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祥辉:“无名者”的出场:短视频媒介的历史社会学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61 次 更新时间:2021-08-16 17: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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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祥辉 (进入专栏)  
被欣赏。每一个存在都是独特的,生活再无高低之分。这是更加真实的世界的镜像,是一花一世界的境界。”(快手研究院,2009)快手CEO宿华先生也曾表示:希望通过“快手”这一平台,让今天的人能“读懂中国”,让明天的人能看到今天的时代影像。“几百年以后,快手会是一个记录博物馆。”(邢小强,张竹,周平录,汤新慧,2020)显然,快手公司的这种“自我定位”和“自觉意识”有力地助推了短视频的兴起和“平民起居注”的出现。

   不过,“快手”毕竟是一家商业互联网公司,这种定位与助推与其说是服务于“平民记录”,不如说是服务于自己的商业路线;“无名者”的历史性出场与其说是“快手”公司主动积极追求的结果,不如说是其商业创新中所带来的“溢出效应”。

   (二)商业创新的“溢出效应”与“非预期后果”

   所谓“溢出效应”即经济活动中产生的外部性后果。商业创新具有社会溢出效应,这在中国互联网的新媒体创新上表现得尤其突出。中国互联网的“民主化”功能,“传播个人主义”的崛起都是这种溢出效应的体现(潘祥辉,2014)。短视频时代的“全民记录”也不例外。它是“快手”等短视频企业商业创新中的一个衍生品。正是这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商业路线“意外地”导致了一个全民记录时代的到来。

   纵观人类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媒介发展史,几乎每一次“媒介革命”都与商业驱动有关。不论是印刷书的普及还是报纸、广播和电视的出现,首先都是商业力量驱动的结果。而商业利益的驱动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社会后果。法国文化史专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在《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一书中揭示了书商的利益追求与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之间的关系,让我们看到了历史发展中“非预期效果”的存在(达恩顿,1979/2005)。短视频媒介的流行及其带来的“无名者”的历史性出场显然不是源于国家或政治力量的有意推动,也不是互联网企业主动“造福百姓”的结果,它不过是互联网商业创新中的一种“溢出效应”与“非预期后果”。互联网企业的商业追求与对个体的技术赋权本来就是一体两面的(潘祥辉,2017:130)。短视频的兴起显然是一种互联网技术商业革命所衍生的“副产品”,这当中“利益机制”发挥了重要的驱动作用。

   正是利益驱动使得短视频公司不断改进技术以服务大众,也通过“利益均沾”机制吸引更多的用户入驻,以此调动用户生产内容的积极性。这种“激励兼容”造就了短视频的繁荣景象。不过,从信息生产和传播的角度而言,过于强大的商业驱动也会带来一些负面性的“非预期后果”,表现在短视频媒介上,就是对“记录”和“真实”的偏离。随着短视频行业竞争的加剧以及对“变现”的追求,我们确实观察到,不论是短视频商业平台,还是个体主播,越来越偏离“记录”的初始状态,日益朝着商业化、娱乐化与宣传化的方向发展。以“快手”为例,其商业化运作中由“记录平台”转变为“电商平台”的过程是非常明显的,这种商业化转向显然侵蚀了“快手”平台“真实记录”的角色与功能。据悉,在快手上,每天发布的和交易有关的短视频信息达170多万条。在经历了早期积攒人气的“平民记录”阶段后,有越来越多的机构和组织在进驻这一平台。2018年7月,“快手”开始正式扶持MCN(专业生产内容)运营机构,整个平台已有1000多家机构,拥有10000个以上的帐号,作品发布量平均每周超过20000,周点击量17亿次(快手研究院,2019:273)。截至2019年底,“快手”已经引入了超过8000家的媒体和政务机构,这一数据还在不断增长,这些组织和机构正在成为短视频内容生产的主导者。

   显然,引入政府机构、媒体机构以及MCN等专业机构入驻是短视频企业重要的商业策略,不如此,则难以将流量变现。但显然,越来越多的机构入驻及MCN的增加,会使UGC的比重不断降低,使短视频平台日益沦为政务宣传和营销的阵地,这也将导致短视频的“主流化”。尽管“快手”一再声称:“快手的社会价值在于记录中国”“真实成为快手视频的主旋律”(快手研究院,2009:295)。但一旦“平民记录”不能实现赢利,对商业化的过度追求必然使其偏离“记录”的初心。

   由此可见,“平民记录”以及以对“平民记录”的逐渐颠覆,这是“商业化互联网”的媒介逻辑所必然导致的后果和悖论,互联网企业只能在这两者之间求得平衡。而强大的国家规制力量的存在,则可能进一步加剧短视频媒介对“真实性”和“平民性”的偏离。在商业变现及国家规制的双重压力下,短视频的内容生产必然呈现某种程度的“偏向性”。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短视频媒介的信息具有强烈的商业属性和生活属性,其内容越来越局限于时尚、娱乐等“非政治领域”或“非资讯领域”。从商业的角度而言,这些领域容易打造网红IP,也容易变现;而从国家规制的角度看,这一类的信息生产最为安全。近年来,从“快手”“抖音”到“梨视频”,各大短视频平台都曾受到过有关部门的约谈和处罚,这无疑加剧了短视频媒介的自我审查和“去资讯化”。短视频媒介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信息“偏向”,既是短视频本身的媒介特性所决定的,也是其所处的政治社会场域所决定的。

  

   四、结语:短视频作为一种信息媒介及其历史效应

  

