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王瑶怎么教弟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22 次 更新时间:2007-01-14 22:2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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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 (进入专栏)  

  

  提到王瑶的教学,大家就会想到他那个著名的烟斗。王瑶从来不给我们上课,第一次见面就打招呼说,你们平时没事不要来找我。一个星期只准我们去他家一次。他的生活习暖是凌晨三四点睡觉,因此每天上午谁都不能上他家去,大概下午三四点钟,才开始接待来人。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四点以后去的,坐在那里海阔天空地闲聊,想到什么就谈什么。其实很少谈学术,大多是谈政治,谈思想,谈文化,谈人生。先生一边抽烟,一边悠悠地说,谈到兴处,就哈哈哈地发出王瑶式的笑声。有时会突然沉默,烟雾缭绕之中隐现出先生沉思的面容。我们只静静地听,偶尔插几句话,更多的时间里是随着先生沉思。所以我们几个弟子都说,我们是被王瑶的烟斗熏出来的。

  他的指导方法也很特别,我把它概括为“平时放任不管,关键时刻点醒你”。一入学开一个书单,以后就不管了,你怎么读、怎么弄他通通不问,而且关照你平常少到他那儿去。其实这个放任不管,我倒觉得这正是抓住了学术研究的特点。学术研究是个人的、独立的、自由的精神劳动,因此它从根底上就应该是散漫的。散漫,并不是无所事事。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有志于学术的学生,学术研究是他内在生命的需要,根本不需要督促。看起来他在闲荡、读闲书,其实总在思考。看起来漫不经心,其实是一种生命的沉潜状态,在淡泊名利、不急不躁的沉稳心态下,潜入生命与学术的深处,进行自由无羁的探讨与创造,慢悠悠地做学问。这是不能管的,更不能乱管。搞学术就是得无为而治,王瑶深谙无为而治的奥妙。

  但是在关键时候他点醒你。他平常不轻易点,一点就让你终生难忘;他点到为止,醒不醒,要看你的悟性。

  王瑶的“点醒”包括两方面。先说学术指导。他只抓毕业论文,而且先要求学生提出两个论文选题,向他汇报设想,然后他给定一个题目,并点醒你做这个题目应该注意什么。比如我当初毕业论文就准备了两个题目:一个写鲁迅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艺术世界,类似于我后来写《心灵探寻》的那种写法;另一个是鲁迅和周作人的发展道路的比较。王瑶先生听了我的汇报以后说,你的第一个题目很有新意,但你自己还没有想清楚,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想清楚,在不成熟、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急于写成论文,会有很多漏洞,答辩时很可能通不过,反而糟蹋了这个题目,不如存放起来,多酝酿几年再做,一做就把它做好。于是就定了做“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这个题目。然后他就告诉我做这个题目可能会遇到的困难。他当时说了这么几点,大概有四点吧。第一是学术论证上的困难。王瑶打了一个比方,他说做这个题目你得有两个包裹,一个包裹是鲁迅,一个包裹是周作人,两个人你都得搞清楚,但光分别搞清楚还不行,你得把他们两人连起来,因为你是比较研究,难点就在这里,就看你连的本事大不大。第二点,你得注意,讲周作人是有很大风险的,一定会有很多人提出种种责难,你要做好准备在答辩时舌战群儒。因此,你所讲的有关周作人的每一句话都必须有根据,有大量材料来支撑你的每一个论断。这就给我定下了一个高标准。后来我那篇论文注释的篇幅几乎与正文相等,差不多每一句话背后都有一条注释,越是敏感的问题就越要讲究有理有据。第三,王瑶又提醒我,完全脱离政治的所谓“纯学术”是不存在的,在周作人是汉奸这个问题上,你必须态度鲜明,要有民族立场,不能回避民族感情问题,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含糊其词,整个论文就站不住了。第四,王瑶说,在材料、观点都准备好了以后,还有

