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登苗:袁隆平生平三问:兼呈吸纳国内外科学大奖获得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建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87 次 更新时间:2021-08-23 09:5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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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登苗  

  

一、问题的提出


   2021年5月22日13时07分,“共和国勋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因病逝世,享年91岁。[1]

   袁公是因为有以上诸多的功绩,使其身后哀荣备至。人们哀思的广度和表达的情感,甚至可以说,从庙堂来论,是邓小平以后的第一人;以民间而言,是周恩来以后的第一人。

   而袁隆平生前,介绍、宣传、涉及他事迹的文章已成千上万,其中,尤以传记出版物种类之多在当代名人中为甚。仅笔者收集的“袁隆平传”就有28种,[2]而这些书绝大多数又一再重版。笔者估算,目前国内出版的“袁隆平传”有近百个版次。可以说“袁隆平传”,可能是新中国出版的当代中国科学家人物传记中最多的。

   遗憾的是,众多的“袁隆平传”,传主成名前的材料并不特别丰富,这可能主要与袁隆平本人,对其一九四九年后家庭的若干情况和自己的处境低调处理有关。据我初步分析,各种版本的“袁隆平传”的早期史料,以2010年出版的《袁隆平口述自传》(袁隆平口述,辛业芸访问整理,湖南教育出版社,2015年修改补充后以《袁隆平自传》为名再版,以下均简称《自传》)为界,此前传记的早期史料,基本上出于袁隆平的学生谢长江写的“袁隆平传”的开山之作——《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传》(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自传》出版后,各种传记的早期史料,就大多源于《自传》和谢著。

   而谢著是作者受《当代中华科学英才》丛书编委会之约,袁隆平“本人慎重推荐”,接受“采访”,又“亲自逐章逐句修改审定”的,[3]故似也可以看作“袁隆平自传”。(按:为节约篇幅,以下对人们熟悉的引文,以及从百度上搜索的资料,一般不标注出处)。也就是说,目前公开出版的对袁隆平早期人生轨迹构建的资料,主要来自袁隆平本人,则袁隆平口中透露的角度及内容多寡,就成为了解袁隆平的家世和其早期生活丰富与否的决定因素。

   袁隆平是一个十分豁达大度、坦诚率真、实事求是的人。其《自传》口述的内容,包括家世和他的成长经历,不仅都是真实的,而且有些还是一般的成功人士不愿透露或不想如实表达的。如当他功成名就后,仍坦陈其家族是靠路遇横财起步的;当他子孙满堂时,仍披露大学时代曾暗恋同届的康杏媛同学。他一方面,一再强调“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这是杂交水稻得以成功的关键”,“祖国是我最牢靠的靠山”,另一方面,他多次说,“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还是我的母亲”,还直言博学中学(教会中学)“对我的成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4]袁隆平最崇拜的是几被人遗忘的民族英雄卢作孚。[5]他没有豪言壮语,60年代的大饥荒,唤起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让老百姓挨饿”,是他投身杂交水稻研究的最大动机。他是个知恩图报,有情有义的人。他不仅一一感谢多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杂交水稻研究的锦上添花,更念念不忘对杂交水稻研究的雪中送炭者。

   《自传》中袁隆平重点感恩的5个人,除了生他养他的母亲、相濡以沫的妻子,其他三人——赵石英、华国锋、陈洪新,都是雪中送炭(母亲和妻子也可作如是观)的人。尤其要指出的是,当人们远离华国锋,甚至一些传记的作者连引用也不敢表华国锋的大名时,袁隆平没有忘记杂交水稻研究还未取得多少实质性进展,自己也感到“有些愧对大家的期望”的20世纪70年代初,是时主政湖南的华国锋给了他“充分的肯定和莫大的支持”,[6]华国锋调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后,仍给“杂交水稻研究怀着极大的关切”和厚爱。袁隆平“始终怀着对华老的感念之情”,《自传》中的《序言》,也是袁隆平请华国锋写的。

   由此可见,《自传》口述的是一个率真的、可爱的、甚至略显“背时”的袁隆平,是一个顶天立地、有血有肉、有独立人格和遒劲风骨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大写的袁隆平。我想,这也是大家喜欢袁老爷子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大智若愚的袁隆平,书写了钱学森之后的当代中国第一传奇。

   读“袁隆平传”,使我深切领会了爱因斯坦在《悼念玛丽·居里》演讲中曾说过的:“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之含义,这也是我写此文的直接动因。

   然而,这不是一个完整的袁隆平,至少不是一个家世、经历比较完整的袁隆平。

   这是因为,袁隆平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中的杰出代表,是当代中国科学界的一面旗帜,是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党和国家给予他无上的荣耀。故袁隆平必须与执政者和主流媒体保持一致,或者说,他应该遵守基本的政治纪律。

   所以,《自传》对父母建国后的工作、政治境遇和生活状况,其本人在成长过程中有否被家庭出身所牵连,以及他的人生信仰等,统统保持沉默。这就导致其某个时段的家庭背景,以及早中期的人生轨迹出现了若干“真空”。

   而我们要研究、学习、推介袁隆平,首先要了解一个比较完整的袁隆平及其成功背景。同时,作为世界级的科学家,袁隆平不仅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故“袁隆平传”中存在的若干“真空”,海外作者也会提出和填补,所以,若干“真空”我们不仅不能悬着,而且应积极面对,争取主动,确保袁隆平在中国,袁隆平的全面、深入研究也在中国。[7]为此,笔者不揣冒昧率先提出,袁隆平去安江农校是否因祸得福?袁隆平是否基督徒?袁隆平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因为他的研究不够新的诠释是否服人?等三个问题,并就当今中国科学院院士评选中存在的瑕疵提出自己的建议,以抛砖引玉。

  

二、袁隆平生平三问


   01.1953年袁隆平西南农业院毕业后,分配到偏僻的湘西雪峰山下的安江农校任教,是否因祸得福?

