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已有不少有关刘师培的研究文章，本文不打算对刘做广泛意义上的研究，只想以此个案，说明国粹派的文化建设观。说到国粹派，人们常将其与“文化民族主义”联在一起，似乎凡入此派，即顽守“中学”，反对西学。

　　 然而通过对刘学术思想浅探，或许可得出一个相异的印象：刘坚持国粹观点，但不是一个思想的“排外者”，恰恰是将西学中最“激烈”的学说–无政府主义引入中国的一员健将，甚而参与将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的最初的活动。这就启示我们有必要从新角度，对国粹派做新观察。同时，假如我们认同“国粹”运动是中国20世纪文化重建史的“首页”，由对刘师培的思考，也可对中国文化重建的内涵与实质产生最初认识。

　　 刘师培（1884-1919年），字申叔，号左庵。 江苏仪征人。曾祖刘文琪、祖父刘毓崧、伯父刘寿曾皆为著名乾嘉学者。 1901年（18 岁）中秀才。1903年开封会试落第。时与种族革命家王郁人交往，同时认识林獬。后到上海与爱国学社章太炎识，同尊古文经。《蔡元培《刘君申叔事略》记曰：“二十，赴京会试，归途滞上海，晤章君炳麟及其他爱国学社诸同志，遂赞成革命。时民国纪元前九年也。”章此时正在办报兴学鼓吹“排满革命”。刘入教育社，受影响写《攘书》表示排满决心。同时与林獬合著《中国民约精义》，以独特方式宣传卢梭《民约论》思想。又与蔡元培、叶瀚等人创办《俄事警闻》，警示国人防俄侵华。 1904 年《俄事警闻》改名《警钟日报》。此后参加蔡元培主持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并参加以章太炎为精神领袖的光复会，为首批成员。此时他积极撰写反清文章，宣传“排满复汉”，自称“激烈派第一人”。此年他与何班结婚。何班后为激烈的女权主义者，后改名何震。

　　 1904年刘参加由邓实、黄节发起的“国学保存会”。次年《国粹学报》创办，刘为之投稿，被视为“国粹派”首要人物之一。同年冬天，上海发生广西巡抚王之春刺杀案，刘参与策划。同年《警钟日报》查封，刘活动于江苏、浙江、安徽一带，继续宣传反清， 又参加由陈独秀发起的岳王会。

　　 三年以后（1907年）刘渡日本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其时署名“韦裔”，成为《民报》及其增刊《天讨》的重要撰稿人。东京时代，受日本社会党影响，急剧向无政府主义倾斜，发起“女子复权会”，创社会主义讲习班，办《天义报》与《衡报》，译载了《共产党宣言》与《家庭、所有制的起源》某些章节。《事略》说：“前五年亡命日本……夏，君创《天义报》。秋，与张君继设社会主义讲习会。前四年又创《衡报》，此两报皆言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也。”

　　 1908年刘提议改组同盟会本部，遭拒绝后入两江总督端方幕。1911年随端方入四川，镇压保路运动。端方被新军镇压之后，刘逃往成都，在四川国学院讲学。关于此事，《事略》是这样记载的：“是年（指前四年）君忽与炳麟龃龉 ，有小人乘间运动何震，劫持君为端方用。君于是年冬归国，依端方于江南。前一年随端方至四川，端方死 ，君幸而免。盖在四川国学院讲学”。

　　 1913年为阎锡山高级顾问。此后刘的思想进一步右倾，竟然成了筹安会的理事，为袁世凯复辟造舆论。《事略》记：“四年，君忽为杨度等句引，加入筹安会，袁世凯死 ，君留滞天津。余长北京大学后，聘君为教授。”

　　 晚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主编《国故月刊》，与《新青年》论争，反对新文化运动。同年11月20日病逝与北京。

　　 刘逝去，留下大量著述。辑有《左庵全集》、《刘申叔先生遗书》等。《事略》记：“所著书经其弟子陈钟凡、刘文典诸君所搜辑。其友钱君玄同所整理，南君桂馨聘郑君裕孚所校印者，凡关于论群经及小学者二十二种。论学术及文辞者十三种。群书校释二十四种。诗文集四种。读书记五种。学校教本六种。除诗文集外，率皆民元前九年以后十五年中所作。其勤敏可惊也。”

