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中:论二十世纪中国的易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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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庆中  
等等。

   纵观这一时期的易学研究,可以看出,四派之间既交互进行,又相继发展。而新旧、中西之间的互动和会通则构成了本世纪上半叶《易》学研究的基本特征。

   二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后,易学研究基本上是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下开展的。根据目前学术界的通常做法,我们将这一阶段的易学研究,分为两小阶段:建国后至七七年为第一阶段,七八年至今为第二阶段。

   建国之初,许多新老知识分子一边学习马克思主义,一边批判旧的封建正统派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哲学史观。对于《周易》,尚无暇予以关注。直到六十年代初,《周易》研究才再次引起人们的重视,并形成了解放以来的第一次研究热潮。有学者将此次易学热分为二期:“第一期从一九六0年下半年至一九六二年底止,主要讨论《周易》的形成年代,《周易》一书的性质,《周易》一书的哲学思想……一九六三年讨论进入了第二期,主要讨论研究《周易》的方法问题,批判将《周易》现代化的倾向。”这一概括基本可信。

   关于《易经》的成书年代,约有四种观点,即殷末说,殷末周初说,西周中后期说和战国说。持殷末说者为高文策,其根据是“乾象天,记殷末安阳地区的天象。坤象地,记殷人主要农作物的成长。乾坤爻辞,乃是殷末月令”。此说响应者寥寥,且受到庄天山、陈世辉等人的质疑。持殷末周初说者有冯友兰、任继愈、李景春、沈瓞民等,其根据不出三十年代余永梁、顾颉刚等人的论述范围,是对余、梁观点的进一步完善。持西周中后期说者为李镜池,这也是他三十年代所持的观点。持战国说者为平心,主要是对郭沫若三十年代观点的阐发和补充。关于《易经》的作者,多数学者认为此书非成于一时,非出于一人之手。但任继愈认为六十四卦的卦辞和三百八十四爻的爻辞可能是一次完成的。李景春则坚持说此书系文王所作,周公所补充。关于《易传》成书年代的讨论,首先涉及到孔子与《周易》的关系问题。高亨、冯友兰、朱谦之、李景春、任继愈、繁星等人均不否认孔子研究过《周易》,但又都同时认为孔子不是《易传》的直接作者,此书亦不出于一人之手,各篇的完成时期也不一样。高亨认为《易传》约成书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沈瓞民则认为其少数篇节成书于周代,大半完成于战国,还有一部分写成于秦汉。关于《周易》的性质,论者都不否认它的占卜功用,也都不否认其中含有哲学思想。但二者的比重谁大谁小,论者的观点则不一致。如冯友兰等人认为,《易经》本为卜筮之书,其中包含有一定的哲学思想;李景春、繁星等人则认为,《易经》不仅是卜筮之书,更是哲学书,或者更主要的是哲学书,是一部讲世界变化规律的书。另外,平心把《易经》看作是一部以谐讔文体写成的特殊史书。刘先枚则强调《易经》是商周政治斗争的产物。关于《周易》的哲学,学者普遍认为《易经》中包含有自发的辩证法思想,但《易经》哲学的性质是唯心主义的还是原始朴素唯物主义的,论者的分歧比较大。冯友兰、沈瓞民、高亨、任继愈等人认为《易经》的哲学思想基本属于原始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而王明、刘泽华则认为它是宗教迷信的唯心主义。至于《易传》,学者的争论也主要集中在其思想体系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方面。

   由于《周易》经传关系的复杂性,在这次讨论中,有些学者常常经传不分,经传互证。也有个别学者如李景春,存在把古人思想现代化的倾向。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六日的《光明日报》发表方蠡的《研究<周易>不能援传于经》的文章,对此种现象提出批评。同年的《哲学研究》第二期发表东方明与李景春的争论文章:《本质的分歧在哪里》,文中建议“以《周易》的研究为例讨论一下哲学史方法论问题”,于是围绕《周易》的研究展开了一场哲学史方法论的讨论。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正确理解《周易》哲学,如何坚持哲学史研究中的严格的历史性等问题上。针对李景春在《周易哲学及其辩证法因素》一书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挂在两千多年的古人的名下,把古人的思想说得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差不多”的做法,不少学者提出了较为严厉的批评。最后以李景春的自我批评之作《怎样解决本质的分歧》一文结束了这场讨论。

