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儒家能否以及如何与资本主义相容?——韦伯新教伦理命题再审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8 次 更新时间:2021-08-11 23:5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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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 (进入专栏)  

   而且,这种禁欲主义本身就是中国社会各思想流派的基本传统,这就是黜奢崇俭教条。事实上,儒家诸子如孔子、孟子、荀子等在消费问题上观点虽各有差异,但都主张节俭、反对奢侈浪费。例如,孔子不仅把节俭列为人的基本道德准则,更是将其视作一种生活方式而践行于日常生活之中。孔子说:“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逊也,宁固”(《论语•述而》);治国必须“节用而爱人”(《论语•学而》)。为此,子贡评价说:“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论语•学而》)。当然,孔子主张节俭是有原则的,这就是礼义标准。孔子反对各个等级的人有超礼制标准的消费,超过即被指责为奢。所谓“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论语•子罕》)。同样,墨家和道家也都主张黜奢崇俭,只是区别奢俭的标准不同于儒家。墨家主张不分等级,以维持生命健康需要为消费标准;道家则以原始时代简陋的生活条件作为理想。因此,秦汉以后,黜奢崇俭成为对待消费问题的封建正统教条。

  

   正是由于儒家的支配地位,中国社会的消费思想又与礼义和社会等级有关,形成了“制礼义以分之”的分配观和黜奢崇俭的消费伦理。而且,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重农抑商、黜奢崇俭以及重义轻利这三大教条互为支持、互为服务、互为强化。可以说,黜奢崇俭和重义轻利思想为抑商措施提供了理论支持,而抑商的具体实施反过来有固化了黜奢崇俭和重义轻利思想。三者紧密结合,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的内在互动系统,使得任一个方面都难以单独被打破。如“君子谋道不谋食”的重义轻利观将求利行为视为“君子不齿”的行为;黜奢崇俭观则主要是抨击商人的消费活动;均贫富观则为对商人的剥夺披上正义色彩(所谓“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韩非子•六反》);而所谓的恒产原则,只是“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其模式不过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蓄,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讥矣”(《孟子•梁惠王上》)。显然,这些都仅是维持最基本的生理需求而已。

  

   最后,儒家社会尽管没有自发地孕育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建立其相应的社会制度,但在引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后,根植于“黜奢崇俭”的文化信条完全可以有力地促进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事实上,尽管缺乏宗教性动力,但儒家社会一直致力于改进个人生活以及子孙后代的生活而努力,由此培养出了勤劳节俭和注重储蓄的秉性,从而为经济的持续而快速增长夯实了物质基础。尤其是,正是归因为这种高储蓄的文化习俗,中国人以及中国社会通常不会像西方人那样经常性地陷入突然失去消费能力的困境,进而也就不会爆发出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即使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阴影之下,过去的储蓄依然能够支撑一般水平的消费,从而也就有力地避免了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的深化和超调。[60]事实上,一个社会的储蓄水平很大程度上就与其社会文化有关,因为时间偏好本身就体现出人类关注的长远程度,进而也体现出现世人对后代的关注程度。显然,儒家的集体主义文化促使人们更加关注社会利益和长期利益,进而为追求美好未来生活而抑制目前的消费冲动和即时的享乐;相反,西方的个体主义文化则刺激人们更加关注个体利益和短期利益,进而滋生并激发了即时享乐的冲动和需求。显然,这就为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夯实了基础。

  

   六、韦伯新教伦理命题的衍生问题

  

   韦伯从宗教伦理维度来审视了东、西方社会的不同发展路径,把东、西方社会所走上的不同发展道路归因于文化意识上的巨大差异。在韦伯看来,西方宗教尤其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很强的相通性,中国传统伦理则因为或缺乏理性因素,或鄙视新型苦行主义的世俗劳动,而无法自然地产生出资本主义。然而,尽管韦伯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新教伦理或资本主义精神的对立面来看待,但实际上,这是在以静态思维看待中国社会的宗教以及相应的文化意识。相反,如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以及三大宗教的后来演化进行系统地梳理和审查,就不难发现,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以及资本主义精神也同样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中。进而,基于这些精神和特质的考察和比较,可以解答由韦伯新教伦理命题所引发出的一系列问题。这里择其要者做一分析。