　　 一、于传统的温存

　　 刘早年是一个激烈的反满革命派。他与章太炎交往，与孙中山有密切的关系，参加过蔡元培的军国民会、暗杀团。他写过《黄帝纪年论》、《攘书》、《论激烈的好处》 等论文，宣传“排满革命”的民族文化思想。

　　 这时他手中的精神“武器”，是传统的“攘夷”思想。《攘书》（1903年）开首便说，“攘，《说文》云，推也”，“吾谓攘字从襄得声，辟土怀远为襄。故攘字即为攘夷之攘。今攘书之义取此。”

　　 他又说，“豕韦之系世秉麟经，我生不辰，建虏横行，鉴于前言，扶植人极，炎黄有灵，实凭实式。黄帝降生四千六百十四年十二月，刘光汉识。”鉴于时代的具体情况，刘师培以“攘夷”宣传革命是历史使然。这使我们想到日本明治初开时，维新志士也同样使用过这个历史口号，其在鼓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为后世所认可。

　　 刘坚持黄帝纪年。他说，凡是一个民族必须追溯其起源。中华民族之祖是黄帝，应以黄帝纪年。刘的思想存着一份爱国热忱，故对未来之中国抱着殷切的希望。他说：“吾远测中国之前途，逆料中国民族之未来，吾惟有乐观”，“则中国之在二十世纪必醒，醒必霸天下”。他还说：“中国其既醒乎，则必尽复侵地，北尽西伯利亚，南尽于海。建强大之海军，以复南洋群岛中国固有之殖民地。迁都于陕西，以陆军略欧罗巴，而澳美最后亡。”“既醒之后，百艺俱兴，科学极盛，发明日富，今世界极盛之英德美不足与比也。”

　　 不过也要看到，在许多的“主义”中，大概民族主义最难把握“度”，每当走过头便可能仄向狭隘的一途。

　　 刘师培宣传“攘夷”的目的在反清，这是对的，但有时也将此思想做过度的演绎。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神州之民”与少数民族杂处的情况，对此他持反对的态度：“偷息苟生，日与夷族相杂处，吾恐百年之后必凌灭至于无文而蔑不夷也”，对汉民与少数民族杂处生活表示反对。

　　 中国以汉族为主轴，但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在“大中华”国家圈内，共生共存，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杂处”其实不是坏事，而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与文化融合。

　　 刘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温存情感，故将极多精力，倾注于对中国经典与诸子的研究。刘师培在《国粹学报》等杂志上所发的文章可以见其学术观点意趣。

　　 他在《国粹学报》上所发的文章有《南北学派不同论》（第2、6、7、9期，1905年）、《清儒得失论》（原刊《民报》14号，1907年）、《近代汉学变迁论》（《国粹学报》第31期。1907年）、《近儒学术系统论》（《国粹学报》第28期，1907年）。以上的文章皆论列中国学术史，尤对中国宋明至清以来的学术做排列比较，颇有心得。

　　 《汉宋学术异同论》于宋儒多有肯定之处，此文载于《国粹学报》第6、7、8期。时在1905年。

　　 《汉宋学术异同论》言：近世以来，治汉学者，都指斥宋儒家为空疏，汉儒经学虽有师承，“然胶于言词立说，或流于执一”，宋儒著书虽多有臆说，“然恒体验于身心”。他们的学说有时确也“出入老释之书”，“如张朱二程皆从佛学入门”，但心得之说实高出于汉儒。所谓“宋儒多有思想穿凿之失、武断之弊，虽数见不鲜”，然“心得之说亦间高出于汉儒”。

　　 他对宋儒也有批评。宋儒侈言义理，“高远精微”，但是往往创一说而常有“先后互异”的毛病，“立一言或游移无主”。他又说：汉人治学有章可循，“循律而治经”，宋人则是“舍律而论学”，此为宋学与汉学的一大区别，也是宋学缺失之处。

　　 刘师培是传统派，却不是尊孔派。他反对立“孔教”，写有《论孔教与中国政治无涉》， 论中国宗教起源，认为“中国上古之时本有宗教，而宗教之源起源于神教，因祀先而祀人鬼”。

