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虹:生命历程、问题意识与学术实践——以知青一代社会学家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6 次 更新时间:2021-08-14 12: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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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玉炜   周晓虹 (进入专栏)  
和知青一代相比,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上有着相似的社会文化环境,这两代人都处于西方思想冲击下社会面临极大不确定性的变革和转型时期,虽然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和问题意识上存在巨大差异,但两代人的学术实践活动又体现了相对一贯的思考和行动方式。一方面,转型迫使一些知识分子急于通过知识贡献的方式介入现实,并关注外来的知识体系与中国现实的契合性问题;另一方面,另一些知识分子则认为学术研究自有其发展规律和独立性,不应也不需要为改造现实社会而逾越治学这一学者的本职。如果我们对比五四一代和知青一代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就能够发现两者既有历史情境之异,也有内在张力之同。

   (一)治学与论政: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

   按照李泽厚的说法,从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开始,“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就成了中国思想界的两种主要的问题意识。一方面,知识分子意图通过西方学术思想的引入以开启民智,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另一方面,面对中华民族的风雨飘摇,救亡图存的现实压力,又使知识分子“把注意和力量大都集中投放在当前急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讨论和实践活动中”。22这两种问题意识并行不悖、波诡云谲,最终成为互为颉颃的一对拱顶石:“一种是对纯学术的追求与通过思想和学术来为中国政治奠定非政治的基础的追求之间的张力,另一种是通过‘新学术’来挽救国运与通过‘新主义’来改造社会之间的张力。”23最终这对张力相互作用,汇聚成“学问”与“主义”间的长期抵牾,也最终酿成了中国现代思想界的分裂。“当时对于年青人来说,‘亡国’是一个很具体的威胁。大家都懂得要‘救亡’,‘亡国奴’做不得!”“我是个知识分子,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面出来的人,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相信科学救国。我们希望的是从了解中国的问题上面,能够找出一条路来。”

   在当时的社会学界,“学问”与“主义”这一张力最有代表性的案例,恐怕当属顾颉刚和费孝通等人关于中华民族的争论。1939年,抗日战争正处在极端困苦的阶段,中国不仅要抵抗日军的正面攻势,还要面对日本的东洋史学家们“以种族解构中国”的文化侵略。对于嗅觉敏锐的知识分子来说,现实政治的危局使其不得不在学术上加以回应。顾颉刚在1939年2月13日发表的《中华民族是一个》,25认为把中国人分为所谓“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只会让中国人内部心生隔阂,为帝国主义分化中国提供便利,因此主张用“中华民族”取代“五大民族”的说法,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反击外来侵略,维护政治统一。而费孝通则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对顾颉刚提出了质疑,从民族和国家的概念出发,认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进而指出“同一民族并不必然导致同一国家”,因此,“某政治的统一者在文化、语言、体质求混一,即使不是不着要点,徒劳无功,也是有一些迂阔的嫌疑”。26傅斯年对费孝通的观点十分不满,并将矛头对准其导师吴文藻,最后整个事件以傅斯年致函中英庚款董事会,将吴文藻调离该会而告终。在这段公案之外,值得一提的是,到了晚年,费孝通尽管依旧认为“国家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又有联系的概念”,但考虑到“现实的政治争论”,遂提出了为人称颂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其实,熟悉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研究者都不难理解,在当时秉持学术价值中立和为现实政治进行价值选择之间的矛盾并不鲜见。比如,在傅斯年建立史语所时,曾坚决主张“纯粹学术,学用分离”,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1928)中,他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强调研究的客观主义立场。但九一八事变之后,傅斯年就放弃了客观主义史学的立场,转而倡导经世致用的史学观,并通过《东北史纲》《中国民族革命史稿》等著作,与日本史学家进行论战。28这种学术与政治的交集,集中体现了学者个体的学术主张和时代需求之间的纠葛,在前述启蒙与救亡的双重背景下,人们自然会关注那些“反映出史家求真与致用的双重情怀如何展现,学术追求和现实政治如何协调,专业研究和大众普及的关系如何处理等带有普遍意义的命题”。

