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向桐:约定主义的“结构—功能”路径阐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8 次 更新时间:2021-08-20 16: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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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向桐  

   作者简介:贾向桐(1975- ),河北石家庄人,哲学博士,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科学技术哲学(天津 300350)。

   原发信息:《自然辩证法研究》第20213期

   内容提要:约定主义观念的演绎是理解当代科学哲学的一个关键环节,从彭加勒通过约定主义探索自然科学属性开始,逻辑实证主义逐渐奠定了二分法的基本思路,蕴含了将理论完全经验化的可能性。自然主义对约定主义的“暂时稳固性”解读,在逻辑上实现了对理论说明的彻底性,但在很大限度上削弱了人类理性对科学研究的作用。故此,对约定主义的超越需要将经验与理性维度结合起来,在“结构—功能”的视角下来审视知识约定属性的价值,以融合它们在科学理论中的双重作用:

   Conventionalism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in modern philosophy of science,from Poincare to Logical Positivist,all kinds of accounts about Convention depend on a distinction between empirical and a priori component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But this convention is undermined by empiricist interpretations of Naturalism.According to this understanding,then Conventionalism would be also committed to the pragmatic or empiricist conception.The purpose of the paper is to show that constitutively a constitutive-functional view can offer a better account of the nature of science,and then reason becomes a framework of science.

   关键词:约定主义/整体论/自然主义/构成主义先验论/conventionalism/holism/naturalism/constitutively a priori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63202211)的阶段研究成果。

  

   在当代科学哲学的诸多议题中,约定主义的重要性一直被人们有意无意低估了,但它是理解科学哲学最新发展的核心观念之一。随着先验哲学对科学合理性的解释失去权威地位,诸如时间、空间、因果性等基本问题又有了新的争议,这构成约定主义出现的历史背景。彭加勒等开始重新探讨这些基本问题,约定主义则是其重要的备选对象。在研究范式上,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二分法确定了其在科学哲学中的主流地位,这样,约定主义被归之于分析命题视野中的约定真理。自然主义的兴起使得约定主义的丰富内涵和内在矛盾进一步突显:科学的约定性最终取决于经验,即约定只是暂时的“稳固性(entrenchment)”,自然主义的反先验论在客观上又压制了对约定主义的多重理解可能性。正是这一张力决定了约定主义走向的内在逻辑,也直接影响着整个科学哲学的发展脉络,鉴于此我们将立足于新兴的先验构成主义视角解读约定主义,进而揭示科学理论约定性的人类理性根源。

   一、约定主义:从彭加勒到石里克

   约定主义的提出与当代科学革命揭示的科学本质问题密切相关,“约定主义作为跳板为20世纪哲学做出了很大贡献,扩展和丰富了哲学和科学的相关研究”[1]5。无论是20世纪初的逻辑经验主义,还是之后自然主义以及当代科学实在论等诸多领域的基本命题,都与不同意义的约定论思潮密切相关。针对康德哲学的先验论理解,彭加勒认为非欧几何的出现彻底表明先验综合判断的不可能性,否则,“我们将无法想象相反的命题,也不能在几何学基础上建构科学的大厦,更不会存在非欧几何”[2]48。这一观点已为学界普遍认同,“(时空观念)仅仅理解为我们的直观‘形式’”的作法随之破产。[3]86面对这种情况,人们往往从先验论直接转向经验论,因为以几何学为代表的所谓先验知识是受经验影响的:“光的属性及其直线传播也给几何学带来一些命题,我们可以说,测量几何学是对固体的研究,投影几何则是对光的研究。”[2]49当然,也并不能就此认为几何就是经验化的科学,“我们并不是在用理想的线或圆做实验;我们只能用物质对象来这样做”,所以,“看起来实验在几何学起源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如果从中得出结论说几何是实验科学就错了”,“这些理想物体的概念完全是心理的,实验只是使得我们能达到观念的机会”[2]49-70。在此意义上,先验论或者经验论解释都不符合事实,“几何公理既不是先验综合判断,也不是实验事实。它们是约定的”,“换言之,几何公理只是伪定义”[2]50。

   但彭加勒对约定主义的表述和论证并不十分清晰,基本上只是纲领性的,这也引起后来的多种解读,“(彭加勒的)准确立场是什么还没有形成多少共识”,“约定主义,像其它‘主义’一样,是一个包含不止一个命题或论证的复杂概念,但它出乎意料的模糊”[4]472。应该说,彭加勒敏锐察觉到人们对科学知识属性的理解存在问题,并重新将其引入科学哲学核心的议题,但对约定主义的理解却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这使得约定主义思想处于无处不在却又好像并不重要的状况。在约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石里克是关键人物,“石里克通过借鉴彭加勒的思想,将新物理学视为约定的假设来挑战康德主义的先验论原则”[5]191。在对待先验论上石里克与彭加勒的理解非常一致,但他对经验论的态度却有别于彭加勒:“每一个定义都是一种任意的规定(stipulation),因此是一种约定。但是通过彭加勒引入科学逻辑的特别意义的‘约定’,通常我们才理解了一种特殊种类的定义,即一种用以描述自然的命题形式。”[6]181