  

   第一,既然儒家社会同样存在理性、禁欲和世俗活动,为何儒家社会没有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呢?在很大程度上,中、西方两个社会后来的不同发展路向可归因于某些特定的触发因素,并由此产生出社会发展的不同路径依赖。至于这个触发因素,根本上就在于两者的理性特征差异。事实上,相对于西方社会,中国社会的宗教意识和文化传统源于具体的社会生活而不是抽象的自然世界,因此,儒家社会所理解和推崇的理性是价值理性。相应地,这就产生了这样两大后果:(1)价值理性是软性的,从而无法建立起普遍主义的规则,无法建立其以平等个体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2)价值理性是社会性的,注重的社会合作与和谐,崇尚义以生利、利中见义,从而排斥冲突的商业竞争和掠夺。然而,也正因如此,儒家社会基于价值理性所构建的社会组织和制度同时也具有很大的弹性和灵活性,从而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的局部或渐进变动,并保障了社会秩序的持续扩展。从这个角度上讲,这种价值理性和制度对社会的长期健康发展通常要优于刚性的工具理性和僵硬的社会制度,从而就可以弥补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足。

  

   第二,西方社会的理性和相应制度与西方社会特有的宗教和科学联系在一起而得到广泛推崇,既然西方社会的科学和宗教传统自古希腊和古希伯来就一直存在,但为何西方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都落后东方社会,而只是到了15世纪以后因世界地理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动并在此后的4个多世纪(19世纪初)才逐渐超越东方?这就关乎西方科学和宗教以及衍生的工具理性的特性。西方社会的宗教是以创唱性的一神教为特质,西方社会的科学技术是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因而西方社会的宗教伦理和科学技术往往被用于人与自然进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和征服。其中,在世界地理存在割裂的情况下,这种斗争首先发生在西方社会内部,这种内斗对西方社会的整体发展显然是弊大于利的;接着,随着世界地理的打通,西方社会的内斗就开始向外转移,通过向外掠夺而获取大量资源,从而才会有资本的急速积累并进而推动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进而,随着资本主义带来财富的不断积累,原来禁欲苦行的宗教冲动力就逐渐为贪婪攫取的经济冲动力所排斥,追求炫耀性消费的有闲阶级就逐渐取代禁欲苦行的新教徒。同时,财富分配和积累的分化使得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和力量日益不平等,工具理性的滥用则导致社会剥削、压迫和奴役现象日益严重。结果,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危机就日益严重,乃至最终影响和中断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

  

   第三,既然新教伦理及其派生的工具理性和法律制度促进了资本主义在西方社会的兴起和发展,但为何西方社会到了20世纪下半叶以后却逐渐走上衰退,甚至还出现了为其他地方尤其是儒家地区所赶超的趋势呢?这就涉及工具理性的二重性问题:一方面,新教伦理通过科层组织形式将工具理性制度化,这大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另一方面,科层组织一旦确立之后往往会把工具理性转变成支配性的,这又会导致了工具理性趋向僵化。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工具理性”正在摧毁西方社会的道德基础,瓦解西方社会的各种组织,进而就会造成社会秩序的解体和经济增长的中断。韦伯就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为此,他在晚年提出了“责任伦理”概念,以期挽救社会衰落。[61]在很大程度上,社会责任本身就体现了社会不平等的内在要求,强势者应该对于弱势者富有责任,要照顾和关怀弱势者;工具理性则更注重个体间的竞争,它更多的是以同质化的个体为基础,而这正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先验假设。显然,责任伦理正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儒家特别重视“尽其在我”的人伦观,强调个人对群体和社会应尽义务履责任;这种责任文化强调自律,从而可以克服工具理性带来的策略性机会主义行为。

