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脱贫攻坚阶段，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了不少倾斜政策。在健康扶贫方面，一般农户住院治疗报销比例为60%，贫困户可以报销90%；在教育扶贫方面，贫困户学生从学前教育到上大学都可以得到补助，一般农户则较少补助或没有补助；在资产收益扶贫方面，贫困户可以享受，非贫困户则不能享受，等等。在绝对贫困问题解决后，这些特殊政策要不要调整？在与乡村干部和老百姓座谈时提出这个问题，他们总的态度是，在脱贫攻坚阶段实行这些政策是必要的，贫困户“销号”后，这些政策可以保留一段时间，但不能“政策跟一辈子”，否则就会引起脱贫户与非贫困户特别是“边缘户”的矛盾。因此，这类帮扶政策要进行调整优化，调整的方向是逐步向低收入人口帮扶政策过渡。

　　

　　 有鉴于此，目前需要抓紧研究低收入人口识别标准和帮扶政策，然后区分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明确目前特殊政策的过渡期限，给老百姓一个明确的预期。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扶贫特殊政策向常态化低收入人口帮扶政策的过渡中，要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一是该调整优化的没有调整优化，这样不仅会陷入“福利陷阱”，而且不利调动最广大农民群众投身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二是该延续的不延续，该加强的不加强，采取“脱包袱”的态度，弱化对脱贫户和脱贫地区的帮扶支持力度，这样做也是十分不对的，搞不好会使脱贫攻坚成果得而复失。

　　

　　 总之，“十四五”期间，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时期，一定要作为政府工作的一项重要任

　　

　　 务抓紧抓好。

　　

　　 （三）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首先要明确识别标准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加强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建立健全动态监测与分层管理的精准帮扶机制。要把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工作落到实处，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明确农村低收入人口的识别标准，把目标群体筛选出来。

　　

　　 国际国内划分低收入人口或贫困人口一般有3个办法。

　　

　　 一是按照每人每日摄入的热量或恩格尔系数划分，如我国1986年第一次制定的206元的贫困标准，即是按每人每天需摄入最低的热量、蛋白质和脂肪折成收入计算的；1965年美国制定贫困标准，则是按恩格尔系数在30%以上的标准折算成当年收入制定的。

　　

　　 二是按照居民平均收入或居民收入中位数的一定比例来划分，其中，选择中位数有利于消除过高极值引起的偏差，更接近人们的直观感受。欧盟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即分别将居民收入中位数的60%和50%作为相对贫困标准。

　　

　　 三是采用多维指标确定划分标准，即以收入指标为主，同时，综合考虑家庭生活水平和发展能力等指标划定低收入人口。如我国在脱贫攻坚阶段识别建档立卡贫困户就是采取的这个办法。

　　

　　 此外，还有人建议将低收入人口线与目前的农村低保线两线合一，作为农村低收入人口识别标准。

　　

　　 统筹考虑我国居民收入的实际情况及低收入人口帮扶的需要与可能，有两条建议：一是鉴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建议将城乡低收入人口识别标准分开来处理；二是建议将农村居民收入中位数的45%作为低收入人口的识别标准。以2020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5204元计算，45%的低收入线为6842元，对应的农村人口约8000万，占农村人口的比重约为10.5%。这条线相当于2020年我国绝对贫困标准约4000元的1.7倍和当年农村平均低保标准5247元的1.3倍，既拉开了差距，又保持了一定的连续性，同时，与我国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实际情况也是相符的。在明确农村低收入群体识别标准的同时，要抓紧制定帮扶政策，根据目标群体的不同类型、困难原因、困难程度等开展帮扶工作，做到凡困必帮、有难必救。要建立健全动态监测、定期检查和动态调整机制，使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帮扶工作真正落到实处，真正做到常态化。

　　

　　 （该文系杜鹰2021年4月23日在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基层校友论坛上的演讲，略有删减）

　　

　　 （来源：《宏观经济管理》 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