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儒家能否以及如何与资本主义相容?——韦伯新教伦理命题再审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8 次 更新时间:2021-08-11 23:5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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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只是为上帝所特选的被救赎者;挑选出来的灵魂预先注定要被拯救,而其他人的灵魂则被抛弃,这种挑选是上帝预选规定的。[12]不过,加尔文教派将预定论学说和“神的感召”学说结合起来:上帝赋予每一位信徒一种世俗的作用,让他有机会证明其价值;进而,证明自身价值以及显示是否是上帝选民的机会就是对世俗的成功,它是一种获得赦免的显而易见的标志。也就是说,经济成功现在不仅有货币的报偿,而且还可以被理解为灵魂得到拯救的证据。显然,正是由于日常经济动机被赋予了强烈的宗教激励,从而就转化为人们看重经济成就的强大动力。自此,从内部征服和改造此世以到达舍离此世的目的,就成为上帝选民的“天职”。

  

   同时,加尔文还认为,上帝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相反,人类的存在是为了上帝,是为了服务于上帝的荣耀和权威。也就是说,人类胞爱子女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存在,它绝不是肉体的享乐,而只能表现在完成自然所给予人们的日常生活,从事日常的职业劳动也就是上帝的意愿。正因如此,加尔文教派的上帝要求其信徒不是个别的善行,而是一辈子的善行。这样,人的行为就在神的祝福所在的伦理行动中得到考验,如积极的禁欲。相应地,继承基督教禁欲主义的传统,加尔文主义者不赞成铺张的消费。例如,加尔文教派在英国的信徒不仅要求清除国教中残留的天主教旧传统、繁琐礼仪和教规,而且反对王公贵族的奢侈纵欲;同时,他们赞许现世财富的积累,提倡勤俭节忍以及勤奋进取的精神,因而被称为清教徒。[13]

  

   事实上,作为道德严格主义的、基督教禁欲主义的一般信徒共同体,清教认为,人本身都是邪恶的,在道德上是有缺陷的,适应那些毫无价值的习惯就是堕落的标志,而儒家所谓的独善其身则是亵渎神明、神化被造物的思想;同时,财富和沉湎于享受财富是典型的诱惑,吹嘘人的哲学和文化教养则是有罪的被造物的狂妄,而对巫术的鬼神强制、神灵强制的信任是对神的肆无忌惮的亵渎。[14]为此,清教徒就像所有理性类型的禁欲主义一样,力求使人能够坚持并按照他的经常性动机行事,而不依赖感情冲动。这种禁欲主义的目的就是使人可能过一种机敏、明智的生活:最迫切的任务是摧毁自发的、冲动性的享乐,最重要的方法就是使教徒的行为有序。可以说,加尔文教派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清教正是通过对个人的有条不紊控制而形成了巨大的扩张力量。同时,禁欲和苦行精神使得新教徒在世俗成功中获取的经济收益只能用作进一步投资,进行追加资本的积累,这样的循环往复就促进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正是由于结合了世俗、禁欲和理性,韦伯认为,加尔文主义者和清教徒是资本主义的起因。

  

   三、韦伯论儒教和道教的伦理特性

  

   在探究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时,韦伯将经济伦理和经济组织联系了起来,强调经济伦理不是经济组织形式的简单“因变量”,反过来也会从自己一方去塑造经济组织形式;同时,尽管从来没有一种经济伦理只取决于宗教,但每一种现存宗教往往都至少对一些阶层的生活方式曾经产生过特别影响,甚至起过支配作用。[15]韦伯主要考察了六种宗教:儒教、印度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其中,儒教是受过传统经典教育的世俗理性主义的食俸禄阶层的等级伦理,而且其影响超出这个阶层本身而规定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早期印度教是由一个受过传统经典教育的人的世袭种姓为代表,他们以个人或团体的礼仪牧师身份来发挥作用,并作为等级划分的坚定的定向中心而塑造生活秩序;佛教的宣扬者是离乡背井、沉思冥想、看破红尘的托钵和尚;伊斯兰教最初则是征服世界的武夫们的宗教,一个由有纪律的、为信仰而战的斗士组成的骑士团的宗教;犹太教是从流亡时期就是一种市民的“贱民”的宗教,这个阶层代表了日益贫困化的理性主义的小市民知识界;基督教则是作为满师的流动工匠们的教义开始它的发展进程。