   这场争论,以讨论《周易》经传的成书、性质、作者、哲学思想始,以讨论哲学史方法论终。就前者言,可以说是三十年代古史辨派和唯物史观派讨论问题的继续和深入。就后者言,它又是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一次重大尝试。如果说,三十年代的那场易学讨论重在“破旧立新”的话,那么,这一次的的最大特点是讨论的各方都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了“破旧立新”的指导思想。这场争论结束后,到一九七七年之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周易》研究几乎成为无人问津的禁区。

   七八年以后,随着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易学研究开始走出禁区,并迅速得以开展,形成了建国以来的第二次热潮,直至今日,余热未息。而由于这次易学热与文化热交织在一起,使其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多学科、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格局。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把这一时期的易学研究分为:《周易》经传的注译、易学史研究、易学考古、易学哲学、科学易等五个方面,分别加以讨论。

   (1) 《周易》经传的注译

   《周易》作为一部特殊的先秦典籍,有许多问题需要作出考证和注释。但建国后至七十年代末期之前,人们几乎见不到这方面的新著。进入八十年代,此种情况大为改观。高亨的《周易古经今注》和《周易大传今注》多次再版,金景芳的《周易讲座》、《周易全解》相继发行。之后,有关《周易》的译注、浅释、白话一类的作品也纷纷面世。

   高亨的《周易大传今注》由“通说”、“注释”、和“附录”三部分组成,通说部分主要考证《周易大传》诸篇的编篡、作者与时代,以及其中的象数问题。注释部分则仍然据其注释《易经》时“以经观经,以传观传”的原则对《传》文逐一进行注释。附录部分一为《先秦诸子之周易说》,一为《本书引用周易注释书目》。该书初版于一九七五年,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影响最大的一部注释类易学著作。金景芳的《周易讲座》系由其弟子吕绍纲据讲课记录整理而成。作者坚持《易通》中的观点,认为《周易》虽为卜筮之书,但深藏哲学智慧。《易传》系孔子解《经》之作,与《经》密不可分。《周易全解》由金景芳和吕绍纲合作完成,重点说解《周易》经传全文,但也对八卦的起源、卦爻辞的产生年代、作者、以及孔子与《易传》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系统的考证。其说解则主要继承了义理派的观点,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可以说是一部反映了作者独特易学思想体系的著作。该书作者之一的吕绍纲尚著有《周易阐微》一书,亦颇具特色。上海古籍出版社于一九八九年出版的《周易译注》一书,被论者称作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全面翻译《周易》经传本文,并对其要理进行系统阐释的高水平专著”。该书的作者之一黄寿祺曾师事尚秉和、吴承仕等国学大家,对象数易学很有研究,撰有《汉易举要》等著作多种。“而《周易译注》一书虽然也论及象数,但实以义理为主,这恐怕与另一位作者张善文有关”。张是黄的弟子,除该书外,还著有《象数与易理》、《周易与文学》等易学专著。

   在易学正热的九十年代初期,有一本很具功力的易学著作,却鲜为人知,那就是已故著名学者杨柳桥先生的《周易绎传》。此书写成于一九五九年,一九七八年第五次修订。一九九三年,在杨氏弥留之际,其子女捐资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此书仿孔颖达《周易正义》之例,卷首冠叙论,通论先秦易学。绎传部分,一复《周易》“二经”、“十传”之旧观。所引古人注解,以作者年代为序次于经文、传文之后。其对古人注解所作的申述或对经传文字所作的新解,则冠以“绎者案”三字以别之。另外,对于卦爻辞韵文之韵脚,则以符号标明。杨氏此注,义理象数兼取,尤以论易之四义(简易、反易、交易、变易)及易数部分最为精彩。