   具体来说,石里克主张通过先验判断与经验判断的划分来澄清问题,“只有先验判断才提供严格的、普遍有效的知识。分析判断告诉我们的只是有关概念关系而不是关于实在的知识。”[7]104进而,他分析了约定主义的意义与范围:“几何公理和物理学方程都不能对实在作任何断言。前者仅仅是语法规则,后者也仅仅是‘语句’。它们每一个在表述上都是任意的。因此它们不是我们所称的自然律。只有二者一起才能形成真正的命题,自然律的内容可以在一定的语法规则和确切命题的情况下看成是符合对实在的真实描述。”[6]186综合来看,石里克对约定主义的解读,正是沿着经验主义路线进行的,而且是一种较为“严格形式的经验主义”[8]1152。

   在此基础上,石里克分析了约定主义的深层根源,“彭加勒发展起来的几何命题的约定论程序——事实上为赫尔姆霍兹所预期的——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这一事实:它们应用到物体的空间属性的这些命题被视为了定义”[6]181。即当我们面对空间连续性的自然现象时,几何学作为物理学的标准语言,其“自由的语法规则”能够使得我们“用不同的几何学描述同一个物理世界”,如此一来,“物理学定律的表述”就可以“从一种几何学转变到另一种几何学”,也“正是数学符号构成的方程式设定了一种更复杂的形式,如我们选择欧氏几何而非黎曼几何来描述引力现象”[6]186。造成几何约定性的根源在于理论与经验之间的不确定性:“面对同样的事实,存在着各种判断系统;并且,随之各理论都能很好满足真理的标准。”不同理论“可以导致相同的预测,它们仅仅是不同的符合系统,可以指向相同的客观实在:不同的表述模型可产生一样的事实”[9]86。石里克指出,即使是最简单的科学理论,也“总包含最低限度的任意因素”[9]86。其实,石里克的立论正是以后奎因明确阐述的整体论命题,通过整体论式的论证路径,石里克正式解释了彭加勒约定主义的许多不清晰之处。而且,石里克对约定主义的整体论解读,逐渐成为权威的解读范本:“石里克将彭加勒的约定主义解释为一种整体论的观点,从此以后这种认识的解释标准化了。”[8]1151

   二、从“分析与综合”的二分到自然主义的解读

   对约定主义做出系统研究的是莱辛巴赫和卡尔纳普,他们把约定主义的整体论和分析与综合命题的二分路径完善下来。莱辛巴赫早期对约定主义持否定立场,“几何系统是按照约定原则确立的,它代表一个空白的框架,不包含任何关于物理世界的陈述”,但经过与石里克的交流后他改变了看法,“莱辛巴赫早期对约定主义的重要批判在后期著作中消失了,他采纳了石里克对约定主义的解释”[8]1152。莱辛巴赫特别调整体论的作用:“不同的约定系当与不同的几何学相结合时,可能产生相同的经验结果。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不同定义的几何学获得等值的描述,但对定义的选择仍是约定的。”[10]237卡尔纳普的思路也很近似,科学哲学应该解决非欧几何带来的危机问题,为此要“反对康德主义的先验综合判断,并且确信整个教条已被克服:将数学还原到逻辑,把数学和逻辑还原到句法语言。约定主义概念替代先验知识,并且被应用到算术、几何和逻辑”[11]262。在他们看来,这是科学哲学最重要的任务,约定主义在此问题上是难以回避和跨越的。

   其实,将约定主义解读为经验实证原则的基础,把语句的意义还原到经验事实以及句法结构和实用性原则上的思路,其背后正是基础主义和证实主义的教条。根据分析与综合命题的划分,“逻辑实证主义主张精确科学的理论具有事实和约定或定义的意义,在科学理论的革命过程中,约定成分是注定要发生变化的”[12]307。但把约定主义纳入两种命题的划分时问题出现了:“如果约定主义仅是符号或定义的选择,那么约定主义就是分析性的,这只能导致琐碎的计数句法变化,而不是物理学的真正变化。如果约定主义是综合的,它们就需要经验地检验,并且彭加勒的测量约定主义在经验上是错误的。”[8]1152这成为经验主义解释约定论的关键难题。

   在综合命题与分析命题二分的基础上,卡尔纳普做出权威解析:“物理系统的建构不受固定规则而是通过约定受到影响,这种约定,即表述规则或L规则和P规则,并不是任意的”,“尽管通过协议语句的形式附属于经验的控制,假说仍然包含一定的约定因素,这是因为假说系统从不能被经验所单独决定。”[13]320也就是说,物理学理论都要服从于整体论,“没有‘正确’的概念可以应用到这些语言规则的选择,其选择是由宽容原则所支配的相当纯粹的实用问题。在此意义上,卡尔纳普表述了彭加勒的约定主义版本。”[14]68这种版本的约定主义将以数学和逻辑学为代表的必然知识归结为语言或规则框架的约定意义,其必然性不同于事实或经验客观性,它们二者属性背后的依据是不一样的,科学理论的实质属性徘徊在经验主义与约定主义之间,并与实用主义衔接起来。

奎因意识到把分析命题约定化存在的不彻底性问题,并就此动摇了卡尔纳普的权威解读,“逻辑真理的意义自身不能成为一种语言的约定,并且逻辑中的约定作用不能等同于一定基本原则的采纳”[15]194,这也是自然主义最终将知识属性完全归结于经验的原因。既然命题语句的逻辑真理是“作为定义或语言规则”的约定真理,那么建立在科学理论不充分决定命题基础上的约定主义一定无法用有限的经验来彻底说明逻辑真理的无限蕴涵。根据自然主义原则,所谓“陈述的真理性依赖于语言和超语言的事实”总是似是而非的,恰如奎因指出的,“任何个别陈述的真理性都由语言部分和事实部分构成的主张都是无意义的,是各种无意义的根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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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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