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虹:生命历程、问题意识与学术实践——以知青一代社会学家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6 次 更新时间:2021-08-14 12: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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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玉炜   周晓虹 (进入专栏)  
第835页)

   其次,不同的研究领域在基本假设、研究方法、研究目标乃至研究范式上均有差异,这构成了一个学术场域中的基本规范,研究者的学术实践必须符合这一场域内的行动逻辑。相比较而言,在提倡科学实证主义的定量研究领域,这种逻辑比较清晰,也因此容易获得相对一致的认同:

   一些学者认为,只有使用新的范式才能生产出让当地人产生共鸣的知识,才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学术风格,才能给社会学带来创造力和活力。我不同意这个观点。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就必须遵循共享的、预设的有关什么是好的科学研究、什么是证据及如何研究的规范。无论中国社会有多么与众不同,中国社会学的价值仍然在于它是社会学。(谢宇口述,第1039—1040页)

   学术研究的基本目的是什么?是贡献新的知识,这也是所谓“知识分子”的基本含义。面对创新的要求,无所谓“西方化”“中国化”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是面对要研究的问题,我们的前人做过哪些研究,取得过哪些成果,我们能否在他们的基础上取得新的知识。(李路路口述,第323—324页)

   相反,对于从事本土化研究的学者来说,由于在既有的、主要来自西方的学科规范里,很难找到“本土化”的位置,因此他们迫切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社会学对于理论和应用研究划分的学科框架。在这个意义上,打破前定的学科逻辑恰恰是社会学家进行本土化研究的必要行动逻辑。而这一逻辑不仅影响到了在本土从事研究的翟学伟,使其意识到“拿着从另一种文化传统中建立起来的学科标准来衡量我们研究的对与错,错的可能就很大了”(翟学伟口述,第837页),而且也影响到了长期在美国任教、后来时常回国帮助西安交大发展社会学的边燕杰。从某种程度上说,后者既了解中国文化,又因身在异域而能够抽离本土而观之,这使其能够发现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社会行为逻辑之不同:“中国人怎么可能是弱关系更重要呢?我的城市生活经验、农村生活经验,对于我们中国人相互交往的观察,特别是亲朋好友之间人际交往的观察,都告诉我它的反命题在中国文化中是成立的。”有意思的是,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在美国也取得了成功,边燕杰不仅多年成为“高被引学者”,而且通过论证自己所提出的“强关系假设”,35证实了“中国人社会交往的内在逻辑,不是信息交流,而是人情交换”。(边燕杰口述,第1007页)擅长定量研究的他与擅长定性研究的翟学伟殊途而同归。

   最后,研究者的搜寻行为和学术训练过程,为自己确定了某个研究领域,而在该研究领域内的学术实践又将基本的研究规范内化成研究者的基本信念,从而形成了对具体议题的基本立场。在我们的口述史访谈中发现,社会学范围内的一些常见争议,实际上都与学者们的学术实践活动相关,正是日常的实践最终强化了他们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以及处理这些问题时的倾向性或擅长的方法。

   我认为,定性研究是有价值的,通过定性研究可以描述清楚事情发生的过程,获得新的启发,但做定性研究需要对研究结论的一般化和普遍化加以限制。因为社会现象是有变异性的,不能够从少量特殊的推出普遍的。而定量研究关注的是总体,总体内部本身就是充满变异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定量的方法虽不完美,但却是社会科学描述变异性最为可靠的工具。(谢宇口述,第1042页)

   我不认同他(谢宇)的观点:怎么用量化的方法得出的看法(包括证明常识的研究)就是科学的,定性研究(包括对重要问题的重要判断)就不是科学的?我不反对实证方法,并确认为它是科学的方法,但是能阐明当前重大事件和理论问题的研究也是科学的。(王思斌口述,第756—757页)

   进一步,与学术实践和学术观点之间相对清晰的逻辑关系相比,一个人如何进入学术场域,或者说,以这一种而不是那一种学术领域作为自己的志业,背后的原因则常常似雾里看花。一种相对常见的解释是,一个人的学术实践路径取决于其问题意识导向,进入某种学术场域是受到志趣引领而主动选择的结果。我们从社会学家的口述访谈中发现,这种情况虽然存在,但另一种解释似乎更加常见,即学术兴趣的形成并非是一个人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其在学术训练特别是在不同的学术场域和社会圈子中路径依赖的结果,而目的与结果之间的偶然性,在其中往往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我转投社会学完全就是一个巧合。我到威斯康辛之后,国家给我发了一个奖学金,那是一个香港人资助的奖学金。……这个奖学金可以报销上课的学费,包括暑假课程,这鼓励我选了很多课。其中就有一门社会学方法课,这一学我就爱上了,但这是很偶然的。(谢宇口述,第1023—1024页)

   以社会网络作为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学术兴趣,原因有三:其一是林南先生使我对社会网络有了最初的认识。……那时林南先生时常造访南开,我对于他的讲座更是场场不落。其二是通过阮丹青老师主持的社会网络研究项目,逐步加深了我对社会网络领域的理解。其三是边燕杰老师对我从事社会网络领域的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张文宏口述,第915页)