   (二)反思与超越:知青一代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

   对于知青一代学人来说,治学与为政的矛盾仍然是其挥之不去的价值困境,尽管经历不同,但他们的问题意识都带有新的时代特征。这一困境首先表现为知青一代学人对其早年成长历程的复杂态度。一方面,知青或“上山下乡”的经历是他们学术创造力和灵感的源泉,他们的问题意识、经验直觉、社会阅历都拜这一经历所赐;另一方面,自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社会迅疾变迁,尤其是与外部世界的接轨,使单纯沉湎于过去的苦难成了一种不合时宜的“叙事”。对社会学家来说,要在学术上重启与世界的对话,就需要超越原来的“历史-反思”路径,在学术共识的基础上通过更加规范的研究产生更大的国际影响力。

   然而,无论对过去的经验采取何种策略,都难以摆脱这一经验的影响,当这经验或“每一代的集体记忆”源自“他们相对年轻时代的生活经历”时更是如此。30卡尔·波兰尼用“支援意识”(subsidiary awareness)的概念来说明,研究者在提出问题时,就已经意会到了找寻答案的方式和路径,而这种未可言明的知识(tacit knowledge)则是他们在生命历程中潜移默化所获得的。31比如,在我们的访谈中,有些社会学家致力于社会与政治运动的研究,其灵感和驱动力就来源于20世纪70年代所经历的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赵鼎新口述,第1060页);而另一些学者专注于劳工研究、农村社区和经济制度的研究,则与他们早年的插队经历不无关系:“我到现在还记得生产队长对我说的话。‘他说你回北京了,哪天遛弯时万一碰到毛主席,你千万替我问问他老人家,为啥老农民一辈子种地,一辈子吃不饱?’这话我记了一辈子。”(沈原口述,第630页)由此能够想象,在当时对“文革”的体验及其反思自然会成为问题意识的直接来源,而“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该向哪里去,同样也是20世纪80年代人们普遍的内心追问,许多人接触社会学,最早也是希望借此寻找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

   我们班很多同学对社会学感兴趣,有的关心中国的大问题,有的关心具体的社会问题。总之,大家的想法虽不同,但也形成了关心社会学的小气候。比如我们班的党支部书记,关心的是中国往哪里去;我的上铺是校学生会副主席,也天天学社会学。(王思斌口述,第738页)

   然而,在与西方社会直接接触以后,很多人对于学术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学以致用”不再是社会学研究的唯一目标。相反,对于社会学这样的基础理论学科,采用规范的科学方法,建立严谨的理论模型,从而更好地认识社会现象,才被认为是研究者的本职工作。这对普遍拥有强烈社会关怀的知青社会学家来说,无疑是一种观念上的挑战。

   我在国内是带着学以致用的潜在想法从哲学转到社会学的。当时觉得,社会学知识能改造社会。我也是带着这样一个想法出国留学的。出国一接触,令我大吃一惊:美国社会学的学科定位是基础社会科学,叫Fundamental Social Science。其根本任务是解释社会现象,建立理论认知,而非解决社会问题,提出治理方案。改变世界是国家的事、公民的事、政治家的事,不是学者的本职工作。所以我刚到美国做研究生时就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边燕杰口述,第1001—1002页)

