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春松:民族、国民与国家——康有为、章太炎关于建立现代国家的分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9 次 更新时间:2021-08-24 22: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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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章太炎针对如何建立现代国家的问题,产生了一番交锋:首先,在民族问题上,康有为采用“文化民族”观,主张满汉融合,为新国家提供坚实的民族力量;章太炎坚持“历史民族”观,强调满汉在历史中的差异性,汉族应当是新国家的主体。其次,在革命问题上,康有为从公羊学的三世说出发,认为革命民主是未来社会的状态,中国的时情只适合君主立宪;章太炎借用公羊学的复仇理论,论证排满革命才是建立国家的最佳方式。康章论战后,章太炎因言获罪。在狱中,他完成了“转俗成真”的思想转化,在革命建国的现实策略之上,加入了更具超越性的价值思考。在探索理想社会的层面上,章太炎超越民族主义的五无论,与论敌康有为的大同说,有着目的上的一致性。

   关键词:康有为;章太炎;大同;五无论

  

   一、从“客帝”到排满:章太炎与维新派的决裂

   章太炎自述自己从小就树立了仇满的思想,但一直到19世纪末他都没有摆脱维新思想的影响,比如他承认“客帝”的合理性。维新运动的失败和随后清政府的荒蛮表现,使他埋在心底的仇满意识又得到激发。这种转变的标志是1900年他参与唐才常于7月26日和29日召集的“国会”。

   这个会议推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任总干事。这个“国会”的宗旨充满着互相冲突的主张,比如强调保全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不承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的权力,可是又要请光绪皇帝复辟等。这些矛盾也反映出维新思想家在新秩序与旧皇帝之间的取舍困境。章太炎愤而退出了这个组织,并剪掉了自己的辫子,表示了他“不臣满洲”的立场,从而与康有为的保皇党之间实现了决裂。

   身处维新阵营的梁启超在这个时期立场几度游移,有一部分激进的康有为弟子则直接投入革命派的阵营。对此,康有为试图通过控制梁启超、欧榘甲等人来平息康门内部的立场纷争。他警告梁启超等人说,如果我们背弃光绪,就是不义;你们若背叛我,也是不义。你们若要投奔革命派,他只能发表公开宣言与弟子们决裂。为此,梁启超又转回保皇立场,他在自己主持的《清议报》上发表了《中国积弱溯源论》,重复了康有为把矛头指向慈禧的策略,认为中国的落后主要是因为慈禧等人的专权,若能把权力还给光绪皇帝的话,便可转弱为强。

   章太炎认为梁启超屈服于老师而不明事理。针对《中国积弱溯源论》,章太炎撰写《正仇满论》(1901年8月10日,刊于《国民报》)予以批驳,从内容和具体的理由看,都可以视为1903年康有为和章太炎关于革命的争论之前奏,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中,章太炎大量引用了《正仇满论》中的文字。

   在《正仇满论》中,章太炎指出自己之所以主张革命,是由于“理势所趣”。他强调:排满,并非是为了报与满洲的私仇,而是顺应历史潮流。他说,满族人在漫长的清朝时期对汉族人进行屠刽、焚掠、钳束,而义和团等事件则表明满族统治者已经没有能力统领这个国家走出困境,所以就应该通过革命来推翻。革命乃社会之公理而非为汉族之复“私仇”。

   章太炎对梁启超的论证做了反驳,他说光绪并非梁启超所描述的那种圣主,光绪所进行的改革亦非真正为了国民的利益,只是为了巩固满族统治而已。自清朝建立以来,满汉之间并没有一体化。若不排斥满族,要让国家有凝聚力是不可能的。

   他尤其反对梁启超以欧洲各国君统乏嗣、迎立异国公族为例来说明异族统治的合理性的做法,尽管在《客帝》篇中,他自己也引述过类似的例子。这个时候,他开始反思一度主张的“客帝”论。他从庚子事变中百姓不支持满清政府的现象推论说:“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 钅气,不可得也。”故而在《訄书》的新版中删去了《客帝》这篇文章。

