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儒家能否以及如何与资本主义相容?——韦伯新教伦理命题再审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8 次 更新时间:2021-08-11 23:5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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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穷则独善其身”;为此,儒家接受了道家的黜奢崇俭的思想,从而造成一种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节俭生活,从而压制了人们的发展动力。尤其是,为了防止对财富的追求和攀比扰乱人的心境,儒家又强调“君子不器”,从而就无法为职业化和专业化提供支持。

  

   五、中国伦理中有无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指出,表面上相似的经济组织形式与一种极不相同的经济伦理结合起来,就会按照各自的特点产生出既不相同的历史作用。相应地,东、西方社会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文化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东方社会缺乏促进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的两种特性。第一,新教革命带来的理性特质。韦伯认为,东方的中国人和印度人的社会行动基本上属于由信念伦理驱使的价值理性行动,其中混杂着传统、情感等等非理性因素,理智化的程度相对较低;西方人的行动则是基于责任伦理的工具理性行动,其中尽管也有传统、情感的成分,但由于较多地关注手段、工于计算、注重日常生活的当下要求,因而理性化程度相对较高。[36]第二,宗教救赎带来的禁欲和苦行。韦伯认为,西方社会之所以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在于新教伦理要求人们将天职和苦行禁欲结合在一起,通过世俗经济上的成功来显示被救赎的标志;但是,“禁欲与冥想,苦行与遁世,在儒教里不仅是闻所未闻的,而且还受到鄙视,被看成是寄生虫般的懒惰。任何形式的教团与救世信仰不是直接遭迫害、被禁绝,就是被小看为近乎私事”。[37]

  

   问题是,中国社会果真没有这些精神要素吗?其实,限于当时西方学者的“汉学”水平,韦伯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时采用的是“观其大略”、“识其大体”的研究思路,并主要局限于《论语》《孟子》《老子》《庄子》《中庸》等少数早期经典;由于这种局限,韦伯不但不辨儒、道两家先秦与后世之异,更不知中国思想也有上层经典著作与下层通俗观念之别。[38]因此,这里从三个维度来对韦伯命题展开审查:一是基于起源学角度剖析儒家的理性特质;二是基于思想融合来审视中国三大宗教的演进和革新;三是基于黜奢崇俭传统来挖掘中国社会的禁欲思潮。

  

   (一)从起源学看儒家的理性特质

  

   韦伯认为,新教之所以对人的行为以及人类社会产生出巨大影响,关键就在于它诱发了人的自觉,把人从神权的压制中解放出来而不再受制于神秘力量。问题是,这种自觉和理性难道不存在于儒家社会吗?其实,儒家社会不仅存在自觉和理性,而且比西方社会还更早、更凸显,徐复观曾对此做过系统的剖析。徐复观认为,在中国社会,人们对原始状态的解脱从商末周初就出现了。徐复观说:“殷(商)人的精神生活,还为脱离原始状态;他们的宗教,还是原始性地宗教。当时他们的行为,似乎是通过卜辞而完全决定于外在的神——祖宗神、自然神及上帝。周人的贡献,便是在传统的宗教生活中,注入了自觉的精神;把文化在器物方面的成就,提升而为观念方面的展开,以启发中国道德地人文精神的建立。”[39]其理由是,周人革掉殷人的命而成立了新政权,同时也摆脱了原始宿命观而产生出一种浓厚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心理源于“当事者对吉凶成败的深思熟考而来的远见;在这种远见中,主要发现吉凶成本与当事者行为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忧患正是由这种责任感来的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所以忧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地自觉的表现。”[40]

  