   幸运的是,和五四一代不同,知青一代知识分子在面对学术和政治的矛盾时,能够采取相对超然和独立的态度。客观上讲,这有赖于改革开放后相对稳定的政局以及相对宽松的国内、国际社会环境;而在主观上,这也是知识界主动选择的结果。一如甘阳在考察20世纪80年代整个社会的文化意识时指出的那样:“对‘文革’及其历史根源的批判反省如果仍然仅仅只停留在社会政治批判的层次上,那么这种批判本身就仍然是一种非批判的意识,因为它实际上仍落入旧的藩篱之中而不得其出。根本的问题乃是要彻底打破泛政治化大一统本身,文化领域普遍出现的‘非政治化’倾向,‘纯文学’‘纯艺术’的倾向,实际上都是这种意识使然。”32在这种文化氛围之下,自20世纪90年代起,整个社会科学都在从“漫谈文化”转向“规范学术”,普遍选择了学术上的“价值中立”的策略,既是为了在整个社会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实现与世界的接轨,也是为了甩掉历史包袱,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距离,而把眼光聚焦在对西方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学科体系的吸纳和批判之上。与之对应,随着国家治理方式的现代化,包括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在内的一系列制度相继确立,国家及学术管理机构通过利益激励的方式,将学术界纳入体制管理之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知识分子的分化。如甘阳所言,20世纪80年代以批判为己任的“文化人”逐渐实现了向“专家”“学者”“经济人”的职业身份转变,这也是李泽厚提出的“思想淡出、学术凸显”背后的根本动因。

  

   场域决定观念:知青社会学家的学术实践

  

   理解知青一代社会学家的问题意识,仅仅从不同学者的观点出发进行梳理是不够的,还要考察场域对观念的影响。一个人的基本学术观点离不开他从事的研究场域,这样一种场域要求知识行动者按照一定的规范进行思考和行动。按照布迪厄的观点,“某个知识分子,某位艺术家,他们之所以以如此这般的方式存在,仅仅是因为有一个知识分子场域或艺术场域存在”。换言之,宏观社会结构对行动者的影响不是直接性的,而是将场域作为关键性的中介机制,以场域特有的网络构型和力量形塑惯习,从而对个人施加影响。“正是我们对这些行动者置身并形成于其中的场域本身的知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他们特立独行的根源,把握他们的观点或(在一个场域中的)位置的根源。……他们对世界(以及场域本身)的特有观念,正是从这种观点或位置中构建出来的。”33也就是说,所有观念都与观念据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因而也受到这些条件的影响。所有的思考活动都受社会存在决定,或者至少是相互决定的。观念定位于社会过程之中,而知识社会学的任务就在于确定“思想立场”与“结构-历史”位置的经验相关性。34回到知青社会学家这里,显然,要想理解其学术立场的基本观点,就需要考察他们的学术实践过程。

   首先,学术实践的路径通常与学术的专业训练有关,而兴趣的偏向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师承关系的影响。一如我们前面的讨论,在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受过训练的学者,大多受到费孝通、彼得·布劳和林南等的影响,它起码决定了后来者选择社会学或其中某个亚学科作为志业的理由,以及他们的研究兴趣和基本视角,有时这种影响甚至延续终身。再比如,谢宇在威斯康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几位对其影响较大的老师,主要研究方向都集中在社会分层、人口学、统计学和定量研究方法等领域(谢宇口述,第1024—1025页),这对他后来成为这一领域的佼佼者产生了重大影响。

   师承关系的选择和研究兴趣的形成通常是双向的。一方面,研究者在求学过程中根据自己对某一领域的初步兴趣,从而对目标学校和学术导师进行搜寻;另一方面,师承关系的确立又会进一步强化对其研究兴趣的引导,并最终形成研究者与研究领域之间的主观亲近性。这种学术影响的传递不一定存在于制度上的师生关系中,也包括后来者对某个前辈的某种学术主张的认同,在社会学重建初期各校都缺乏学科师资时更是如此。比如,翟学伟就受到杨中芳教授有关社会心理学本土化观点的启发,由此萌生了对中国人行为模式研究的兴趣:

她(杨中芳)建议,中国大陆的学者,面对改革开放的机遇,不要从倒向苏联再倒向美国,而是要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来建立社会心理学的知识体系。……由于受到结构主义的启发,我决定要在结构主义的基础上研究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模式。(翟学伟口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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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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