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晔 周睿鸣:“液态”的新闻业:新传播形态与新闻专业主义再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6 次 更新时间:2021-09-05 11: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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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晔   周睿鸣  
但是,当时正值深夜,属下班时间,分管微信公众号的两位负责人当时都不在编辑部,编辑通过微信将稿件预览传给他们看了,但并没有引起他们足够的注意。用AXB的话说,把关人当时“有些犹豫,但未置可否,没觉得它是个事儿,也不觉得它会惹出什么事儿”。另一位栏目前任主编IA印证了这一点:“说老实话,澎湃在‘东方之星’上的表现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在武汉,在重庆,我们都有驻地记者,这帮了不少忙。包括后来的直播,也算是开创了国内媒体的先河吧。可是‘长江母亲’这条集纳稿,我们显然不能这样做。其实当天晚上这稿子发出来以后,我找直接负责人和另一位负责人问过,表示不妥,但他们没觉得稿件有问题,就放在那里了。结果争议骤起,还是出事了。”几小时过后,网友齐呼“请澎湃新闻回到长江母亲的怀抱”,“回到母亲怀抱”一文早随着网友的文字转载和截图遍地开花,GSA认为负面影响难以挽回。

   GSA告诉我们,自觉“悲伤水域”标题失当的同仁在编辑部内部还不算多数,不过大家对“回到母亲怀抱”的认知基本趋于一致。AXB部分同意GSA的观点,认为“回到母亲怀抱”是不合时宜的煽情,毫无争议。然而也有员工WWA觉得,这个段落本身在聚合稿件的众多故事里出现,就像当晚官方微信把关人感觉的那样,应该问题不大,关键是微信编辑将一句诗拎出来做了推送的标题,一下子放大了这种不合时宜的煽情情绪,激起网友愤怒。GSA认为,早前因复旦宣传片抄袭门引发的“澎湃洗地”事件,[39]和“悲伤水域”“回到母亲怀抱”事件的合流,“酿成了澎湃成立以来最大的危机;这一系列动作叠加了外界对澎湃的‘妖魔化’,是‘自毁长城’的‘送分’行为。”

   6月6日上午,澎湃新闻记者ZT再次在自己的朋友圈发了一张截屏:没有潜水员,只有黑底白字,上书:向“东方之星”沉船事件遇难同胞默哀。这幅澎湃新闻的开机画面悄然替换了已成为众矢之的的“悲伤水域”版本。之后为纪念罹难者“头七”,澎湃新闻推出了一则配以哀伤大提琴曲的HTML5作品,首页黑底上四行白字:2015年6月1日21时28分,“东方之星”客船翻沉。至今406人遇难,36人下落不明。之后四帧照片,分别是翻沉前的东方之星、悲痛的家属、默哀的消防员、夜空中家属燃起的天灯,最后一帧也是黑底白字:向“东方之星”沉船事件遇难同胞致哀。相比腾讯“‘东方之星’救援72小时全纪录”“诗祭沉船罹难同胞”“悼念船上的父亲母亲”、新浪“后会无期:‘东方之星’上最后的家书”等精心策划的H5报道,GSA认为澎湃新闻这则H5十分简陋,有失一贯水准(参见图4-1,图4-2,图4-3),颇有些慌乱之中的不知所措。根据笔者之一在事件过程中对澎湃发稿流程的观察,发现这则H5甚至因编辑部内部对于报道方向的不同理解争执不下,最终因担心是否又会被公众认为是过于煽情而匆忙删掉了原本每张图片上配的诗句,包括俄罗斯作家阿赫玛托娃《安魂曲》名句“在这样的悲痛面前,高山低头,大河断流”。面对前面两条报道所引发的公共场域中的争议,编辑部内部争议随之而起,决策主体显得“方寸大乱”,这不仅影响到编辑部的内容选择,也影响到日常工作流程———中层干部对之后的发稿强调要更严格把关,而一线员工则强调应该更多报道事实。

  

   四、新传播环境下的新闻业:从新闻生产到新闻策展(curation)

  

   从对澎湃新闻“东方之星”长江沉船事件报道事件过程的以上梳理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在当今新技术主导的传播环境下,新闻生产模式的转换及其特征。

