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春风到处说柳青”再读《创业史》

——当代文化启示录之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00 次 更新时间:2007-01-14 19:5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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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  

  

  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

  从前有座终南山,山里有座中宫寺。有貌如苦行僧名柳青者,在庙里写书,书名叫作《创业史》。

  1951年5月,《中国青年报》创办者之一,编委、副刊主编刘蕴华(柳青)突然离开了首都北京,自己带着简单的行李,踏着最后一场潇潇春雨中的泥泞路,来到陕西长安的皇甫乡安家落户,直到1967年被强行“赶走”,这位曾经的“团中央高级干部”在镐河畔神禾原上的古庙里,像一个农民一样住了14年。

  “脚上穿着烂皮鞋,裤腿上满是泥点子,手里拿着哮喘喷雾器,没日没夜在村里和田里转”,柳青给皇甫乡人留下的印象,使人想起他同时代的另一个传奇人物:上世纪50年代,古巴革命者切 格瓦拉舍弃了在古巴青年团和中央银行的领导职位,悄然离开哈瓦那,奔向艰苦的丛林游击战,在一个也许并不适合他肉体生存的地方,把自己熬成了一个丛林中的“野蛮人”。――而巧合的是,柳青与切患有同样的疾病:严重的哮喘,他们甚至都要依靠哮喘喷雾器才能维持生命。

  著名的“梁生宝买稻种”的故事其实就来自柳青本人。1956年,柳青用自己的稿费和积蓄换来了日本良种稻――矮杆粳稻,在小范围种植试验成功之后,第二年秋天,王家斌(梁生宝的原型)胜利合作社的1千多亩水稻获得了平均亩产710斤的大丰收,创造了陕西地区历史上最高的粮食生产纪录。1960年,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前的一个月,柳青就将所有的稿费一万六千零六十五元,捐给胜利人民公社,作为公社的工业基建费用,公社用这笔“巨款”修了一座农业机械厂,后来又建了王曲卫生院。为给村里拉电线,柳青更预支了小说第二部的部分稿费(《创业史》原计划写四部),于是柳青的后半生几乎就是在债务中渡过的,像一切苦行者一样,这个当代中国“发行量”最高的作家之一去世时很可能一贫如洗,他盛年而逝,并不长寿(终年62岁)。

  “往事并不如烟”。“梁生宝买稻种”的故事自然也不绝如缕。1990年代末,为了支持中国包产到户的典型安徽凤阳小岗村,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表日方向小岗村投资1000万日元,用于引进优质稻种,以改变小岗村农户自80年代后期以来粮食产量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据陈窗、曾德方《小岗农民访谈录》披露:2002年小岗遇到旱灾,许多家庭承包田的亩产降到200斤),与柳青的故事相似――稻种还是日本稻种,但是,此时的小岗村却遇到了当年《创业史》开头所描写的“蛤蟆滩式困境”:由于村里早已没有集体农田,更没有一个王家斌式的村干部愿意将自家的田用来试验新稻种,没有一个“梁生宝”自愿吃亏充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结果优质稻种因为无地试验而无法推广,小农经济聪明反被聪明误,1000万日元投资自然打了水漂。1990年代末,1000万日元不过65万人民币,而在1960年代初,一、二两部《创业史》的稿费却远不止今天的300万人民币,在当时的农村几乎就可以开银行了。

  2006年,孟加拉国银行家穆罕默德 尤努斯因为长期从事反贫困事业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其获奖理由不过是:他长期向穷人提供小额贷款(每笔20美元),只是不要利息和抵押而已,像尤努斯博士一样,柳青的事业更属于千千万万人,而且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他所作所为比尤努斯更为彻底。

  

  一,“时间小说”与作为“上帝”的小说家

  

  “时代”是个奇怪的现代范畴,作为时光流逝中“看不见的手”――它总是在掩盖某些东西的同时,却刻意突出着另外一些。它还促使人们相信“当下”乃最重要的时刻,从而自然而然地由“当下”出发,去将时光整理为一个连贯的整体。