   章太炎进一步说,排满是让满族人回到他们原来生活的东北,而将中原恢复为汉族的国家。他将之概括为“保生命不保权位”,这个说法所针对的是戊戌前康有为创立保国会时所提出的“保中国不保大清”的说法。章太炎说,康梁既然有“保中国不保大清”的态度,说明他们与满清皇权也有裂隙。章太炎最后说,立宪与否在于是否能确立民权,不能把立宪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君主立宪是一个互相冲突的目标,康梁的真实意图并非是要立宪,只是要“忠君”而已。

   总而言之,章太炎认为既然满清政府无力抵御外敌,又难以成为凝聚民气之核心,所以必须以逐满作为革命的手段,否则国家终将成为欧美的奴隶。

   《正仇满论》是近代革命派对改良派进行理论批驳的第一篇文献。在这个阶段,康有为发表了《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等文章,继续阐发他的改良立场、民族观念和对未来中国的设想。章太炎则写下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来系统回击康有为的政治立场。

   章太炎主张革命、反对保皇,并以历史民族来对治康有为的文化民族观念。在思想学术层面,继续对作为改良派的思想基础的今文经学进行批判。文章的发表及随后的系狱,使章氏如此艰深的文章得到广泛的传播,扩大了革命派的影响力。

   二、“文化民族”与“历史民族”视野下的民族国家图景

   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中,康有为着力于解决排满所带来的“民族”问题。此问题在近代中国至关紧要,当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传入中国,如何促成多民族的王朝国家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与人们对于“民族”的认知密切相关。在这方面,康有为采用具有明显公羊学色彩的夷夏观念,即民族的身份并不来自于种族而是取决于“文化认同”,也即“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文化民族观念。

   这样的观念强调民族的融合,而反对种族的对立。在《不能行革命书》中,他说,生活在中国疆域上的不同种族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不断融合,构成了一个多民族共存的国家。“当时中国民数,仅二三千万,计今四万万人中,各种几半,姓同中土。孰能辨其真为夷裔夏裔乎?若必并此而攘之,恐无从检姓谱而行之也。”在这样的情形下,不可能再区分种族而驱逐异类。

   康有为说:“夫夷夏之别,出于春秋。然孔子《春秋》之义,中国而为夷狄则夷之,夷而有礼义则中国之。……然则孔子之所谓中国、夷狄之别,犹今所谓文明、野蛮耳。故中国、夷狄无常辞,从变而移。当其有德,则夷狄谓之中国;当其无道,则中国亦谓之夷狄。将为进化计,非为人种计也。”满族人在入主中原之后,接受了儒家教化,所以,事实上已进于中国,不能再视之为异族而排斥他们。

   对此,章太炎也是从史实入手进行反驳。他认为满洲在中国历史上属于东胡,而非北狄,按西方的说法是“通古斯”种,满族跟中华不是同一种族。

   章太炎还引入西方的种族观念指出:“近世种族之辨,以历史民族为界,不以天然民族为界。”“历史民族”概念对于理解章太炎的民族观念十分重要,他所要强调的是共同生活的历史对于民族认同的重要性。

   对此,他在写于1904年的《序种姓》一文中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述:“然自大古生民,近者二十万岁,亟有杂殽,则民种羯羠不均。古者民知渔猎,其次畜牧,逐水草而无封畛;重以部族战争,更相俘虏,羼处互效,各失其本。燥湿沧热之异而理色变,牝牡接构之异而颅骨变,社会阶级之异而风教变,号令契约之异而语言变。故今世种同者,古或异;种异者,古或同。要以有史为限断,则谓之历史民族,非其本始然也。”

   在他看来,即使在起源上是同一种族,基于不同的历史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和风俗习惯,这样,也就自然变成不同的民族了。

   看上去“历史民族”的观念与公羊学“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有类似的地方,但仔细分析,其区别甚为关键。章太炎所强调的历史民族更强调主体民族的共同生活经历,这其实也回应了日本和韩国在明代之后,认为他们更能够代表中国的论调。从近代日本侵华理论的发展看,日本对于文明意义上的“中国”的自认容易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理论先导。