   首先,以职业记者为生产主体、通过“把关”将新闻呈现给受众的单向传播链,被移动互联网的多节点互动取代了;通过社交平台,公众同样也成为新闻生产和传播的主体,过往组织化媒介机构和职业记者主导的新闻生产过程因此体现为多主体、多中心的动态实践。这种新技术和媒介融合主导的新闻生产,使得互联网引发的互动快速成为影响组织化媒介机构的新闻报道逻辑和方向的决定性因素。[40]

   纵观澎湃新闻“东方之星”长江沉船事故报道过程,编辑部内部对于回应这一变化有着明显的诉求,就像澎湃新闻记者KYB认为,编辑用“孩子别哭,我在长江,已经回到母亲的怀抱”来做微信和微博推送的标题,其实是一种“应当被允许的尝试”,因为新闻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有太多未知情形,如果没有决然的对错之分,那么就应当鼓励试错。谁能武断地宣称自己绝对把握了判断对错的标准?!澎湃新闻一位中高层主管TYB在访谈中辩驳,“悲伤水域”“回到母亲怀抱”并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澎湃犯了错,是的,前者是有些煽情,后者也的确是引发了比前者还大的争议,但就像新榜介绍的那样,“阅读量你也看见了,难道阅读量不能说明问题吗?”一位参与澎湃新闻微博微信运作的员工QX,一面认为“澎湃在两微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微博活跃度也非常高,我们一贯以新闻的严谨真实性要求自己,不煽情,不从众:准确、快速、理性”,一面又认为“转发多阅读量高才显得专业”。然而有关这两个标准并不总是一致的深度思考,却在匆促的应对中被迅速遮蔽了。

   无论针对澎湃新闻还是针对其他新闻媒介机构,所谓高度分化的、多中心的互联网主体,既包括消费新闻产品的用户,又包括宣传管理机构。前者早已不单是众口难调的消费者,这些位于不同实体空间的个体,每一位都是互联网新闻业的一个节点,都同时具有新闻内容提供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他们之间的互动构成了一个多节点、共生的即时信息传递之网。[41]就像“悲伤水域”和“回到母亲怀抱”引发的连锁反应一样,多中心、多节点的互联网新闻用户,可以围绕任何一个新闻议题,推动信息和观点呈几何级数般的爆发式叠加,媒介产品的每一个瑕疵、每一个错误,都会迅速经由他们进入快速的内容生产和再生产。新闻从业者不得不直接面对如潮水般涌来的公众批评,一时间“发现你朋友圈里的好友,你尊重的同行或前辈,你的好基友,你各个微信群,中学同学大学校友,小孩的老师和其他家长,都在骂,在转同一个帖子”(FRZ),如澎湃员工所言,这样的心理压力前所未有。

   而后者则包括各种各样的利益群体。他们都有可能向新闻机构施加外部控制,而且这些可能的规制会因互联网而更加便利。在当下中国,近年来硬新闻、调查性新闻举步维艰,宣传管理与记者职业信念之间的张力,市场或曰资本对传统新闻业生存境况的挤压,较之十余年前记者群体通过“成名的想象”建构专业主义话语[42]形成与这两股力量之间的关系,要更为紧张,更缺乏弹性,博弈的空间也更为局促。对上述澎湃新闻“东方之星”沉船事故报道事件的讨论,必须置于这样的大背景下。就像澎湃新闻记者GSA所说的那样,他从前在《东方早报》工作时收不到太多读者反馈,来自宣传部门的指令也没有那么多,但到了澎湃新闻,用户反馈和宣传通知数量一并看涨。

   其次,社交平台成为职业新闻从业者、新闻事件相关当事人(和公共议题相关机构)、立场观点多样的公众之间进行即时交流和交锋的重要渠道,这些分享、讨论可以置换、扭转媒介原本的报道重点和价值取向,甚至质疑、揭穿媒介报道的立场、动机、公正性和准确性,再反馈至新闻生产各环节,对后续报道产生影响。这变化尽管对公共讨论大有裨益,但对组织化的媒介机构而言,却常常感受到巨大的压力。澎湃员工IA认为:

   我干新闻这些年来逐渐形成了一种直觉,这种直觉在互联网时代变得更加显著:关键公共事件发生的时候,网民总要找个出口。每每这种时候,我就会非常小心。东方之星出事三四天以后,我不断提醒组员们,一定要把好稿件关,绝对不可以出错,无论是事实性错误还是道德错误,都不可以。结果,澎湃还是出事了。我没想到会出在官方微博和微信上。

