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伦·斯诺伊思:论生态文明的中国路径——老子的《道德经》和阴阳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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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伦·斯诺伊思  

进入21世纪以来,“生态文明”一词受到了广泛关注,并促使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我去年的论文《马克思、老子和自然》(Snowiss 2014)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证。本文重点关注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老子的思想)在我们对自然的理解发生转向的过程中可以给我们什么启示。

在中国语境中,需要格外注意的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与列宁或阿尔都塞等人在其他文化传统中的解读是不同的。毛泽东以其中国人独特的敏感性和文化观来理解马克思。我之前写作的《毛泽东的“梨子”哲学》《辩证思维与阴阳关系》(Snowiss 2015)等论文中对此有着详细的论述。在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述中,特别重要的是,其中一些特定的理解关联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观,并显然不同于18世纪欧洲的自然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不仅在于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的统治,还在于通过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为人类历史的不断进步建立了一个科学唯物主义的基础。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解释框架用以批判中国历代社会,并展望新中国的愿景。他不仅提出了这些思想,而且还付诸行动去实现。在欧洲哲学中,“实践”(praxis)一词概括了思想与行动之间的辩证作用及其运动。

此外,考察“中国传统哲学”这一概念的含义也是重要的。在欧美大学,“西方哲学传统”一词聚焦于从柏拉图到福柯、阿伦特直至罗尔斯的著作。这些著作中包含着这一传统所共享的假设和历史记录,而哲学家们之间对话的过程也就是这些假设和历史记录被挑战、发展和争论的过程。在其他的思想传统如印度哲学、伊斯兰哲学和中国哲学当中,情况同样如此。所以,中国文化“经典”包含在对中国哲学的广义理解之中。中国历代文人熟知这些经典并借此相互对话。但他们相互之间却可以持有相当不同的见解。

例如,在探讨性别差异时,老子倾向于男女之间互补平等的观点,而孔子则论证了男尊女卑的观点(参见Wang 2012, pp.104-107)。如今,新儒学在将孔子的思想应用于现代世界时必然也做出了不少变动。同样,韩非子以“无为”思想作为一种对臣民施加统治或控制的权术。不让臣民知晓帝王的愿望或想法,是为了使他们处于对帝王的恐惧之中。老子对“无为”却作出非常不同的解释,即让一切事物顺其自然而达到完成状态。不必人为操控,否则反而弄巧成拙。可见,圣人之间的观点不尽相同;也不存在单一的中国哲学。倒不如说,只有基于共同兴趣的对话。

其次,“传统的”一词在本文语境中还有一种现世的内涵。人们倾向于把古代哲人与现代哲学家区分开来。在欧洲思想传统中,存在一种由不同时代的思想家所明确表达的历史哲学,同时,“古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被认为是不同于“现代人”(笛卡尔、霍布斯、马克思)的。但在中国,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没有这种历史哲学,因为早期的中国经典未被视为是古老神秘的,而毋宁说是当代的著作。例如,《黄帝内经》仍在针灸学院被用作治病的教科书。然而,实施对抗疗法的现代西医,对古希腊名医盖伦(Galen)的著作却只是作为过去的历史来研究,而不再将其视为与当今的医疗实践相关联。因此,从英语的视角看来,“传统的”只是一个具有时效性的概念,它总让人回想起早期的哲学著作。

那么,下面就让我们一同步入老子的道与阴阳的世界,了解它与今天的我们之间有何关联。

“古老的未来”(ancient futures)一词,已被许多人用来指代如下事实:当代科学的诸多发现,与古代人对自然的理解更为相似,而非与近现代17世纪至20世纪的笛卡尔哲学、牛顿力学所描述的世界更相似。老子有关自然现象的观念更接近于量子力学和混沌理论,而非更接近于“现代”科学所认为的样子。接下来,笔者将分三个部分加以论述。第一,聚焦于阴阳及其与当代科学和思想的关系;第二,考察作为获取知识之途径的“实践”现象;第三,重点就实践将如何增强人们对于自然的生态意识方面给出一些建议。

阴阳原理

《道德经》重在论述“阴阳”的普遍之道。“道”难以用语言来充分定义与描述,因而老子通过运用比喻及富有诗意的语言来对其加以说明。如此,悖论的隽语、隐喻和象征就成为生动且富有洞察力地、权宜地描述这一主题的方式。我们读到: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道德经》第42章)        