   儒家的这种忧患意识相当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以及智者们将思考从天上拉回到了地上,从而便于理性地审视人类生活。徐复观写道:“在以信仰为中心的宗教气氛之下,人感到由信仰而得救;把一切问题的责任交给于神,此时不会发生忧患意识;而此时的信心,乃是对神的信心。只有自己担当起问题的责任时,才有忧患意识”;正是“在忧患意识跃动之下,人的信心的根据,渐由神而转移向自己本身行为的谨慎与努力。这种谨慎与努力,在周初是表现为‘敬’‘敬德’‘明德’等观念里面。尤其是一个敬字,实贯穿于周初人的一切生活或之中,这是直承忧患意识的警惕性而来的精神敛抑、集中及对事的谨慎、认真的心理状态,这是人在时时反省自己的行为,规整自己的行为的心理状态。”[41]而且,周人的“敬”与宗教的“敬畏”还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宗教的敬畏“是人把自己的主体性消解掉,将自己投掷于神的面前而彻底皈归于神的心理状态”,因而“是被动的直接反应的心理状态”;相反,周人的“敬”则“是人的精神,由散漫而集中,并消解自己的官能欲望于自己所负的责任之前,凸显出自己主体的积极性与理性作用”,因而“是主动的,反省的……自觉的心理状态”。[42]也就是说,相对于西方宗教,周人的“敬”中体现出更强烈的理性色彩。正是由于“周人建立了一个由‘敬’所贯注的‘敬德’‘明德’的观念世界,来照察、指导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正是中国人文精神最早的出现”。[43]

  

   同时,周人的这种思考转向也有力地促进了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社会制度的建设。徐复观写道:“由忧患意识而来的‘敬’的观念之光,投射给人格神的天命以合理的活动范围,使其对于人仅居于监察的地位。而监察的依据,乃是人们行为的合理与不合理。于是天命(神意)不再是无条件地支持某一统治集团,而是根据人们的行为来做选择。这样一来,天命渐渐从它幽暗神秘的气氛中摆脱出来,而成为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加以了解、把握,并作为人类合理行为的最后保障。”[44]进一步地,由“敬”产生了重视宗庙祭祀的彝,彝又扩大到礼,从而将人伦道德都纳于礼的范围之中。这样,“在过去,监察人的行为,以定人的祸福的是天命,是神;现在则不是神,不是天命,而是礼”。[45]正是以“礼”为中心的人文精神之发展,古代中国的宗教就逐渐人文化,进而发展成为人文化的儒家学说。为此,韦伯也指出,从没有任何形而上的东西和几乎没有一点宗教驻留的残余这个意义上说,儒教已经走到了或许还可以叫做“宗教”伦理的东西的最外部的边界上。事实上,儒教是如此理性,并且在没有和抛弃了一切非功利标准的意义上是如此清醒,以至于除了边沁的伦理系统以外,还没有一个伦理系统能与之相比。[46]

  

   随着“礼”的推广和成型,儒家社会逐渐建立起了一整套高效的社会制度。事实上,孔子一生都在推行他的礼仪制度,而且,后来经过公羊学的努力,孔子的许多设想在汉代终于得到了实施。为此,人们常称“孔子为汉立法”,而公羊学则尊孔子为万世制法之主。蒋庆就强调,在早期儒家教义中,积极入世的“政治儒学传统”或“制度儒学传统”占有更主要的地位,而讲究修身养性的“心性儒学传统”或“生命儒学传统”则是宋明儒家在吸收佛道哲学后逐渐发展成熟的。同时,儒家的政治儒学传统具有深邃丰富的责任伦理资源,对社会各岗位的职责都有明确的规定,所谓“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妻听、兄良弟悌、朋谊友信”就是如此。从这个角度上说,韦伯所谓的“责任伦理”并非专属西方社会的产物,而是人类政治应有之通义。[47]对儒家来说,那些身居高位的君子有更大的责任去领导和建设一个更为美好的社会,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如此。所以,费正清认为,儒家传统给了中国的学者一种内在的张力,它与推动清教徒的张力一样强而有力。[48]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儒家学说视为非理性的,并由此否定儒家社会所建立的并行之有效两千多年的社会制度。相反,正是由于儒家内含着强烈的理性特质,中国社会才得以维持社会安定和物质富裕。譬如,世人往往以儒家重视伦理和德行来否定中国人的逻辑和理性,但是,正如钱穆指出的,“中国人的重德观念,颇近于西方人之宗教精神。而中国人的重行观念,则颇近于西方人之科学精神。惟在西方,宗教与科学,各走一端,而各走不到尽头处。若求走到尽头,反会出大毛病。只有中国,乃求以人文科学之实践精神,即体验方法,来求到达与完成中国人人文宗教之理想与追求。中国人以人文为中心,即以人性为中心,故可仅教人走到尽头处。愈能走尽则愈好。因此中国人希望有全德,有大德。如是则在中国人德行合一的观念下,西方宗教与科学两途,也可获得调和。”[49]当然,儒家社会的理性与西方社会的工具理性还是存在差异,它是软性的,是社会性的,注重的是社会合作与和谐,而不是相互之间的竞争和掠夺。从这个角度上讲,儒家社会的理性恰恰可以弥补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足。

