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帝吧出征"为例,从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了传播技术对民族主义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媒体技术不仅改变了民族主义运动的表达方式、组织动员方式、实施方式,而且还消融了政治运动、追星、游戏、个人身份建构等行为的边界,使得民族主义以"粉丝民族主义"的新面貌出现。反过来,新一代网络民族主义者也在时间、空间和语言三个方面成功地驯化了新媒体,使之成为民族主义的一部分。对此类现象不宜做简单否定,应该看到新媒体技术、商业文化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从文化的视角去观察新一代民族主义者对新媒体的驯化。

　　 关键词：民族主义; 粉丝民族主义; 帝吧出征; 新媒体; 网络亚文化

　　 “帝吧出征, 寸草不生;脑残不死, 圣战不止”  , 如果说2016年1月20日的“帝吧出征”Facebook让大众媒体和许多不熟悉网络亚文化的观者感到新奇的话, 那么其后的帝吧出征正在变成一种主流的日常仪式。

　　 所谓“帝吧” (D8) , 最初是百度贴吧中的中国足球前锋李毅的球迷社区, 但是在2005年中国足球表现不佳, 李毅发表争议言论及行为引发批评后 (李毅曾自夸“我的护球像亨利”, 被网民讽刺为“亨利大帝”“李毅大帝”, “帝吧”之名由此而来) , 变成了一个网民恶搞李毅及中国足球、发泄不满情绪的空间, 并逐渐由体育社区演化为中国用户数量最多的网友俱乐部 (关注用户2600多万, 发贴9.4亿多) , 形成了独特的戏谑与反讽亚文化。

　　 2016年12月31日晚上9点30分, 为了声援魏明仁, 帝吧再次出征Facebook, 在魏明仁、蔡英文、三立新闻、苹果日报、自由时报、台湾陆军总部的主页集中留言。起因是台湾南投县人魏明仁号召台湾民众于2017年元旦在彰化县参加升五星红旗和中国共产党党旗升旗典礼。

　　 2017年1月20日下午, 因为日本APA酒店拒绝撤回之前被微博曝光的在酒店房间摆放的否认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实的右翼书籍, @Jiuers青年 (前帝吧出征组织) 在微博发布“出征”倡议书, 目标是日本APA酒店、该酒店的CEO元谷外志雄为宣传右翼思想开办的学校圣胜兵塾, 以及部分日本右翼分子 (百田尚树、石平太郎等) 的Facebook主页。不同的是, 此次的行动标签不再是“出征”之类的战争概念, 而是更加主流而严肃的“中国青年为历史发声”, 还吸引了台湾网民加入。

　　 帝吧有十多年的“爆吧”传统, 但是基本限于百度贴吧的内斗, 帝吧“走向海外”始于2016年初。针对台湾演员周子瑜的“台独言论”争议升级, 再加之民进党蔡英文在“总统大选”中获胜, 进一步引起了帝吧用户的愤怒, 1月20日他们号召网民远征Facebook, 在蔡英文以及三立新闻、苹果日报、自由时报等主页下留言洗版。这一当时引起广泛关注的网络运动建立了一种新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模式。随后在反对英国维珍航空种族歧视事件、抵制“台独艺人戴立忍”事件、抗议“赵薇背后的资本控制网络舆论”事件, 再到上面提到的2017年初的两次事件中, “帝吧出征”模式一再重复, 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民族主义运动剧目。

　　 针对2016年的帝吧出征, 学者们展开了比较深入的讨论, 从行动者的逻辑、使用的符号、情感动员方式、组织方式等各方面均做了富有启发的探讨。本文打算在这些讨论及其他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 从传播研究的角度对新媒体技术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进行理论阐释。主要讨论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新媒体技术条件下民族主义本身发生了什么变化;二是新媒体技术在这一变化过程中起到何种影响。

　　 本文认为, 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 消解并重组了新一代民族主义者的行为情境, 使得过去不相关的思维和行为逻辑被打通, 既改变了民族主义表达中使用的象征符号与表现形式, 也为新一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动员、组织和实施提供了平台, 更重要的是, 它还促进了民族主义本身的变化与转型。在从基于大众媒体的民族主义到基于新媒体的民族主义的变化过程中, 参与者成功地将新媒体驯化为建构民族身份的中介, 同时他们的行为也被新媒体改变。结果新媒体不仅没有消除族群之间的差异与误解, 反而催生了一种独特的像爱护爱豆 (idol) 一样爱国的“粉丝民族主义” (fandom nationalism) 现象。

　　 一、传播技术与民族主义

　　 1. 民族主义与网络民族主义

　　 首先需要说明, 在日常话语中我们会区分好的民族主义 (爱国主义) 和坏的民族主义 (沙文主义) , 然而本文使用“民族主义”时, 把它视为中性的学术概念, 尽管这个概念在某些场合也会被污名化。

　　 民族主义是一个内涵模糊的概念, 其主张众多, 但基本目标有三个:民族自治、民族统一和民族认同, 最重要的核心观念是 (民族的) 真实性、连续性、尊严、天命、友谊 (“爱”) 和祖国。按照传统的民族主义理论, 民族主义的核心问题是政治统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其基本主张就是政治和民族单位应是一致的, 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但是随着第三波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 告一段落之后, 民族自治的问题虽然并未消失, 但却不再是唯一的焦点。民族主义的核心议题不仅包括国土和政治问题, 还包括民族身份与文化问题。“遥远”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常常在远离传统政治的文化领域或商业消费中被唤醒, 并成为官方民族主义政治背后那个真正起作用的民族主义幽灵。因此相比于国家层面的民族主义运动, 本文更关注自下而上的草根民族主义运动, 以及其中个体的文化体验如何与宏大的政治勾连的问题。