　　 他考证教字从孝。《孝经》曰“夫孝，教之所曲生也”，此古教起源于祖先教之证。因礼而祀天神。因祭社而祀地祗。他考证社为土地之神。同奉一神即同居一地。今中国各村落民户虽十，也必有土地庙，是为证明。是则中国之宗教可以分为三：一为多神，一曰拜物，一曰祀先。此皆孔子以前之宗教，而今日依然存有遗风。此一言曰之皆为神教，也可称为巫教。汉魏以降，老释二家继兴“中国陋儒以昔之从奉多神、拜物各教者，参入老释两家之说。”而致使中国普通民众崇拜张道陵、袁了凡。他指出这就是中国宗教的大概历史。

　　 他论孔子系教育家而非一宗教之教主。孔子所以被后世崇信，是因为多种原因。近世以来，有人要树立孔教以对抗西学，其实孔教两字最“不合论理”。

　　 刘反对立孔教，却不反对在中国建立普通意义上的宗教。《醒后的中国》可以说是他对未来中国文化建设前景的预见与设定。他论中国将来的宗教与“主义”：“中国醒后之宗教。国民必有宗教。宗教者，进化之伴侣也”，明言中国应该有宗教，对其于教化民众的作用表示肯定的态度。

　　 他所倡导的“中国宗教”，有独特的意义规定。由于“世运日新”，“犹太之古箴，断不足为不变之圣典”，因此中国未来的宗教将主张“上帝非实有”；新宗教将以国家为崇拜之对象，“以国家为至尊无对，以代上帝”；“一切教义，务归简单”；宗教教义将随时“经教会若干议员之允可，可得改良”；树立教会的权威性；对于已被确立的教义，“背之者为叛国家，由众罚之”。

　　 以上的文字写于1905年，当时的他还主张“国家”，可见他思想转化史上的曲折起伏。 从文化建设的层面观察，写这篇文章时的刘师培要求在中国有一个国家宗教，以统合国民思想，建立新信仰世界。

　　 二、以“中学”释“西学”

　　 应该说，刘早年是一个别具特色的民主论者。他注意用中学解释“民主”，想在中西学融会贯通中，求其新解，并能使中国人接受。这大概也可说是将西洋学说“中国化”的一种尝试。

　　 他在《中国民约精义·序》中说，我国学子知道有“民约”二字者，已经有三年。大体是阅读了杨廷梁据日本版所译本。卢梭《民约论》为欧洲政学之力作，然是学输入，对中国仅增加一新名词而已，实应大力宣传，以求普及。同时他又认为民约思想，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发明，故当可从中国经典中寻找出本国民约思想精华。由此原因编写《中国民约精义》（１９０３）。

　　 在这本书中他引用《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国语》、《周礼》、《礼记》、《论语》等有关君民、君臣关系论述，以《案》述及己见，论民约思想，说明西方民约思想在中国古已有之，证明在中国可以实行民约思想。

　　 例如他在《论语》《案》中说，孔门之论政，厥有二端：一为君臣间之关系，一为君民间之关系。上古之时，君不独贵，臣不独贱。既设君以治天下，复设臣以为之佐理。国为君臣共有，岂有尊卑贵贱之可分。推孔子之意，岂非抑君主之尊，而重执政之权哉。

　　 刘《中国民约精义》对于宣传民主思想固然有其积极的社会意义，然而民主思想毕竟是市民社会的产物，说典型农业社会的古代中国已经有了民主思想未免牵强。而刘所处之时，中国正需要大力引进西方学理，强调民主思想古已有之论，对继续加大力度宣传西学，似有负面影响。

　　 三、又是一个“激烈派”

他在《论激烈派的好处》（１９０４年）中云：对于旧社会应该毫无顾忌，鼓动人民，实行破坏，天下的事情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他表示与平和派决裂，要做激烈派，专门从事破坏。破坏就是“革命”，“中国到了现在，国里头的政府既坏得不堪，十八省的山河都被异族人占了去，中国的人民不实行革命断断不能立国，就是’破坏’两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