  

   韦伯强调,宗教一旦定了型,就会对截然不同的阶层的生活方式产生相当深远的影响。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重点考察了新教伦理和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之间的生成关系,而在《儒教和道教》一书中, 韦伯则集中解释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东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阻力之间的生成关系。这里就韦伯的分析逻辑加以梳理。

  

   (一)儒家伦理与职业观

  

   韦伯认为,儒家关心的只是世间的东西,关心世界过去怎么样。相应地,不管是巫术性质的还是祭祀性质的,儒教和信徒之间的关系从其本义上讲都是此岸性的,这种此岸性比起任何地方、任何时期的宗教关系都要强烈得多和讲原则得多。事实上,信仰儒家的中国人,在祭祀时多为自己祈祷多福、多寿、多子,也稍微为先人的安康祈祷,却根本不为自己“来世”的命运祈祷,所谓“人死如灯灭”。由此,中国人的希望就落在了此岸的真命天子身上。其结果就是,儒家中没有人们不平等的宗教资格的经验,没有“恩宠地位”的宗教性差异;但在伦理方面,人与人原则上平等的前提与世袭官僚制、封建制及各种出身等第的划分之间却相对立,这种对立不是源于如西方社会中的先天出身,而是后天教育。[16]

  

   韦伯还认为,儒家将“利”视为社会不安定的根源,而只有有教养的人才能够在物质缺乏时维持社会稳定。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孟子•梁惠王上》),“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等等。正因如此,儒家伦理本质上反对专业化,反对近代的专业科层和专业训练,尤其反对为营利而进行的经济训练。所谓“君子不器”。即高贵的人不从事导致职业分工专门化的农、医、卜等营利“小道”,而是要追求多面性;进而,“食官俸者的立场在伦理的理想化中出现了,官职地位于是成了上等人唯一值得追求的,因为它才保证了人格的完整”。[17]这反映出,儒家知识分子是自我目的的,独善其身始终成为其终极目标,而不像工具那样只能派一种专门用场的手段。因此,韦伯认为,受过多面性教育的儒家“绅士”所具有的等级制的高贵理想,同具有社会倾向的柏拉图式理想有天壤之别,[18]也同禁欲主义清教的天职概念水火不相容。[19]

  

   此外,韦伯强调,由于儒家仅仅是人间的俗人伦理,儒家适应世界及其秩序和习俗归根结底不过是一部对受过教育的世俗人的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规则的大法典。也就是说,中国的伦理观是经验的和社会性的,这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源于上帝的先验伦理。同时,由于没有经历过创唱性的改造,工具理性就难以得到充分发育,原始宗教则在中国社会得到了延续。此时,人们能做的就只是顺应和谐的宇宙,而犯了错就要受到宇宙秩序的处罚。[20]事实上,儒家中的“天命”通常并不是指个别人的具体命运,而是指社会整体的和谐及命运的进程,这与所有原始的共同体崇拜是一样的。因此,中国一直缺乏对独立个体之间平等关系的考虑,也缺乏对自然法以及相应法律逻辑的探究,炉火纯青的中国艺术也缺乏任何理性主义抱负的任何动力。[21]

  

   (二)道家的人生态度

  