　　 中国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 关于华夷身份之辨古已有之, 在面临外族入侵时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民族”的概念。一些历史学家认为, 中国传统的汉族意识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族意识。虽然这些象征、神话、记忆、价值、传统等民族主义思想资源仍然存在, 但是和其他现代民族主义一样, 它们已经被重新加以建构与诠释, 服务于现有政治目标。 所以本研究所谈的民族主义, 主要还是中国近代以来在西方的入侵过程中逐渐建立的现代民族主义。

　　 近代以来, 西方列强在两个方面激发了中国的民族意识:一是通过侵略使中国内部在反对外部力量的同时加强了团结;二是将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引入中国, 西方的民族国家独立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树立了榜样。再加之传统的排满浪潮被革命党再次利用,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 (国族) 主义。不论是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的宣传, 还是其后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宣传, 以国家独立为诉求的民族主义一直是近现代中国革命的主要诉求之一。 

　　 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之初就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 在某些时候, 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甚至超过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与统一, 中国甚至和苏联、越南这样的同样奉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发生过军事冲突。

　　 1949年之后, 在承认国际主义的口号之下, 中国共产党在对内对外宣传中依然并未放弃民族主义的诉求。当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发生冲突时, 民族主义成为政权正当性的主要依据。尤其是在1989年东欧剧变之后,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处于低谷, 民族主义便成为团结中国民众的最重要思想资源。以至于有研究者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党派精英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权正当性刻意宣传、培植的产物。 

　　 然而这一精英主导论忽略了中国民族主义情感的民间传统。由于传统文化和教育的影响, 在官方民族主义、精英民族主义之外, 中国的草根民族主义一直作为执拗的低音存在。尽管草根民族主义表面上经常与官方民族主义步调一致, 但前者并不是后者的影子, 有时可能还会与国家外交政策产生分歧。另外, 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 这一看法也忽视了90年代以来媒体市场化背景下, 媒体生产者为了盈利而有意煽动的民族主义情绪。 

　　 本研究所讨论的网络民族主义, 主要是民间的草根民族主义。据考证, “网络民族主义”一词在中文世界里最早出现在2003年。但是作为一种政治现象, 网络民族主义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进入中国时就已经出现。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引发的抗议活动中, 首次出现在强国论坛的前身“抗议北约暴行”论坛里。在其后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中, 中国的网络社区曾掀起过一波接一波的网络民族主义浪潮。闵大洪观察到, 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中国网络世界里, 对国内事务持批判现实主义立场, 对海外事务则呈现民族主义立场。 郑永年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解释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发生, 认为它与中国的崛起与国际秩序的重组有关。 

　　 2. 传播技术与民族主义

　　 用史密斯的观点来看, 民族主义既不是原生的, 也不是由权力凭空发明的, 而是取决于我们如何从文化历史传统中选择特定资源, 重新加以诠释。也就是说, 关于民族主义的话语建构了民族的想象。从这个意义上说, 传播学视角在民族主义概念中便具有了举足轻重的位置。此外, 传播技术作为一个技术/文化复合体, 对民族主义话语构型本身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既有的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中, 传播技术是经常被忽略的因素之一。最早将传播技术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是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的“印刷术———民族主义的建筑师”一章中他认为印刷物既易于扩散, 同时其同一性与可重复性又易造成整齐划一的性质, 地方口语成为大众媒介, 使不同的地区逐渐实现同质化, 最后导致血亲家族被经过训练的个体组成的群体代替。

　　 在民族主义的理论家之中, 最看重传播技术的莫过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他在《想象的共同体》中, 援引印刷文化史学者爱森斯坦的研究, 提出印刷技术是促进某一群体超越面对面共同体的想象, 形成对于陌生群体的共同体想象的关键因素。因为新型印刷机大量生产报纸、小说, 围绕着特定方言, 人们唤起或挪用集体记忆, 用复数的 (如“我们中国人”) 名词, 建构起群体身份的想象。

　　 然而, 仅有印刷技术还不够, 现代印刷机还必须辅之以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 当印刷品本身成为有利可图的商品, 才能大量地复制和扩散承载民族想象的现代印刷品。他还以中国为例, 说明尽管中国很早以前就具备了大量印刷的技术, 但是由于缺乏资本主义产生关系的推动, 最终没能形成他所说的“印刷资本主义”, 并没早于欧洲形成现代的民族主义。当然, 这个解释可能稍嫌简单, 中国的早期印刷业也未必没有形成一定的市场规模。甚至在中国语境下, 印刷文化可能并不是形成中国的“想象共同体”最重要的因素。杜赞奇认为安德森忽略了口头文化和神话的影响。但是值得重视的是, 安德森没有将传播技术看作孤立的因素, 而是将它看作与生产关系一同发挥作用的因素。不过, 作为一个强调文化因素的学者, 他在这里不恰当地将技术与生产的关系割裂, 没有意识到技术作为技术/文化复合体, 本身就是生产关系。印刷机成为一种社会需求的时候, 印刷机才能影响社会;同样, 当印刷品被赋予一定功能与意义之后, 大量印刷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方式。

这暴露了在已有的民族主义理论对传播技术的论述中, 有一个共同的缺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