这可以解释为“道”生“气”,“气”分“阴”“阳”;“阴”“阳”进而生成能量、物质和信息,并由此创造出宇宙中一切有形和无形的事物。

在书法或形意文字中,“道”由两个偏旁部首组成:(“首”:头部)和(“辶”:船身)。因而,以一种非常形象的方式,我们可以把“道”想象成我们的头或脑正在乘船游历宇宙。途中,可看可学的东西令人应接不暇。“阴阳”的象征被大多数中国人和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所熟知。这一象征概述了这两种力量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我想非常简略地重申一下这些原理,因为它们构成了本文后续讨论的概念基础。

第一,它们相辅相成,并相互依赖;一方的存在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


第二,它们不断运动;且不存在永恒与必然。


第三,它们可以互换,并且都与不断相互作用的具体力量、事物等相关联。需要加以重申的是,不存在永恒不变。


第四,它们无限可分;阴阳一体、相互包含。


第五,阴阳演化、物极必反。


地球理解由阴阳所描述的世界,需要聚焦于变化和相互渗透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无法依靠线性的因果逻辑而得以把握。并且,我们需要采取一种具体的、以人为本的、以为中心的、承认事物螺旋式发展的思维方式。

马克思的理论中也存在类似的思想。通过对黑格尔哲学观念的倒置,马克思扬弃了历史终结论,而将历史视为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辩证过程。通过将人类描述为“会劳动的动物”(laboring animals),马克思强调,处于持续共生性关系中的人类在与自然互动的永无止境的劳动过程当中,在改变自身的同时也改变了自然。通过聚焦于历史发展的潮流,他描述了一个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运动的趋势——从“前共产主义”世界螺旋式地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世界,因为现在人们拥有了能够生产大量产品、可以克服早期人口增长极限的技术。但是,这些朝向阴阳思维某些方面的趋势或开放通道,却不能以阴阳范畴来概括。因为它们不时受到马克思的“立场”和他所处的19世纪现代科学的限制。

上述阴阳原理还可以用符号来表示,“- -”表示阴、“—”表示阳。这代表了宇宙中两种力量的互补方式。若按此进一步探究中国传统思想的表达,就涉及“八卦”(有先天版和后天版八卦之分),它从古人感知地球的“八方位”来标识阴阳的比重(图1)。给卦(标识在八卦中的三行线条)增加无限的分类,接下来就需要了解《易经》的卦爻——一系列表示阴阳配置的六线条组合(有八八六十四卦)。这些符号同样也能揭示出在时空中演化的当今世界的各种关系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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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含在无限可分的、自我相似性中的阴阳原理,被老子概括为自然之道: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德经》第25章)        


这里,微观与宏观合一,表现为同一关系的不同层次。大与小之间也可以相互转换。以克隆为例,一个细胞内含着整个身体的信息。同理,人的身体也包含着宇宙的信息——只是规模不同而已。想一想全息图就不难理解:部分包含着整体。

笔者所论及的这些内容,也许有部分听众是知晓的,而另外一些听众或许第一次接触到。然而,接下来要讲的内容是重要的。我想聚焦于阴阳原理中的一些相关性是如何在西方科学和哲学中被发现并被采用的,以及它们在让我们的自然观发生转变当中的重要意义。

《易经》和遗传密码:欧洲科学与阴阳

显然,作为传统中医基础的阴阳学说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2500年左右),并一直呈现在中国文化当中。在欧洲文化中,它也得到承认,并在许多情况下被运用。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在18世纪初提出了二进制计数,并将这一发现告知其在中国的传教士朋友白晋(Joachim Bouvet),后者作为回馈送给莱布尼茨一本《易经》。1713年,莱布尼茨写了《二进制数字系统中的两个字母和中国哲学》一书,书中描述了阴阳的二进制表现,并用数字“1”和“0”取代了通常的线条“—”和“- -”。许多年后,控制论之父、美国数学家维纳(N. Wiener)使这个二进制系统成为计算机诞生的基础。

20世纪中期,沃森(James Dewey Watson)和克里克(Francis Harry Compton Crick)发现了DNA双螺旋结构,进而引起人们将其与《易经》对比。《易经》中的汉字与DNA结构之间存在着有趣的对应关系。当把DNA的64对密码子与《易经》的64卦符相对比时,两者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性。许多科学家追踪了这两种系统相转换中的关联。沃尔特(Katya Walter)在《混沌之道:DNA与宇宙的密码》(Walter 1994)一书中把DNA密码子描述为先天卦并把核糖核酸(RNA)密码子描述为后天卦,认为它们共同提供了《易经》的书写或阴阳运动,并一同体现了64卦。如同上述两套对应的密码子,《易经》与其评注《易传》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个系统的文本中,结束与起始的语言完全位于同一位置。