  

   将生命史研究带回社会学史

  

   近年来,我们在从事口述史研究时,曾一再申明作为再现个体生命历程的独特方式的口述历史的时空意义:从空间的角度说,正因为个体总是生活在社会之中,或者说社会结构镶嵌在个体的生命历程之中,因此口述历史或通过口述历史呈现的个体记忆就不会是单纯的个体经验的简单累加,而是社会建构的结果。从时间的角度说,作为集体记忆的表征形式之一,口述历史也受到个体在遭遇不同社会事件时的生命节点(life point)的影响。如果说前者显露出口述历史的社会本质,那么后者则体现了社会结构与个体生命历程相交织时的建构机理。

   上述讨论涉及口述历史的建构及其机理,如果从本文的主题出发,那就必然会触及作为一种知识的生产活动,即社会学家的口述历史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其自我的生命史与社会历史的互嵌。显然,知识并非是一种独立的自我绵延活动,其生产过程是与其所处的外在性因素密切相连的。如图1所示,这些外在性因素可以大致归纳为四种,即社会历史变迁、学术思想史、学科发展史和学者生命史。其中,社会历史变迁无疑既是学术思潮形成和演变的直接动力,也决定了一个学科的走向和命运——比如社会学的中断和重建,就直接受到1952年包括院系调整在内的社会大势和1978年的改革开放这两次重要的社会转向的影响。同样,从更直接的意义上讲,社会历史变迁还是形塑一个学者生命史的基本模板,“当宏大的历史车轮在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历程中驶过的时候,都会留下或深或浅的辙印,并由此埋下他或她未来人生走向的草蛇灰线”,学者同样也不例外。

   不过,尽管影响知识生产的上述四种外在性因素相互构嵌,但总有两条相对清晰的脉络:一方面,对于特定的历史阶段来说,个体生命历程的起伏跌宕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外部宏观的社会变迁所支配;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体和知识行动者的学者参与学术及思想的论争,他们的生命历程又是决定其思考路径和问题意识的内生性根源,甚至决定了他们在学科发展和学术思想的参与行动中采取何种立场和策略。如果就前一方面来说,面对社会历史大潮的裹挟,学者多少显得局促和被动的话;那么就后一方面来说,无论他们的问题意识还是学术实践,都无处不显现出其过往的生命历程对客观现实的主动反思与学术剪裁。

   在我们的讨论中已经一再强调,左右知青一代社会学家社会记忆的最重要的社会历史事件是1968—1977年间的“上山下乡”,以及与改革开放相交织的“恢复高考”。尤为重要的是,这些前后相继的社会历史事件因为彻底改变了这一代社会学家的人生走向,而成为他们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时间节点。在我们完成的40位社会学家口述史中,仔细想来与这两个事件相关的人都反复强调了这些事件对其人生的影响,它们甚至成为亲历者一生之荣辱的重要标志。就“上山下乡”而言,如果这一经历及相应的苦难对普通人来说,如刘亚秋所言,必须转化为对“共和国苦难”的担当才有意义,37那么这种底层社会的体验对一个以社会研究为志业的人来说则天然具有某种前置性意义,它和做工、从军一样,使这一代社会学家“理直气壮地”获得了某种职业的正当性。

   同“上山下乡”一样,“恢复高考”及作为其社会背景的改革开放,对知青社会学家个人生活史的影响同样意义深远。我们看到,这一历史事件不仅使他们进了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甚至出国深造,而且还使他们后来有机会选择以社会学为业,并在40多年中逐步成为这一重获“新生”的学科的中流砥柱。如果你想到哈布瓦赫曾说,“当我们从一个群体进入另一个群体时,就会随同我们的观点、原则和判断的改变,而改变我们的记忆”,38你就会意识到,正是因为这一代社会学家跻身于“七七级”或“七八级”的行列,又投身到社会学家共同体之中,才使得他们的观点不仅比同代人更为开放,而且即使在七七级、七八级群体中,他们也是对这场绵延40年的社会变迁或急速转型持高度肯定的群体,并且也自我认定“通过各种重要的途径,知识青年已经对中国的经济转型作出了贡献”。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已经详尽地说明了“将生命史的研究带回到社会学史”的意义所在。显然,这种考量不仅能够直接洞悉社会学家的生命历程与人生感悟,特别是对一个学科的发展及学术演进的主观影响,也能够折射出客观历史进程如何通过影响学者的人生轨迹,最终实现了对知识生产的社会再造与历史制约。

   书写某一学科的发展历史时,人们常常都会关注学科的起源、概念的演进、理论的建构乃至其所产生的学术及社会影响,但往往会忽视学者的个人生涯尤其是由时代锻造的个人生命史在学科发展中的隐性含义。

   在社会学家们的讲述中,其生命史的时间相对重叠,由此锚定了一个时空的叙事核心,从个体访谈出发,形成了多条叙事轴线,因为叙事的时空核心保持不变,在轴线之间就形成了多重交叉,而在这些交叉的部分就呈现出丰富立体的叙事效果。

   *本文原刊于《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6期,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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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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