  

   第四,既然儒家社会长期从事世俗活动并且拥有强烈的理性精神,又为何没有发展出高超的科学知识呢?在韦伯看来,儒家社会具有强烈的“入世”性,从而缺乏“对于世界的紧张感”,由此就导致科学知识的停滞不前。但实际上,儒家社会并非缺乏紧张感,只不过儒家社会的紧张感不同于西方社会:儒家社会的紧张感来源善性的发挥和充盈,来自超凡入圣的追求。正是这种紧张感塑造了儒家社会对知识的渴望,对和谐秩序的追求;同时,由所附责任感又产生的出一种忧患意识,它强调人类自身行为的谨慎和努力,注重对自身行为的反省。在很大程度上,由忧患意识带来的紧张感往往比由宗教信仰带来的紧张感更具现实感,更具根植性。徐复观写道:“一切宗教,总表现为超现世的要求。但若完全超现世,则人文世界不能成立,人的现实生活,亦势必遭受抑压而趋于萎缩和淘汰。因此,任何宗教,假使它要继续存在于人间世,势必对人间世的人文生活予以承认。……宗教与人生价值的结合,与道德价值的集合,亦即是宗教与人文的结合,信仰的神与人的主体性的结合;这是最高级宗教的必然形态,也是宗教自身今后必然的进路。”[62]只不过,由于儒家的忧患意识不是源于人对自然的控制,从而就没有导向理智和科学。其实,西方之所以出现显著的知识进步和技术创新,与其说是源于基督教的此岸和彼岸间的紧张,毋宁说是源于古希腊对自然的好奇动机。

  

   第五,韦伯将新教伦理视为资本主义的动源,但大量的事实却表明,新教伦理是在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出现的。是死是活,在韦伯的著作出版不久,英国经济史学家托尼(R.Tawney)在《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中就提出的相反的观点:尽管宗教确实会影响人生观,会改变人们的社会认知,但经济与社会的变迁更会影响宗教。托尼写道:“那种把不考虑基督教会参与经济关系和社会组织当作一样近代新发明的批判意见,在过去的历史中找不到什么证据。需要加以解释的不是这些事情属于宗教事务一部分的观点,而是那种认为它们不属于宗教事务一部分的观点。”[63]为此,很多学者也致力于从其他方面来探索资本主义在西方社会出现的原因。譬如,新大陆发现后,大量的金银以及马铃薯、玉米等物品流入欧洲,不仅使得欧洲人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而且还为商业和农业发展提供了人口和资本,这些都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基础。所以,弗兰克指出,“欧洲不是靠自身的经济力量而兴起的,当然也不能归因于欧洲的理性、制度、创业精神、技术、地理——简言之,种族——的‘特殊性’”,“欧洲的兴起也不主要是由于参与和利用了大西洋经济本身,甚至不主要是由于对美洲和加勒比海殖民地的直接剥削和非洲奴隶贸易”,相反,欧洲主要是“利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强行分沾了亚洲的生产、市场和贸易的好处——简言之,从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中谋取好处。”[64]赖建诚则指出,“韦伯命题是‘非’历史的,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基督新教的贡献。任何宗教信仰的族群,只要具备当时的有利条件,又碰巧站在西欧北方那个历史潮流与位置上,任何勤奋的社群都会有类似的成就。基督新教的贡献是在鼓励一个勤奋的民族,而不是造就让北方兴起的有利条件”,“新教徒只是西欧封建领主制度崩坏后,在一项新的经济体制(资本主义)缓慢茁壮成长过程中的幸运儿:有重要角色但不是发明者。”[65]

  

可见,更合理的说法是,新教主要是适应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是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儒家也是如此,尽管它没有促进资本主义的自发出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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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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