  

   许多传记资料都绘声绘色地说到,1953年7月下旬,西南农学院在礼堂举行分配动员大会,向毕业生们发出了号召,服从统一分配,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8]甚至有人称袁隆平分配到安江农校是“如愿以偿”。然而,没有一个传记作者列举除袁隆平以外,还有谁被分配到偏僻的农村?公开能看到的资料恰恰相反。那届毕业生中,除了杨其佑作为保送生,到北京农学院读研外,后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吴明珠,本来是留校当助教的,她立志到生产实践中去干一番事业,被分配到西南农林局(不久调到中央农工部工作,她又要求去新疆,开始被分配到乌鲁木齐地委农工部),张本分配到贵州省农科院[9](应为在贵阳的贵州省农业试验场吧?),王官远可能分配到武汉的中南农业科学研究所。[10]总之,那届毕业生除了袁隆平,给人的感觉都在省城和大单位。就是1958年西南农学院毕业,后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向仲怀,初次分配的四川省蚕病工作组,应该也在省城成都吧?

   笔者一时找不到上世纪50年代大学毕业生分配的相关资料,仅对1949-1959年大学毕业(含肆业),后成为中国现代科学家的39人做过统计,除了13人读研和留学外,其余26人当年全部分配到京城或省城。其中,除陈景润分配到北京四中教书外,其余人员全部落实在大单位或留校任教。[11]又如,2002年获国家最高科学奖的金怡濂,1951年清华大学毕业后,与清华、北大的其他9个,共10个毕业生分配到解放军总参谋部工作。[12]

   1953年全国大学毕业生总数为48091人(不到目前的百分之一),其中农科为2633人,内本科毕业生1842人,减去考取研究生的159人,[13]再减去留校任教的(数字未知),则除了京城,其它省份当年平均只能分配到区区几十个农科大学毕业生。而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各级政府的农口部门,均需要人才。故上世纪50年代初农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也属天之骄子,不存在分配难的问题。从吴明珠的分配和调动来看,当时还存在一定的挑选空间。综合以上的信息,笔者认为,袁隆平那届的西南农学院128个本科毕业生,[14]一般不会分配去地级市以下的城市和部门工作。那么,袁隆平为何去了远离大城市的安江农校,成了“一个乡村教师”呢?这是否与袁隆平的家庭出身有关?

   袁家在明时就落脚在江西德安县南郊坡上的青竹畈,世代务农,至曾祖辈,在太平天国时期意外获得一笔财富——押送饷银的清兵遭遇太平军的追杀而舍弃的银钱,从此弃农经商起家。清光绪年间,四兄弟离开了青竹畈,来到德安县城发展。同时,开始重视后代教育。祖父袁盛鉴考中举人,废除科举后又转变为新型的知识分子, 从此步入政界。

   父亲袁兴烈生于1905年,毕业于东南大学中文系,早年在平汉铁路局供职,抗日战争爆发后,投笔从戎,在冯玉祥第二集团军任上校秘书,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任科长。因此,袁父不得不举家乘坐最后一批火车,去往重庆。而正是“上校秘书”和副司级[15]“科长”的其中任何一个职务,在1949年后都妥妥地划入“历史反革命”的行列。所以,尽管袁隆平那代的大学生,几乎都出身在剥削阶级家庭,而袁隆平的家庭,还得加上一个“敌对”,[16]这势必影响袁隆平的人生。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对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和有产阶层及其后代,在文化教育上普遍采取了歧视的、甚至剥夺的政策。这等于筛掉了本国、本民族中最优秀的学术种子,势必会造成学术天才的断层。这是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社会主义国家中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这些国家也几乎都为此付出了学术水平倒退的代价。这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极其惨烈而又鲜为人知的教训,是人们不该忘记的。新中国也不例外。如1950年代高校招生对有产阶层子女进行了限制。大学生毕业的分配,也常常受制于出身:工农子弟、党员,尤其是革干子弟往往留在大城市、大机关;出身不好的,就去边远地区、工矿企业。[17]故袁隆平的毕业分配,有否受出身不好的影响呢?

   安江农校,归属湖南省农林厅,是个农业中等学校,实行从高小毕业生中招生的五年一贯制,所授的文化知识,接近于完中。故大专、本科毕业生分配到农校任教都比较正常。问题在于那里偏僻、贫穷,难以分配到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袁隆平是唯一来自大城市的教师”,当时就有人认为,出自书香人家和名牌大学、很有学问的他来到农专,“真是屈才了”。[18]再如,袁隆平“是全校第一名外语过关的专业教师”,这也说明,1949年后袁隆平之前,鲜有比较好的大学出来的学子去安江农校任教。

   此外,袁隆平学的是“遗传育种专业”,湖南农林厅开具的介绍信也是“任作物教员”,可学校最缺的是俄语教师,故袁隆平第一年教的是俄语。则姑且不论当时非师范的大学毕业生,去中等农业学校做教师是否普遍现象,这至少说明,袁隆平所学的专业,不是安江农校最急需的。换句话说,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做老师,更没有想到先做一个“代课教师”。那么,我们是否有理由推理,一般的大学毕业生很少愿意去安江的,而袁隆平是“历史反革命”的儿子,他不敢不去、也不得不去;而安江不管急需不急需,一个本科生去总是有用的。可能就这样,袁隆平来到了安江。

尽管袁隆平是一个“不记伤痛”的人,其本人从来没有说过,他来安江是家庭出身的原因,诸多传记作者似也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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