   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曾说:“我们每一代人都需要重写历史,因为每个时代都会产生新问题,探求新答案。”(斯塔夫里阿诺斯,1970/2006:1)事实上,每个时代产生的,不只是新问题,也有新媒介。作为一种新媒介,短视频就产生于我们这个时代,它不仅带来了一种新的信息生产及知识传播的方式,也带来“全民记录”的再次勃兴,这种记录不仅将影响当代社会,也将影响到后世。

   施蒂格·夏瓦(Stig Hjarvard)借用感知心理学家詹姆森·吉布森(James Gibson)的“可供性”(Affordances,又译为“功能可供性”“功能可见性”或“示能”)这一概念来说明媒介的特征及其与社会互动之间的关系。在她看来,作为技术的媒介拥有一系列的功能可见性,功能可见性可以促进、限制并形塑传播与行动(夏瓦,2013/2018:31)。短视频媒介的兴起一定程度上就促成了一种新的传播革命,社会的“可见度”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为历史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短视频的“新媒体赋权”比其他自媒体更为彻底,绝大多数的普通人,包括那些不识字的底层人群都可以通过短视频记录自己、记录他人。正是短视频的兴起,唤醒和激发了“沉默大多数”的表达欲望和记录热情,这带来了“无名者”的历史性出场。“快手”上数以万计的“小镇青年”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不过,这些“无名者的历史性出场”并不是国家所赐,而是中国互联网商业化的一种“副产品”,是互联网公司追求商业创新的一种“溢出效应”,这使得传播领域的“个体赋权”先于政治领域实现。对短视频媒介的理解离不开对社会场域的深入分析。

   中国的短视频媒介并不是一个自足的场域。“媒介化”理论认为,不同场域之间的“自律”和“他律”总是处于一种不断博弈的关系之中,来自其他场域的“他律”会挑战和影响媒介场域的“自律”(胡翼青,郭静,2019)。就短视频媒介而言,其“他律”主要来自商业领域的变现压力和政治领域的规制。我们看到,商业驱动既促成了“全民记录”的出现,也使短视频媒介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异”。“政务”“流量”“营销”“带货”正使短视频平台变成一个巨大的宣传和营销市场,并因此呈现了短视频媒介的“中国特色”。而“国家的在场”也强化了短视频媒介的信息偏向。短视频媒介的生活化、娱乐化和“去政治化”既是对媒介政治化的一种突围,也恰恰证明了政治场域及其作用力的存在。

   尽管短视频的勃兴是一种商业衍生品,其信息生产也存在不足,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否定短视频媒介所带来的“全民性”,这种“全民记录”与“全民表达”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也可能会带来一些历史与社会层面的“非预期后果”。延森(Klaus Bruhn Jensen)指出,任何事物的变化和目的都是无法完全预知的,对“媒介所拥有但尚未实现的潜力——及其无法预料的后果”,学界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讨论(延森,2010/2012:27)。短视频媒介的“非预期后果”值得我们做更多的观察和研究。例如,短视频媒介将自媒体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其所带来的“传播个人主义”是否可能演变成“传播民粹主义”?短视频本身是一种碎片化的记录和表达方式,由于容量很小,在表达观点时简单而直接,难以进行深度的记录和表达,可能正是这一点,反而受到普罗大众的欢迎。那么,随着短视频的流行,是否会因这一媒介带来新的社会分层?“短视频阶层”的表达和思想是否有可能和“文字阶层”渐行渐远?短视频媒介是否会导致社会共识上的“圈层效应”和“大数效应”?短视频技术下沉的同时,是否会带来视角、思想和观点的“上浮”?是否会意味着几千年来奠基于文字基础上的“上行下效”的思想传播方式被彻底逆转?对于这些问题,今后的历史学家可能会看得比我们这一代人更加清楚。

   作为一种新媒介,我们其实无法预知短视频所带来的所有的历史社会学效应。但短视频媒介的兴起将给未来的历史学家留下一种海量的新型文献却是确定无疑的,这一文献至少在社会史与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即便今天,“快手”上的短视频也是当代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俗学家以及新闻记者等观察中国社会和各色人等的重要窗口。在社会生活领域,短视频媒介仍然是一种无可替代的记录媒介与展示媒介。它所记录和留存的文献,肯定也会成为未来历史学家观察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一个入口。当然,这些史料必然受到短视频这一媒介特性的影响,也受制于特定时期互联网商业化以及国家规制的影响,其呈现的信息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偏向性”。如何甄别和解读这些海量文献,有待未来历史学家的睿智。相信五百年后那些有才情的、有历史洞见的历史学家,能够洞察到我们这个时代这一新媒介所带来的改变,通过解读短视频媒介,不但能够还原“无名者的生活”,也能够像福柯一样,发现“权力的在场”。

  

   参考文献

   阿斯曼(1992/2015)。《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陈卫星(2016)。新媒体的媒介学问题。《南京社会科学》,(2),114-122。

   德兰迪,伊辛(2003/2009)。《历史社会学手册》(李霞,李恭忠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傅斯年(2016)。《史学方法导论》。北京:中华书局。

   福柯(1999)。无名者的生活(李猛译,王倪校)。《社会理论论坛》,(6),61-67。

   黄旦(2019)。作为媒介的史料。《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4-100。

   胡翼青,郭静(2019)。自律与他律:理解媒介化社会的第三条路径。《湖南师范大学学报》,(6),128-135。

   姬广绪(2018)。城乡文化拼接视域下的“快手”--基于青海土族青年移动互联网实践的考察。《民族研究》,(4),81-88+125。

   快手研究院(2019)。《被看见的的力量:快手是什么》。北京:中信出版社。

克劳斯·布鲁恩·延森(2010/2012)。《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刘君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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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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