  

   最后,不仅儒学是理性的,对中国文化影响甚大的佛教也被称为“理性的宗教”,因为理性推演在佛教的思维实践中起到根本作用。事实上。佛教的所有说法都以“缘起法则”为核心,“缘起法则”通过对主客观世界进行深层的理性关照而获得,而不是借助于西方宗教的神秘天启。“缘起法则”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这不仅重视因果律,而且与辩证法所揭示的“普遍联系”规律相一致。正是借助“缘起法则”,佛徒在禅的寂定明澈之心境中探究身心世界的实相,直观微观和宏观世界的本来面目,依其所见所证、所思所解建立了深沉丰厚的佛家学说和宇宙模式。同时,正是基于这种“普遍联系”,佛教就从注重出世修行以期自我解脱的小乘佛教发展出本着自利利他原则而救济众生的大乘佛教。显然,这也与西方社会的工具理性不同:佛教理性主要是认识世界与生命的起源、心理结构、身心和心物关系等,体现了主客观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局限于所谓客观世界层面,不是基于“我者”与“他者”相分裂情境下追求个人最大化的理智。

  

   (二)从思想融合看三大宗教的革新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兴起源于西方社会的新教改革运动,这为西方社会带来了世俗职业和理性组织,而中国史上却没有经过一个相当于西方宗教革命的阶段,这是两个社会在近代走上不同道路的初始触发因素。但事实上,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儒家等都曾发生过类似西方新教那样的改革运动,只不过没有西方宗教改革那样彻底和持续而已。余英时认为,中国不但发生过同类的运动,而且其时代远较西方为早。尤其是,中国社会上出现的儒道佛三大宗教是多神教特性的,它们在相互竞争的同时,并不像西方社会的各宗教甚至同一宗教内的不同派别那样壁垒分明,并要求教徒毫无保留地全部信仰;相反,它们兼容并包,相互影响,从而在漫长的两千年中促进了共同发展。韦伯也承认,“中国尽管有形形色色的异端裁判,但是较之不宽容,起码较之加尔文清教的不宽容,有远为博大的宗教宽容,此外,还有广泛的物资交换自由、和平、迁徙自由、职业选择自由、生产方式自由以及丝毫没有对商人习气的厌恶:所有这些都未能让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50]正因如此,原本出世的佛教、道教在后来演化过程中嵌入了越来越明显的入世思想,越来越重视世俗劳动;与此同时,原本入世的儒家中则出现了“彼岸”和“理”的思维,日益强调禁欲和苦行。这里逐一加以介绍。

  

   第一,佛教伦理的世俗转向。

  

原始佛教源于印度,是一种一种极端出世型的宗教,它主张不劳动,并以乞讨为生。显然,这种经济伦理与中国社会自先秦以来就具有明显的“人间性”倾向格格不入,其入世传统也不如中国道教强烈。既然如此,佛教又是如何传入中国社会并不断壮大的呢?主要原因大致有二。第一,佛教思想与儒家文化具有相通性,从而更容易融入中国社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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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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