作为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的玻尔(Niels Bohr),其对《易经》的关联思维的推崇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太极图挂于门上,并将其设计成他的盾徽。这枚徽章是因为其于1947年提出“波粒二象性互补原理”而被丹麦政府授予的白象勋章(Yan 1991, p.69)。波粒二象性互补原理遵循“相反相成”,波粒之间既非辩证张力,也非等级关系,其最基本的关系是互补性的。

1991年,哈佛大学医学院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携带基因的普通蛋白质,并因其在所有活的有机体细胞中的基因表达规则的“抑制—活化剂”功能而被命名为“阴阳1”(Jacobsen and  Shalnik 1999,引自Zhang 2009, p.14)。张文然(Zhang Wen-Ran,音译)认为,这一发现使阴阳原理进入了基因组学和生物信息学领域。

2006年,丹尼斯·奥弗比(Dannis Overbye)在《纽约时报》的科学报道中宣称,费米国立加速器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亚原子微粒,其因每秒能够改变极性三万亿次而被刻画成某种“阴阳之舞”(Fermilab 2006,引自Zhang 2011, p.14)。

张文然博士通过相当深刻的思索和细致的论证(辅以数学方程式),提出了“阴阳双极相对论被确定为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相统一的逻辑”(Zhang 2009, p.19)的观点。虽然否认其“万物至理”性,但他还是强调从“阴阳双极原理引出阴阳宇宙论,即宣称宇宙中的一切事物包括宇宙本身在内都拥有两个相反相成的极或能量”(Zhang 2009, p.17)。他阐明,这一理论除了可运用于逻辑基础分析、数学和双极纠缠,也可运用于量子计算、社会经济学、大脑及生命科学当中。

另一位科学家,共振研究院(学会)(Resonance Academy/Institute)的纳西姆·哈拉美茵(Nassim Haramein),则正在探究《道德经》中论及的自我相似性、不规则碎片性及全息等方面。同其在夏威夷的团队一道,他正在研究质子半径特征的问题。直白地说,他证明了每一个质子中都存在一个黑洞。这是宏观—微观相一致关系中的一个惊人例证。在2014年2月发表于《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的一篇文章中,伯诺儿和波尔认为,“物理学家并不了解有关质子本身或量子电动力学理论方面的一些重要内容……异常可以导致物理学规律的根本性修正”(Bernauer and Pohl 2014, p.32)。哈拉美茵的理论虽具争议,但却为全新的解释提供了诱人的可能性,或许为物理学理论的统一提供了基础。

为什么要举这些科学方面的例证呢?这是因为,笔者想说明,《道德经》中用隐喻的诗意语言所描述的道和阴阳之间的关系,对于改变我们对自然及我们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理解而言,是中肯的、有关当代的,并且是重要的。这些观念并非是“标准的、现代的及线性科学的”。混沌理论的“奇异性”,以及为理解宇宙中“微妙秩序”而提出的论证,如今正在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并成为科学研究的基础。科学界自然不可能一下子转变世界观。在这些意义被真正领会之前,或许需要经过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例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早已预测了黑洞的存在。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第一个黑洞才被发现,而如今黑洞在宇宙中已随处可见。我们需要什么才能“看见”它们?爱因斯坦认为理论先于事实。只有先了解更为广泛的模式,才可能进而看见具体的事实。

此外,不同的文化形态提供了众多的故事、神话和哲学的论述来连接大众不同层次的理解,并据此说明重要的观念和价值,而这些观念和价值正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基础。在美国,电影、科幻小说及长篇小说都为人们对世界不同的理解预设了基础。例如,“星球大战”的书籍和电影让人们通过“力量”而理解“气”的概念;“哈利波特”系列丛书和电影使得“魔法”(超距离作用)变得可信;动画片“功夫熊猫”也使得“气”更为具体可感。上述这三大系列的文化形态,都暗示了对所谓“自然”的不同见解,同时通过讲故事的形式而彰显了其内在道德和哲学上的教导。

老子做了什么呢?他是如何建议我们从道和阴阳中汲取知识的?马克思又认为是什么构成了我们知识之基础?