  比如,当下的人们也许不知道,所谓“中国人放歌维也纳金色大厅”的历史,并非从宋祖英等“当下艺术家”开始。因为早在1951年,中国歌剧《白毛女》就轰动了维也纳,而在柏林和德累斯顿,当年喜儿的扮演者王昆,几乎被歌剧之乡欧洲观众热情的鲜花所掩埋,谢幕的时候根本无法下台。今天热衷于“超女”的人们也许不想知道,芭蕾舞剧《白毛女》至今依旧是世界上顶尖芭蕾舞团的保留节目(例如著名的日本松山芭蕾舞团),至今在世界各地(除中国大陆外)巡演,长演不衰。

  同样的,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历史也不能从1980年代、更不能从“当下”算起。例如,1964年新日本出版社就翻译出版了《创业史》上下两部,这也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创业史》版本(因为中国国内只出版了《创业史》的第一部)。日本著名学者冈田英树在《野草》杂志评论说:“《创业史》确实把中国长篇小说的已有水平引向一个新阶段”,日本读者“为其直视现实的敏锐目光而惊讶,为其生动的人物形象而兴奋,被作者对未来充满坚定信念的描写而征服。”

  1978年,《创业史》英文本出版,柳青临终前在病床上翻看的书,就包括这本英文《创业史》。讽刺性的是:尽管1980年代开始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时代,而“当下”的中国作家能够阅读、翻译和运用外文写作者,却始终寥寥无几(张承志可以用日文写作,也许是唯一的例外),当下的中国作家其实是靠穆旦等翻译家的语言来完成他们对于西方文学大师的崇拜的,而可以肯定的是,迄今为止,当代中国小说家中英文最为熟练、或者说可以熟读英文原著的,其实是两个最土的“农村作家”:柳青和赵树理。

  被“当下”遗忘的当代中国作家丁玲、柳青、赵树理,他们的域外影响首先是因为其对现代性的深刻理解,以及现代小说艺术的创新。普林斯顿大学的严海蓉和UCLA的颜海平曾分别指出:《创业史》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突出成就在于“心理描写”,这种心理描写揭示的是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农民的“内在主体性”逐步确立的过程,而且,比起获得土地和物质上的“翻身”,这种内在主体意识(主人公意识)的确立,则是漫长的中国革命的另一个重要遗产。而本文则想进一步指出,作为影响巨大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的另一个创新和成就首先在于:它将“现代时间观念”纳入到小说叙事,并将之运用于叙述中国农村。今天看来,这部以中国农村、乡土为内容的小说,在叙述方式上恰恰是非常现代、乃至非常“西洋化”的。以这样的时间观念来叙述中国农村,乃是几千年来的第一次,在这个意义上,《创业史》是中国第一部成功的关于“时间”的长篇小说,

  在英文中,Time一词具有双重意义:“时间”和“时代”。后一个意义是现代的、或者比较晚近的产物,这种对于时间的特殊的理解(或者叙事),首先意味着把时间与一项巨大的“任务、使命和浩繁的工作”联系起来,或者说,使时间围绕着“劳动和工作”建立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时间就成为对这项任务、使命和工作的规划和管理,时间本身甚至成为“任务”和“使命”的掌握者、督促者(taskmaster),――有趣的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高声吟诵的“多少事,从来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其实正是对中美共同拥有的“现代时间观”的隐喻,暗含的也正是费正清所提出的“中美必须在同一个‘现代世界’上打交道”的原则。

  其次,现代时间观还意味着从“当下”的角度去叙述历史和预言未来,从而将时间纳入一个以“当下”为核心的结构中(过去从而成为“现在的倒叙”,未来成为“现在的必然展开”),在近代欧洲,这样的时间观,一开始是通过文学作品的叙述、特别是报纸新闻业的视角逐渐被确立起来的,例如威廉 摩尔(William Morris)《来自当下的新闻》(News from Nowhere,出版于1891年),于是,“上帝是个新闻记者”这个说法,其实就是“上帝是时间的掌握者”一说的翻版或庸(通)俗化。只不过在当时,这样一种文学的叙述方式,还被视为“对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剥夺”(stripped bare of every habitual thought and way of acting),即类似于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而已。