   出版于八十年代中期的《周易大传新注》也很值得一提,作者徐志锐有别于高亨离经解传,离传解经的做法,在强调经、传有别的同时,又注意发现二者之间的思想渊源关系,并力图兼顾义理和象数。相对于受疑古思想影响极深的高亨的《今注》,徐氏的《新注》确有新意。这种“新”,在易学研究领域发出了“走出疑古”的信号。此后的经传注释作品,虽然因作者的观点不同而存在种种认识上的差异,但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回归传统经学的倾向。这一现象,颇值得回味。

   其他如宋祚胤的《周易译注及考辨》、周振甫的《周易译注》、唐明邦的《周易评注》等也都是这一时期很有特色的作品,限于篇幅,恕不一一论述。

   (2) 易学史研究

   易学作为传统经学的一部分,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历史上许多的易学家,都曾在自己的易学著作中对其以前的易学发展作出评价。但真正把易学史作为对象加以研究,却始于本世纪,就大陆而言,则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情。在这方面作出开拓性工作的首推朱伯崑先生。朱先生作为一名资深的中国哲学史专家,在多年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深感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家系统的哲学,与儒家经学发展的历史密切相关。但近代以来,由于哲学与经学分离,人们往往忽视二者原有的特殊关系,乃至于对于传统经学中与哲学密切相关的易学问题也很少作出探讨。使得对传统哲学的研究,常常见枝叶不见根本。有见于此,朱先生于八十年代初开始撰写《易学哲学史》一书,希望以此来弥补一般哲学史著述的不足。在该书中,朱先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广泛吸收了近人的研究成果,对易学哲学史上每一时期,每一思想家均从社会背景、时代精神、思想渊源及学派互动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该书的最大特点是在清楚把握易学自身特点(朱先生称之谓“两套语言”)的基础上,以严谨的方法,丰富的资料,发掘出易学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读来使人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即打不通易学,就打不通中国哲学,至少打不通两宋道学。方克立先生指出:“朱先生是学者,不是靠《周易》来混饭吃的时髦易学家,所以他的这部著作在当今中国数百种易学书籍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在推动对《周易》哲学的科学研究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方先生的这一评价是十分中肯的。

   与朱先生系统梳理易学哲学史,发掘易学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不同,余敦康先生的易学史研究,则企图从文化精神发生学的角度,发掘和诠释易学中所包含的中国文化的思想精髓和价值理想。他把先秦由《易经》到《易传》的发展,看作是中国文化精神的生成期,而合儒道、融百家的“易道”,则是这一时期的最高成果。余先生认为,此“易道”由天人统贯的整体思维模式;以“太合”为终极目标的天人、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和谐;以及表现天道人事变化的筮法操作系统等三个层面构成,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秦汉以后的易学便是沿着“通经致用”“明体达用”和“内圣外王”的理路,对这一精神的开展和完善。余先生还十分重视“易道”的现代诠释,并对易学中的管理思想表现出浓厚兴趣。余先生的易学思想主要表现在所著《易学今昔》、《内圣外王的贯通》等著作中。

   廖名春等四位年青学者撰写的《周易研究史》,也是一部较优秀的通史类著作,此书写到一九八九年,是目前国内唯一一部贯通古今的易学史著作。

这一时期,有关易学专题史、人物思想、及易学名著的研究,也都有佳作出版。刘大均在象数易学的研究方面成绩颇为突出,八六年出版的《周易概论》一书,通俗严谨,影响很大。其中的《历代<易>学研究概论》,专门讨论象数易学史。近年来他又主编《象数易学研究》,并有《纳甲筮法》等新作问世。其“周易研究中心”的林忠军、刘玉建、王新春等也都有易学象数学方面的论著出版。郑万耕的《太玄校释》,是近年来颇有影响的一部精品。郑先生在昔人注解的基础上,“对于扬雄所用的方言奇字作了疏释,对于《太玄》所包括的天文学知识作了说明,力求使《太玄》成为一部可懂的书……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有重要意义”。此外郑先生尚著有《易学名著博览》、《易学源流》等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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