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善华:田野实践中的历史社会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0 次 更新时间:2021-08-18 21: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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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善华  
但反过来,它也可以在微观层面达致对历史事件“碎片式”的还原,从而为了解与解释历史事件做出自己的贡献。

   可以说,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听到的或者观察到的生活细节都是以“碎片化”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根据笔者的经验,我们作为访问员虽然是与被访人第一次见面,但是我们都是把自己的“过去”带进了访谈现场的,所以在访谈现场观察到的“碎片化”的细节其实就是被访人以往的生活和社会地位的一种展现。

   2002年1月我们在四川Y县农村访问一个姓成的村民小组组长,他很激动地跟我们讲起他与第一个女朋友的故事,他后来认识并结婚的妻子就在他的边上,但他当时毫不避讳。由此我们觉得,他若尊重他妻子,那就要么不讲,要么婉言劝妻子离开。而他现在这样违背常情、常理的做法恰恰说明了他没把妻子放在眼睛里,在家里一定是以他为尊。接下去的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他是村庄里的能人,他妻子很笨,他对这桩婚姻其实有着不满,但也无可奈何。通过这样的过程,我们可以找到意义的脉络,把这些“碎片化”的细节缀连在一起,从而获得对被访人及他们的生活史一种准确的、“小中见大”的解释。

   4. 由“小中见大”入手,田野中了解到的个别“真相”(意义的真实),也可以对宏观层面的历史事实(其中首要的是历史事件)做出挑战。

   正史写作的过程,会有作者的“概念先行”和“价值先行”,而这会导致作者对历史事实的过滤(即只选取事实中与自己预判相一致的部分,而舍弃事实中与自己预判不一致的部分),这样就会影响其论断的客观与全面。但是因为历史社会学亦是强调对意义的理解和解释,因此就会与现象学社会学高度契合,从而接受田野调查中的“悬置”原则,“悬置(暂时中止)我们自己(研究者)原来持有的‘成见’,即我们以前所有的理论预设,它包括:我们对于某些东西的习惯性信仰,以及对传统的割裂个别与一般的理论框架”。这样,研究者获得的历史事实(虽然它仍然是一种“意义的真实”)是相对客观的和全面的,因而就有可能对宏观层面叙述的历史事实构成挑战。

   2007年我们团队在河北Y县农村调查时,笔者就曾访问过一个李姓男村民,他神采飞扬地跟我们讲起村庄周围的“大仙”。笔者当时就很吃惊,马上想到一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已经快60年了,国家对科学的宣传可谓不遗余力,遍及中国城乡,那么为什么这里的村民还会相信这样的“迷信”的东西?由此产生的猜想是,在民间社会,是否存在一个国家力量不可及的层面?这样的问题和想法,就和以往一些学者通过对少数南方农村的调查得出的结论,即认为“1949年后国家已经实现了对中国农村基层的全面控制”这样的乐观判断产生了理论对话。

   总括上文,笔者认为历史社会学在田野实践中可以大有作为,而历史社会学贯入田野实践也一定能提升田野研究之水平,使其视野更为广阔,分析更有洞见。

  

   *本文原刊于《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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