了。

   刘百闵著《易事理学序论》、《周易事理通义》。刘先生指出:“凡学之成其为学,必有其根本,有其体系,有其实践者也;而易则整然具备。易有太极,则谓易有其根本原理;……所谓三极,所谓三才,所谓天道、地道、人道,皆易之体系原理也。……所谓人极,所谓中正仁义,皆易之实践原理也。具此三理,而系辞传作者,则又为之界曰:‘通变之谓事。’宇宙万事万物森然并陈,皆事也;而易则通其变,——变、事也;通学也;此易之所以为事理之学也。”刘先生由此而创为事理之学。其《易事理学序论》概说易为事理之学之义;《周易事理通义》则本其事理之学通解卦爻辞及《易传》,颇有新意。

   程石泉著《雕菰楼易义》和《易学新探》,认为《周易》乃华夏民族最早表达智慧之书,其“探微索隐”、“极深研几”、“彰往察来”、“微显阐幽”,较之今天的科学也毫不逊色;而且具有深湛之哲理,影响于儒家道家哲学思想这甚巨。程先生认为,《易经》中所表达的形上之道,可总而言之为“生生创化”,又可别而言之为“宇宙创化”、“生命创化”、“文化创化”。这种“生生创化”的宇宙观是一项表彰目的、创造意义的宇宙观。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最为精粹的民族智慧。

   杜而未著《易经原义的发明》和《易经阴阳宗教》二书,杜先生本《周易》所谓“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之说,以宗教之理,阐发易学。

   戴琏璋著《易传之形成及其思想》,以考定《易传》的形成时代及思想渊源。戴先生认为,《易传》为战国末到汉初儒者所作,其思想主要渊源于易学与儒学传统。该书从上古数字卦、《周易》的成书到春秋易学的发展对易学传统进行了说明;从儒家成德之教及性与天道的发展对儒学传统进行了说明。此外,还考察了阴阳观念的流变及《易传》中的阴阳思想。以此为基础,又从象数与义理两方面分析了《易传》各篇的思想内涵,及其在会通易学和儒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另外,李焕明的《易经的生命哲学》,陈瑞龙的《周易与适应原理》,唐华的《中国易经进化哲学原理》等,也都是从哲学方面研究《周易》的专著。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士林派哲学家罗光主教,近年来也一直重视对《周易》的研究,企图以《周易》为桥梁,进行天主教之“本土化”的诠释工作。罗先生撰有《生生之理》、《易经的人生哲学思想》、《生生之谓易》等论文多篇。

   (4) 科学易

   台湾的科学易研究火暴于六十年代中后期。一九六四年,薛学潜的《超相对论》一书,易名为《易经数理科学新论》,在台湾再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九六八年,魏凌云在《中央日报》发表《零与一哲学》一文,认为《易经》是黑色哲学,是玄乎其玄、莫明其玄的学问,其中漆黑一片,很少有人窥其门径,它不象自然科学,诸如物理学、电脑学一样,是白色的哲学,不是零,就是一,这种零与一的哲学才是宇宙万物最基本的道理。魏先生的观点很快引起了人们的争论,于是围绕着对《易经数理科学新论》的认识,展开了一场关于易学与科学的大讨论。这场讨论虽然没有得出一个一致的最终结论,但却使科学易的研究影响日甚。七十年代末,陈立夫主编《易学应用之研究》,就把科学易研究作为了一个重要内容。如该书所载的《易学与天文》、《易与数理》、《易与医道》、《易与历数》等,就是探讨《易》与中国传统自然科学的关系。《易与电学》、《易理与物理》、《易理与飞行》、《易经与全盘系统理论》等则是探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之关系的。

   总之,台湾的易学研究,“由于没有经历过对儒学和唯心主义哲学的猛烈的批判,在中国哲学的继承和发扬方面阻力较小”,所以传统色彩较浓,既有类似于清代汉学的辑佚、考注,又有类似于宋代义理之学的哲学研究,传统的象数与易理之争,则偶尔以科学易与义理易的面目重现于学术论坛,而媚世的心态和利益的驱使,也使占卜迷信堂而皇之地在易学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其中,文献的辑佚和考证,以恢复易学的本来面目,诠释易学的本来内涵为职志,带有极强的“我注六经”的倾向,与大陆学者强调的“坚持严格的历史性”,颇有相通之处。而其易学哲学的研究,则以表达自我的主观体验,附会自我的哲学认识为目的,表现出极强的“我注六经”的色彩,与大陆学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易学哲学研究颇有区别。而易学史的研究则彼此互有长短。近年来,随着两岸学术交流的加强,在易学研究领域也表现出了相融互补的发展趋势。 结语:

   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周易》作为六经之首,作为中国文化精神的载体,二千余年薪火相传。其间虽有汉学、宋学之别,象数、义理之争,但分歧主要表现在研究《周易》的方法方面,而研究的目的——对《周易》内在精神的追求和弘扬——还是比较一致的。尽管经学家们为说通《周易》,花样翻新,创设了种种体例,但这些体例是否合乎《易》之本然面目,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解释活动本身,不仅能让他们“求理智的了解”,亦能“求情感的满足”,还能在实践的层面求上学下达或下学上达的进路。进入本世纪后,随着《周易》被请下经学神坛,还原为与先秦其它典籍具有同等价值的古代文献,人们便不在从经学家的解释学立场,用它来运演或附会微言大义。而是把它作为一种客观对象,用近代科学方法,从哲学的、文学的、历史的、考古的、科学的……视角,对其进行多学科、多角度、多层面的探讨。这就决定了本世纪的易学研究是以“求真”为目的,以还原《周易》的本来面目为职志。梁启超曾经说过:“学问之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善疑是求真的前提,创获是求真的结果。本世纪的易学研究恰恰是由“善疑”而走上“求真”之路的。由“善疑”到“求真”所开辟的诸多易学新领域,则无疑属于“创获”。这就是本世纪易学研究的“价值”所在。当然,这种“求真”的努力,乃是在转换了《周易》之作为经学的“元学”角色后,由知识论的层面进行的纯粹“理智的了解”。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近百年来的易学研究,其价值的获得,是建立在工具理性的片面发达基础之上的,用中国传统的术语说,即是建立在对“道问学”的努力追求之上的。然而,有趣的是,在这个世纪之末,随着人们对世纪之初的疑古思潮的再审视,对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再反思,《周易》似乎重被赋予了“元学”色彩,如张岱年先生把《易传》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看作是“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朱伯崑先生强调“易道博大精深,乃我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之大本大根”。余敦康先生则在对“易道”进行现代诠释的同时,梦想着“轴心时代”的回归,……。这些都说明,在对《周易》的研究中,人们于“求理智的了解”的同时,也正从民族文化认同的意义上“求情感的满足”。而这或许就是本世纪的易学家们为下一世纪的易学研究所划出的起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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