实践与经验

马克思认为,人类意识是特定历史时代物质生产关系的反映。观念、哲学、法律和政治结构都被视为是基于生产方式之上的“上层建筑”。针对资本主义经济,他批判了其导致的非人性化、工人与其劳动的异化,以及创造性的、自发的人类活动遭到扭曲的现实。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导致的经济组织结构转变,将会通向“包含全人类解放”在内的实现了“工人阶级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Tucker 1978, p.80)。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观点是基于人是会劳动的动物这一论断之上的。有关人性的观念并不符合实际,因为那些观念源于抽象而永恒的唯心主义观点,其实质不过是根源于具体历史环境中的一种抽象。作为社会劳动动物的人类与自然处在不断的相互作用之中,从而在改变自然的同时也改变了人类自身。手既是劳动的器官,也是劳动的产物。由于人类拥有把自身的类本质对象化的能力,因而可以“依照美的规律制作产品”,同时也包括人本身(Tucker 1978, p.76)。马克思聚焦于处在不断变化和联系之中的种种关系。尽管这一洞见与阴阳关系不尽相同,但它却从现代分析哲学家的立场和思想作出了实质性的转变。遗憾的是,马克思所改编和颠倒了的黑格尔辩证法,却限制了其对自然及对这些关联性的相互作用作进一步广泛考察的视野。而这些情况能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得到充分改变吗?这一点尚有待考察。

老子同样关注经验。他认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关于道的知识。《阴阳:中国思想和文化中的天地之道》一书作者王蓉蓉观察到“我们通过气来体会道”(Wang 2012, p.67)。那么,我们又如何体会“气”呢?气功有多种形式,其字面意义是“气在做功”。气功可以通过太极、武术、气功慢动作以及冥想等方式来体会。我们可以从有助于打开身体中气之通道的动作开始学习,同时感悟气在身体和自然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随着对呼吸的调整,我们最终会达到对气的阴阳动态变化的可视化。

“功夫”经常被人们与武术联系在一起。但功夫的内涵更为宽广,是一个更为综合性的术语,用于指示与一个人的活动、职业及社会贡献相关联的、通过实践和学习而达到的卓越水平。庄子在“庖丁解牛”的寓言中描述了“养生之道”。庖丁会功夫。他依照牛身的自然纹理而“解牛”的技艺达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因而顺着“无为”之行做完了事,即顺其自然而不费气力地完成了“解牛”的任务: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


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


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庄子·内篇》)        


实践的过程就是体悟气、阴阳关系并不断深化这一知识的经历。它可以在众多层次和行动中加以体会:在武术大师、针灸医生、科学家及哲学家身上都能得以体会。

还有什么其他方式能用来开发及体验人对气之流动的知觉与鉴别呢?韦儿(Lat Ware)——一个自称电脑“怪才”、热衷“星球大战”网游,并受过一些武术训练的人——开发了一款训练集中注意力并协调心智的电子游戏。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个体并非仅仅通过理智来思考,而是通过“心—智”一体思考,对这一点的领悟是十分重要的。在产生思维时,身心之间是存在密切关联的。“连贯性”(coherence)这一术语来自“心灵—数学”研究所(Heart-Math Institute),该研究所证明了“心”与“智”两者之间会存在非常有益的某种连贯状态。而这一状态的达成,能够起到减轻压力、更易于对他人产生同情,同时让交流更为顺畅、让人更为敏悟的作用(McCraty 2015, p.21)。

韦儿所开发的电子游戏名为:“用心投掷卡车”(Throw Trucks with Your Mind)。该游戏利用脑电图这种医疗设备来追踪脑电波,并将其输入电脑。只有专注和心智协调的状态,才能影响游戏中物体(例如,卡车)的运动。冥想者可以玩得很好。这一电子游戏训练参与者,让其进入一种连贯的状态。它需要快捷,具有竞争性,而且不会无聊。它开发了一种帮助人们练习知觉“气”的某方面的功能。如果老子能知道这一游戏的话,也许他会会心一笑。

值得一提的是,该游戏还具有医疗应用价值。目前,医学临床试验就采用这一游戏来治疗儿童注意力缺陷障碍。

老子的《道德经》打开了我们的思维,并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深化了我们对生机勃勃的宇宙的认识。他用道、气、阴阳等术语,通过诗意化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探索及增进对自然和人类自身理解的途经。其原理已经并且依然在持续不断地被西方科学家进行多维度的探索,这一探索将不断导致重要的发现。科学家们并非总能意识到与这一古老传统的关联,但大多数科学家是有所意识的。一些科学家强调这些关联,并将其与当代凸显这些关联的物理学和生物学等学科联系在一起。老子提醒我们想起有一种古老而又同样完全具有当代性的世界观,其内含着现实中的某种变化,即视生态文明为常态。


来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20年第2期P119—P126


黄  铭   吕夏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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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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