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祥辉:“对天发誓”:一种中国本土沟通行为的传播社会学阐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2 次 更新时间:2021-08-26 20: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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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祥辉 (进入专栏)  
马克斯·韦伯就认为现代的资本主义精神发源于新教的天职观和入世禁欲主义。它主要是加尔文宗教改革的副产品。宗教改革后,从欧洲到美洲,加尔文的神学体系对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产生了广泛影响,以至于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称加尔文为“美国之父”,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兰克(Ranke)也认为加尔文才是“美国真正的创始人”。在欧洲宗教改革时期,信奉加尔文主义的信徒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秉持“圣约观念”(其中心思想是上帝和人的约定,包括律法之约和恩典之约),敢于为信仰牺牲。而圣约神学应用在人际合作与政府建设上,就产生了现代的自由、民主与宪政观念。[48]

   在美国,“IN GOD WE TRUST”的观念深入人心。美国《独立宣言》开头的序言这样宣称:“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被造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出身于清教徒,深受加尔文神学影响的洛克,其《社会契约论》也对这一“政府圣约”进行了世俗化表述。对美国国父而言,圣约论是他们立国理念的基础,正是在这样一种宗教道德理念的基础上,他们制定了美国宪法。[49]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同样是宗教改革的产物。约翰·范泰尔(L.John Van Til)追溯了从英国清教徒威廉·帕金斯到两百年之后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形成演化的过程,向我们展示了宗教改革中的良心自由的观念是如何奠定了美国思想基础的。[50]可见,美国其实是一个“有教堂的宪政国家”,上帝始终存在。对上帝的敬虔,保障了人与人之间合作的秩序。个人的自由、政府的权力、宪法的权威,都被看作来自上帝的委任。正是基于对上帝的敬畏,信徒与民众之间的誓言才被当成必须遵守的契约。

   反观中国,近代以来,随着启蒙观念的引入,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特别是唯物主义观念的传播,传统中国人对“天”的信仰被当作人文主义、理性主义的对立面———封建迷信加以批判。“对天发誓”也因此日益失去了其信仰基础。辛亥革命后,随着帝制崩溃和天子被废,对天的信仰失去了官方支持的意识形态基础。1912年中国实行了总统制,孙中山就职时取消了帝制时代的祭天典礼,代之以新的政治仪式。他从西方(主要是美国)引入了就职宣誓礼仪,但其“誓词”中既没有西方“上帝”的位置,也没有提到中国的“天”,监誓者变成了“全体国民”。[51]如果从纯粹的理性主义的角度看,这样的宣誓可以说是一种历史进步,但如此宣誓也失去了誓言的神圣特性,在没有宗教支撑的语境下,宣誓开始等同于一种“公开宣言”。

   这种割裂传统的变化也发生在苏联。沙俄时代因为东正教的影响,俄国人的宣誓自然是在上帝面前。苏联建国后,宣誓的仪式仍然保留,但“上帝”的位置被拿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人民”“党”或领袖。在苏联电影《宣誓》(клятвA,1946年国语配音)中有这么一个宣誓片断:斯大林(格洛瓦尼饰)在列宁逝世后接受其临终嘱托,带领广大群众向列宁宣誓,表示要继承列宁的遗志。斯大林先引述了列宁临终时交待的遗愿,然后说:“列宁同志在永别时嘱咐我们说,要竭力地来巩固我们的工农联盟。我们宣誓,一定会光荣地实现,你这个遗嘱!”群众也跟着说:“我们宣誓!”苏联唯物主义式的政治宣誓仪式显然也影响了国共两党。1930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宣誓条例》,要求官员自乡长以上就职时要面向国旗、党旗及孙中山像举右手宣读誓词。1946年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对政治宣誓作了更明确的规定。在民国时期,“领袖”“国家”和“人民”已经完全取代了“天”的位置。

   “天”的式微一直延续到1949年以后。1949年后,中国在意识形态和宣传上倒向苏联。除了建国前就存在的入党宣誓,其他政治宣誓仪式都难觅踪影。为了搞建设,国家提倡“人定胜天”,传统的天人关系被彻底逆转,“天命信仰”被当作封建迷信大加批判。除了在私人领域,“对天发誓”已经失去了其“取信”功能,主流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共识中已经没有“天”的位置。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于领袖的膜拜和神化无以复加,不论在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对领袖像发誓一度替代了“对天发誓”。1978年以后,中国社会向理性回归,传统文化得到一定程度的复兴。这表现在各种祭典、仪式陆续恢复,集体宣誓仪式也时常见诸报端。2000年以后,新的政治宣誓仪式开始见诸政治场域。2005年,四川省发文规定全省公务员就职前须面对国旗宣誓。中国的做法一定意义上是和国际接轨。不同的是,西方的宪法宣誓发端于其宗教传统,我们可以引进西方的宣誓仪式,而没有引进这一宣誓仪式背后的宗教和历史传统。

   应该看到,传统宗教元素对于社会契约与社会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正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卢曼(Niklas.Luhmann)所指出的,宗教组织和语义在现代社会中,是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社会次属制度系统和语义,与其他社会次属系统和语义共同构成社会整合的基础,“它有其不可被世俗法律和道德替代的独特功能”。[52]西方的律法与神学本来就有着紧密的勾连。如美国的宪政制度就是一群清教徒在美洲新大陆上开辟出来的。在美国宪法的起草人看来,公平、正义、怜悯既是法律准则,也是宗教准则。[53]因此美国人在公共领域的各种宣誓实际上不仅在强化法律存在,也在强化宗教情感,这两者并行不悖。通过宣誓,既强化了上帝的存在,也使法律被赋予道德和神性的维度。西方社会尽管也经历了诸多社会和文化转型(如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但宗教传统总体上保持了延续性。只要宗教信仰的传统不发生断裂,西方的发誓仪式与誓言依然能够发挥它的社会沟通与社会整合功能。

   “对天发誓”是中国人的传统,但对“天”的信仰却在近代以来急剧的社会转型中被割裂了。当“敬天畏天”的文化和信仰失落,发誓的效力就成了问题。如果人们无所敬畏,那么发誓就可能沦为一种世俗仪式,和发表声明没有什么不同。尽管这样一种世俗化的仪式也有其政治社会功能,但就传统的“以誓取信”而言,其传播功能已然失灵。伯尔曼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就不会运作。”[54]道德也是如此。在中国语境下,如何重建信仰,重塑共识,在我们的道德律令中找回“天”的位置?如何使古老的“对天发誓”的言语-行为传统在今天重新发挥它的“以誓取信”的社会沟通功能,需要我们做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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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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