   况且,针对媒介报道的批评者当中有各行各业的高手、专家,有粉丝众多的自媒体人、网络红人———这其中不乏相当数量的离职新闻人。这些互联网新闻用户在新闻职业和非职业的专业边界两侧来去自如,不仅模糊了新闻业的专业边界,而且也使得以往记者通过接近消息来源且依托于媒介机构公信力的专业权威性难以声张———互联网新闻业颠覆了新闻媒介和职业记者是公众与消息来源和信息准确可靠性之间权威通道的传统理念。以往优秀的职业记者和强大公信力的媒介机构在获取消息来源、验证信息准确度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和优势,这也是职业新闻业与非职业之间的分野所在。然而今天,除了各类消息来源都可以直接面对公众之外,遍布全球、专业高效的互联网用户,也使得信息的交叉验证变得比以往更为便捷。简而言之,媒介机构不再是新闻事件的权威阐释主体,新闻报道的价值和意义经由公众的集体参与而被重塑。

   再次,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社交平台,不仅极大地拓展了实时的新闻扩散、分享、讨论的速度和范围,打破了传统媒介新闻生产的时间流程和版面语言,而且,以往组织化新闻生产的工作常规,比如读报评报评好稿,师傅带徒弟的条线工作模式,科层制的把关人制度等,面对新技术和媒介融合驱动下的海量信息的快速流通,都难以为继。在多节点、快速的信息流动中,以往职业新闻从业者伸张专业权威的多个路径,有些消失了,有些边缘化了,有些被新的媒介环境消解了,体现专业性的管辖权也因此正在丧失。就像近几年以VICE News为代表的互联网新闻业对传统新闻价值理念有意识的颠覆,对传统新闻信息筛选、发布、决定机制有意识的翻转,对传统新闻业的职业理念和工作常规都具有巨大的负面影响。[43]

   多位澎湃新闻的受访者认为,在社交网络兴盛的当下,信息流动速度显著加快,因此,新闻生产必须提速,否则用户便会“用脚投票”。记者XR和HDB向我们交叉证实:头条每3小时必须更换一次,同时还要不停地供给用户海量的聚合与原创新闻,这在从前不可想象。要知道,报纸的头版头条一般要耗去夜班编辑、编辑部主任、总编辑整晚的心血。澎湃新闻某部门副总监DM这样说:

   澎湃从东早转型过来了,但很大一部分同事做新闻的思路还没转过来。有时候我劝他们,稿子提交、发布以后不要一遍遍没完没了地改。的确,现在我们有条件随时修改,但是你的大作已经被一波又一波更新的稿子淹没了,早就从首页沉下去了,你还在稿库里边费力地翻拣、修改,做什么呢?毫无意义。

   这个转身颠覆了工业化时代以报纸新闻为主体的新闻生产流程和常规。澎湃新闻的发布渠道,除了网站和手机客户端,还有官方微博和微信账号。员工QX告诉我们:“周一到周五,微博上下午班各一人,微信(公众号)有时一人有时两人(一个做东早,一个做澎湃),周末的话,微博微信各自一人。微信微博的选题,除非特别敏感时期、敏感的稿子需要向部门领导请示,大概自己也能把握。至于内容方面,澎湃新闻偏时政和思想,除了突发,主要采用自己客户端的稿子,东早偏文体、轻松,有时也会跟点热门话题。”每天微博的发稿数量“视当天情况而定,有突发可能会发的频繁点,一般40分钟至一个小时发一条”。受腾讯微信系统所限,“澎湃(微信公众号)一天只能发一条,东早一般也一条,有突发会多发一条。”因此澎湃新闻微信公众号基本保留了类似传统稿件签发的流程,一线编辑选内容,有专门的两位主管审核,最终把关。

   也正是这个转身的过程让新闻人疲于奔命。生产速度的加快,不仅提升了新闻“速朽”的程度,也极大地增加了记者的工作量。已离职的澎湃新闻员工YW说,不能想当然地以为,互联网时代的新闻就是“剪刀加浆糊”,随意拼贴便唾手可得。事实上,单是刷新网页就占去了工作时间的绝大部分。得到线索后必须尽快成稿,同时严防事实错误。一天12个小时下来,精神疲累可想而知。这样高强度的劳动,一旦新闻人不经意间出现任何瑕疵,高度分化的、多中心的互联网主体都有可能会迅速地捕捉到它们,并从各自利益出发,向新闻机构施压。

由此可见,传统新闻职业社区的专业控制和社会大众的开放参与之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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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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