  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要为整篇论文找到一个“纲”,才能“纲举目张”,以什么为“纲”,实际是以什么为文章的“魂”,这是最能显示论者的水平,特别是思想、理论水准的。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文章有两种写法,一种是“编织毛衣”式的,只是平列的铺排:一点两点,三点;一方面,又一方面,再一方面。很有条理,很全面,但看不出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整篇文章是散的。另一种是“留声机”式的,有一根针,一个核心,一个“纲”,所有的观点都围绕它转,这就是所谓“纲举目张”,所谓“提纲挈领”。写论文最难,也是最要下夫的,就是一定要找到能够把整篇文章拎起来的东西。这又是一个很高的标准:记得我写毕业论文最费力之处就在怎么找这个“纲”,甚至有一度因此而想放弃这个题目。有好几天晚上我都睡不着觉,都急死了。一天早晨,睡在床上,左思右想,突然想起列宁所提出的“亚洲的觉醒”这一命题,才醒悟到可以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民的觉醒”作为全文的一个纲,这才豁然开朗,用两个星期就把论文写出来了。

  以上四个指点,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治学的基本态度、方法,研究的难点、重点,到具体的材料的收集、论证,论文的组织、结构,都谈到了,学术氛围、社会环境、答辩中可能遇到什么问题,也都考虑到了,而且全点在要害上。但就这一次谈话,以后就不管、不问了。你回去自己研究、写作,到时候你必须交论文。交了之后他又细细地给你改,连标点符号、错别字都给你改,就下这一次工夫,王瑶是一个很会使劲的人,平常不用力,关键时候该用力他就用力,而且用在刀刃上。最后还把一个关:答辩前夕开始找你谈话,给你“锦囊妙计”,教你如何应付答辩。以后我当了导师,就将王瑶的锦囊妙计传给我的学生。王先生说,答辩的时候要掌握好两条原则。一条原则就是答辩老师提的问题如果跟你论文要害的部分没关系,无关紧要,不会影响你的论文的通过,你最好不要详细地回答,说几句带过去就行了,别说多了,因为言多必失,会把你的知识漏洞都暴露出来,你说漏了一句被答辩老师抓住,他穷追不舍,你就非常狼狈。最好想办法一句话堵住不再追问,实在不行就干脆说:老师,这个问题我没想好,我再下去想一想。他总不能不准你想啊。或者老老实实承认:你说得很对,这是我的错误。也就到此为止了。但是,还得有另一条:如果提出的质问涉及你的基本观点,你就不能让步,必须据理力争,即使面红耳赤你也得争。因为你要是承认错了,或者承认考虑不周,你的论文就完了。而且你心里要有数:表面看来你是学生,而且处在被质疑的被动地位,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你又是主动的,因为在具体被质问的这个问题上,你是专家,对这个题目你比这些考官都熟悉,你思考得也最多、最充分,你是最强的,也是最有发言权的,所以你必须而且能够据理力争。你最好的方法是抛材料,用你所熟知而老师未必知道的事实材料来证明你的观点,变被动为主动。可以看出,王先生对考试制度看得很透,对老师与学生、主动与被动的关系看得很辨证,显示了学术智慧与人生智慧。

  或者更重要的,也是使我们终生受益的是思想上的点醒,治学态度、人生道路上的启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先生的三次教诲、三个师训。

  第一次找我谈话,第一个师训就是“不要急于发表文章”。他说:“我知道,你已经39岁了,年纪很大了,你急于想在学术界出来,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劝你要沉住气,我们北大有个传统,叫作‘后发制人’。有的学者很年轻,很快就写出文章来,一举成名,但缺乏后劲,起点也就是终点,这是不足效法的。北大的传统是强调厚积薄发,你别着急,沉沉稳稳地做学问,好好地下工夫,慢慢地出来,但一旦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拾,有源源不断的后劲,这才是真本事。”