  现代社会的组织方式和现代生产方式本身,极大地促进了这种“现代时间观”的确立。“让时间督促我们工作”,或“让历史告诉未来”――这其中包含着合理地利用而不是浪费时间,以为“未来造福”的工商业精神,正是这种典型的清教时间伦理(Puritan time ethic),成为构筑工业革命之后的现代世界的支柱。当然,与威廉 摩尔的时代不同,今天的人们已经对这种“工作时间观”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但也正是因此,今天的人们也就丧失了对这种现代世界观的“陌生感”,更难以体会它的确立,曾经伴随着的历史变革的艰巨深刻性。因为认同这种时间观,也就意味着,必须把我们的生命划分为分、秒、小时,以面对“时代”提出的使命和任务,以跟上“时代的脚步”。这也就是为什么――1953年,这样的工作(劳动)时间观念在“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旗帜下,第一次被引进中国农村之时,《创业史》这种完全不同意义上的中国农村小说才有可能产生。

  所以,我们首先必须在这个意义上,将《创业史》的诞生,理解为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8)大规模工业化和农村合作化――对于中国传统生产方式和中国传统社会的全面改造的标志,这种“全面改造”不仅仅意味着胡风一首著名诗歌题目所昭示的《时间开始了》,而且更意味着“时间改变了,”全面改造,当然包括对于中国人的时间观的改造,也包括了“勤俭创业”、“劳动光荣”的崭新伦理的确立。也可以说,正是这种与劳动、工作和使命伦理相关的时间观,才是把农民组织起来的根本基础。正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国农村和农民祖祖辈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间观念被彻底打破了,农民和农村被组织进现代工业化的时间体系中:“工分”完成了农村劳动力的货币化,土地在集体化的基础上被重新配置,在农林牧副渔的现代农业的意义上,劳动的合理分工得以完成。而《创业史》恰恰由于深刻地抓住、或者表现了这一根本性地变革,才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标志性的作品。

  如同小说描写的:千百年来在“春闲天”里无所事事的农民和农村,如今一派忙碌景象,在潇潇春雨的田野上,到处都是梁生宝互助组那种进终南山背板、拉扫帚搞副业的汉子,农民们第一次热衷于“科学”种田(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通过技术来掌握季节和天气的无常变化),而“物资交流大会”在暮色苍茫中还没有散场,富裕中农郭世富在这个人声鼎沸的“市场”上与“国家”相遇――而在过去,柳青写到:“从旧历开头的整个正、二、三月漫长的春天,当农业生产还没有高度组织起来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田地里的活路,”农民只能靠赌博、喝酒和“下雨天打孩子”打发时光。其实,《创业史》每一次优美而抒情的景物描写,也都可以看作这种“人勤春早”的工作时间观的申诉,毫无疑问,《创业史》虽然写的是农村,但此农村已非彼农村,《创业史》描写的农村已经是处于大规模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被组织起来“现代新农村。”

  但1953年的春天,人的心情可是和过去的1952个春天,大不一样。

  长眠在唐冢、汉陵的历史人物做过些什么事情呢?他们研究和制订过许多法律、体制和规矩。他们披甲戴盔、手执戈矛征战过许多次。他们写下许多严谨散文和优美的诗篇――不过,他们没有人搞过象“五年计划”这一类事情。

  1953年春天,中国大地上到处是第一个5年计划的巨画、交响乐和集体舞。

  1953年春天――你历史的另一个新起点啊!(小说384页)

  于是,《创业史》这部关于中国农村的小说,竟然如同亚当 斯密描述英国农村的作品那样,是以“一般劳动时间”结构起来的,这也就不会特别令人惊异了。当千百万马铃薯意义上的小农被“时代”组织起来,对于时间、时代的思考,就构成了“农村小说”根本的叙事动力,以至于在“第一部的结局”这一章的开头,作者这样写到:“生活不断向历史车轮的推进者,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人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在这样的时候,社会上就会出现复杂的现象。”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农民和农村必须对滚滚而来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时代车轮”作出回应――迎接挑战或者沉沦灭亡。在这里,时代和“时间”本身自然就变成了一个“督促者”和审判者,在“一般劳动时间”的压迫感中,在抓住和掌握时代和“时间”的悲壮努力中,我们读出的显然不仅仅是歌德《浮士德》的主题,而且更是斯密《道德情操论》和马克思《资本论》特异的目光。――这当然是一种对于“历史”的全新的现代理解,而对于中国、特别是中国农村而言,这则是多么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在这个意义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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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原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7-1-7,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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