   康有为提倡民族融合论、反对排满革命自有其现实考量。在他看来,接受满洲所开拓之疆土是推动现代中国国家建立的前提。而且,国家之强大,必须“旁纳诸种”:“国朝之开满洲、回疆、蒙古、青海、藏卫万里之地,乃中国扩大之图,以逾唐、汉而轶宋、明,教化既益广被,种族更增雄厚。俄罗斯所以为大国者,岂不以旁纳诸种之故?然则满洲之合于汉者,乃大有益于中国者也。”在外敌环伺的情形下,唯有团结国内各民族,才能增强抵抗外侮的实力。

   或许是认为民族问题牵缠引发的纠葛过多,梁启超吸收“国民”的观念以取代“族民”的观念。梁启超接受了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结合日本人对于citizen一词由“公民”向“国民”的转换,从而理解“国民”与“族民”或种族之间的不同。这个问题域的转换十分重要,即可以发展为讨论未来的“国民”应包含哪些人来化解简单的民族对立。

   然而对于这个问题,章太炎要到1906年前后才进行系统的讨论。其在1903年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主要强调的是驱逐满族的种族革命,对于如何对待境内其他民族的问题则并没有仔细考虑。在民族和国家凝聚力的问题上,章与康的看法迥异。章太炎认为正是因为满族长期排斥汉族,养尊处优,适成为其自我毁灭的祸根。而统治者的无能正是中国失去凝聚力、缺乏抵抗力的元凶,因此,非逐满无以成新国,要建立富强的国家,就必须驱逐满族人。

   章太炎的思想整体上是种族主义还是民族主义,学术界存有很大的争议,但是,如果从不同阶段的思想特征而言,章太炎在1903年前后激烈的种族主义色彩是十分明显的。他自己在1906年前后对这种种族主义立场进行了解释。

   有人做如是问:晚清的民族矛盾的核心应该是对外敌,确切地说是西方的殖民侵略,而满族已经积弱,所以“反对强种可也,何取以排满为帜耶?”章太炎的回答是:“民族主义非遍为人群说法,顾专为汉人说法耳。夫排满即排强种矣,排清主即排王权矣。”章太炎指出,排满乃是当时最为合宜的策略,排满或许不是一个“高尚”的主张,但却是当时最为有效的革命动员手段,似乎承认排满是革命“策略”。

   沿着这个思路,章太炎并不避讳他之提倡民族主义主要是关切汉人的利益,并非考究所有人的利益,因此他的思想的立场也是从汉人的立场出发。他对康有为的普遍主义立场提出了尖锐批评。他在《学隐》篇中就对以大同为理想而模糊民族边界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样的学说无异是在为“汉奸”张目。

   章太炎与康有为对于满汉关系的另一个争论点在于如何理解满族统治之下满汉是否平等,汉人在清朝时期是否是满族人的奴隶。

   康有为在《不能行革命书》中认为,清朝在价值观上接受了儒家的观念,即已经“汉化”了,而只是在服装和发辫上以满洲为准,这个做法被康称之为“化汉”。而且清朝还废除了明朝的一系列苛政,并推行纳丁于地的一条鞭法,这样的制度使得造成人们妻离子散的徭役永久废除,称得上是“古今之最仁政”。因此革命党对于清朝统治的批评,也不应上升为种族排斥。

   康有为进一步认为,汉族人在清朝并没有受到歧视,汉人有才者,也可以为宰相,而在晚清,实际的政治控制权更是已经在汉族人手中。康甚至认为满汉并设,是有利于汉人的做法。不过对于八旗之设,康有为并没有为之辩护,而是指出一直以来就有人提出改变的方案,以除其弊端。比如让八旗子弟改业农工商贾,自谋生计,或是采取屯田的办法。总之,如果光绪帝复辟的话,一定会“妥筹良法安置而改之”。

对于康有为的上述言论,章太炎反驳说满族人刻意维护他们的特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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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孔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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