  又有一次闲聊天,王先生突然对我说:“我跟你算一笔账,你说人的一天有几个小时?”当时我就懵了:老师怎么问我这样一道题?只得随口回答说:“24个小时。”先生接着说:“记住啊,你一天只有24个小时。你怎么支配这24个小时,是个大问题。你这方面花时间多了,一定意味着另一方面花时间就少了,有所得就必定有所失,不可能样样求全。”秃头秃脑地讲了这一句,就不再说了,点到即止,这是王瑶的特点。我就反复琢磨,知道他这是在提醒我:你想要你的学术有成就,必须得有献身精神,要有所付出,甚至有所牺牲。当然,我们也不赞成“安贫乐道”,为了做学问什么都牺牲,最基本的物质需要都不要了。那不行,我们不能做那样的人,首先要保证基本的生存条件。鲁迅说过: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生存、温饱是第一的,生存、温饱问题不解决,谈不上发展。但是在基本的生存条件具备以后,你有两个选择:一是继续向物质生活方向发展,那是你的权利;但是如果你想在精神上有更大发展,你在物质上的欲望就要有一定限制,在物质生活上不能有过高的要求,要有所牺牲,不然的话你就不可能集中精力于精神的追求。我们讲人的精神、物质两方面的充分发展,那是理论的说法,是一种社会的理想的状态,而对个人来说,总是有所偏执的。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是,物质上中等或中上水平,绝不奢望过度的物质享受,而精神生活应该是一等的。要做学问,要着重于精神的追求,就必须把物质看淡,即所谓“淡泊名利”,要超脱一点。这看起来都是常识,但真要在物质诱惑面前毫不动心,也不容易,特别是在我们这个越来越商业化、物质化的时代。

  在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以后,王先生又找我谈了一次话,就谈这一次,再也不说了,就使我终生难忘、终生受益。他说:“你现在留校了,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你在北大,这样,你的机会就非常多,但另一方面诱惑也非常多。这个时候,你的头脑要清醒,要能抵挡住诱惑。很多人会约你写稿,要你做这样那样的有种种好处的事,你自己得想清楚,哪些文章你可以写,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写,哪些事可以做,那些事不可以做。你要心里有数,你主要追求什么东西,之后牢牢把握住,利用你的有利条件尽量做好,发挥充分,其他事情要抵挡住,不做或少做。要学会拒绝,不然的话,在各种,诱惑面前,你会晕头转向,看起来什么都做了,什么都得了,名声也很大,但最后算总账,你把最主要的、你真正追求的东西丢了,你会发现你实际上是一事无成,那时候就晚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现在仔细想想,王瑶的三次师训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概括地说就是“沉潜”两个字。要沉得住,潜下来,沉潜于历史的深处、学术的深处、生活的深处、生命的深处:这是做学问与做人的人境界。切切不可急功近利,切切不可浮躁虚华:这是做学问、做人的大敌。不是不讲功利,要讲长远的功利,着眼于自己一生的长远发展,而不只看眼下的得失。王先生要我沉住气,告诫我有所失才有所得,后来又要我拒绝诱惑,都是着眼于我的长远发展。用通俗的说法,就是要我沉潜下来练内功。大侠之所以为大侠,就是他有定力,认准一个目标,不受周围环境的诱惑,心无旁骜地练好内功。功练好了,气足了,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发。这就是王先生要求的“后发制人”。我现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唯一可取之处,也是可以告慰王瑶的,就是我一直牢记师训,并月身体力行。我从1960年大学毕业就雄心勃勃想做一个学者,但从1960年到1978年,等了18年,准备了18年,才有机会考上研究生。按照王先生的教导,又准备了7年,直到l985年,才开始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在这7年里,我发表的文章非常少,质量也不怎么样,压力非常大,有的时候连自己都失去信心了,但还是硬撑过来了。如果从1960年算起,到1985年,我可以说做了25年的准备,练了25年的内功,然后从1985年开始独立发功,一随发到现在,也只是发了20年。准备25年,发挥20年,我的治学之路、人生之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很艰苦,但也很充实,没有虚度。

  

  (摘自《王瑶怎样当北大教授》一文,该文刊于《大学人文(第5辑)》,广西师范大学2006年5月版,定价:2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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