   在儒家思想中,没有个人的神秘主义或禁欲主义的得救追求。为此,孔子积极为施展自己的抱负而奔波,却又因不得志而只得遗憾隐居。几乎与此同时,老庄却由于追求自身的得救而拒绝做官,他们认为,只有从“尘世”中隐居才有时间和精力从事类似神秘主义感受的思考。一般地,中国古代隐士所寻求的得救主要有两大体现:长寿和获得巫术(即魔力),这也就是隐居修道的基本倾向。从起源学上说,“道”本来也是正统儒家的概念,强调宇宙的永恒秩序及宇宙发展本身。不过,老子把“道”同神秘主义者对神的典型追求联系起来:“道”就成为唯一的永恒,因而也是绝对宝贵的,它既是秩序,也是生万物的实在根基,是一切存在的永恒原型的总体。老子认为,人可以通过使自我绝对脱离世俗的礼仪和热情直至完全“无为”来分享这种神的唯一,[22]所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四十八章》)。

  

   正是借助冥想来达到神所中意的状态,老子完全摆脱了作为一种宗教得救之源的世俗文化。在老子看来,最高的得救是一种心灵状态,一种神秘的合一。显然,这类似于泛希腊化时期的犬儒主义和斯多葛主义,而完全不同于新教那种禁欲式的通过积极行动证明了的受恩状态。正是通过在尘世过一种世俗的埋名隐姓的生活来保持自身的善,道教徒就中断了同世俗的关系,即使不是绝对地取消行动,也要把它限制在最低限度。之所以要对世俗行为加以限制,这至少最初是神秘主义的得救占有方式的直接结果。老子认为,圣人不需要世俗之德,这反而会产生使他偏离自身得救的危险。事实上,世俗道德以及对它的推崇标志着世界已经变得不再神圣了,失去了神。所谓“大道废,有仁义”(《道德经•十八章》)。在老子看来,靠“礼”来维系的世界是最低级的阶段,所谓“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道德经•三十八章》)。

  

   问题是,既然世界的道德已经败坏了,我们又该如何办呢?老子认为,只有顺应它。老子把儒家的适应世界视为“小德”,而自己则要追求“大德”,这种“大德”是不同于社会相对伦理的绝对完美的伦理。我们知道,儒家本身具有很强的理性主义倾向,它主张构建由官吏理性地治理的福利国家和中央集权制;但是,道家则认为,自我完善不可能由国家的事务性文明政策来推动,而只能依赖尽可能的自治和小国寡民的自给自足。[23]在这里,与孔子相同之处在于,老子也认为,人民的幸福取决于统治者的素质,所谓“道大、天大、地大、王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处一”(《道德经•三十九章》);但两人的不同在于,老子认为,统治者本人必需具有与道神秘地合一的卡里斯马,而不是儒家所强调的修身和教育。

  

   因此,不同于儒家,道教认为,受到神秘主义启蒙的人与凡夫俗子之间的差别只能是卡里斯马天赋的差别,如果受到神秘主义启蒙的统治者不能通过其单纯的存在直接产生卡里斯马式的或为人师表的影响,那么,他最好放弃一切行动而达到无为,对事对人要顺其自然。只有绝对顺从永恒的宇宙秩序和社会秩序,才能做到“静笃”,做到抑制激情;同时,通过音乐、虔诚的礼仪训练、缄默以及不动心训练等帮助也可以抑制激情。最后,道教认为,人民幸福的最可靠方式是通过宇宙的自然法则的和谐来促进,所谓“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五十七章》)。实际上,道家坚信个人的“正确生活”决定着个人的行为,而君王的“正确生活”决定国家的命运和宇宙的秩序;特别是,由于官僚阶层被儒家思想所统治,道家思想就被当作适于民众的食粮,商人通常都比较亲近道家。[24]

  

可见,道教中没有任何由宗教推动的同世俗的积极对立,这种以冥想为前提的理性的清心寡欲的要求以及长寿的动机也根本没有神与被造物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这种紧张关系只有通过坚信有一个绝对超越被造物、存在于人世之外的人格化的世界创造者和世界统治者来保障。[25]事实上,道教中的“圣”概念根本上就是一个严格的个人主义自我解脱的范畴,它的重点在于对今世和来世的健康、财富和幸福生活的希望;这一方面是同儒家那种偏于教育标准及对现存的世界和社会适应的理性背道而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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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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