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关于形而上学的评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34 次 更新时间:2021-08-07 11: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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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 (进入专栏)  

  

   一、本源问题的回归与重新定位

   形而上学之所以为哲学之本,就在于形而上学提供了无法化归也不可替代的思想基础假设。无论是在“形而上之道”还是在“物理学之后”的意义上展开的形而上学问题,思想路径或不同,却有相似的思想功能,即为思想奠基的功能。形而上的假设不仅是基本假设,同时也是思想的生长方法,假设与方法合为一体而构成思想的基本设置,从而设定了思想的视野,决定了可以看到什么或不能看到什么。对形而上“设置”的最好比喻莫过于维特根斯坦所说的“看不见自身的眼睛”。形而上学决定了思想的可能性,正如眼睛决定了视觉的可能性。尽管无法证明更无法保证眼睛看到的是真相,但眼睛是看事物的唯一装备,类似地,思想总需要某种形而上学,不然看不出思想有何问题。因此,对于思想而言,是否需要形而上学是一个无意义的问题,选择何种形而上学才是有意义的问题。

   现代哲学曾经试图摒弃形而上学,但终于失败,人们只能承认,任何理论(无论是哲学还是其他理论)都或明或暗地包含形而上学的承诺。形而上学令人不满的原因是在经验上无法证明,即缺乏真值。分析哲学曾经根据经验知识的标准而判定形而上学问题为无意义的问题。可是形而上学的意义并不在于经验的真值,而在于是一切具有真值的知识的基础预设。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哲学抛弃形而上学的努力全然失败。

   反形而上学的运动早已过时,但当代哲学在形而上学上却也乏善可陈,似乎失去了动力。在我看来,形而上学的困境在于,传统意义上的本源概念并不是一个合适思想的本源概念,是与必需追究的思想问题之间出现错位的一个本源概念,就是说,传统形而上学追问了一些无必要的问题,并非不想不行的事情,而是想多了而产生的多余问题。这个观点需要逐步分析,但允许我先说出主观结论:哲学需要寻找的本源并不是存在本身,也不是万物的终极原因,也不是解释万物的绝对原理或绝对概念,而是思维和历史的创建点,即人类开启思维或创造历史之“作”,发生于定义了历史性(historicity)的创作时刻(kairos),在历史时态上表现为“初始状态”或变化的“临界点”。这意味着,本源不是单数的,而是创造历史的复数事件或时刻。显然,从历史哲学的视野去定义的本源,与万物理论的视野中的本源全然不同。

   在传统形而上学中,思想试图追寻的存在是时间性的,因为时间是存在的唯一踪迹,本源与时间的开端或存在的开始是同一的。存在解释着时间,而时间解释着存在,这个问题虽然至高无上、至大无边,却不能解释历史,也就不能解释人,人需要解释属于人的本源。人不能创造时间也不能创造存在,但人创造历史,因此,与人的存在有关的本源,就是历史的本源。海德格尔发现了此在的历史性,但他却试图在存在论的框架内去讨论这个问题,这个单维度过于贫乏,不足以定位本源。尤其是,时间性和历史性不能互相还原,也不能互相等价解释,这一点决定了一般存在论的概念和方法不足以定位人的本源。

   我在《第一哲学的支点》中试图论证,如果本源的问题是对人的存在的解释,就不可能在一般存在论的视野中去理解,而只能在“人的创世论”中去理解,就是说,除非一种存在论等价于创世论,才能构成有效解释,即存在论与创世论两者全等重叠才有足够的思想空间来展开形而上问题,而存在论与创世论的唯一重合点就是人的创世论。缺乏创世论维度的一般存在论是以重言式(tautology)的同义反复命题组成的,在那里,问题即答案,答案即问题,问题停留在原地而从未展开,因此无法解释存在的生长性和存在的问题演化,而不能解释存在的生长性的形而上学是无意义的。

   创世论和存在论的一致性落实了本源之所在,但还需要能够通达本源的溯源方法,而溯源的方法论必定是历史哲学。在此,我想进一步论证创世论、存在论和历史哲学的三者一体,即创世的起源问题(genesis)、存在论的本源问题(origins)和历史哲学的溯源问题(traceability)三者存在着一致性。核心论据是,只有“作者”才是所创作事物的本源,因此,只有追寻创作之路径才能理解本源。人不是万物的作者,所以无法追溯存在,但人是历史的作者,具有历史性的本源才是能够解释人的存在的本源,因此,历史的创造性起源、历史性的本源和对本源的历史性溯源是三个相关问题,就是说,起源、本源和溯源三者互相解释,或以传统的概念,作、本、述三者互为解释,于是,人的创世论、存在论和历史哲学是为一体。

   二、 思想之外的问题不是形而上学问题

   传统形而上学,无论是一般存在论或万物理论(the theory of everything),所设想的研究对象都是被给予(the given)的现成世界,一个并非人所创造的世界——是谁创造的无所谓,无论假设为神造或自然生成,对于人来说,都同样是一个被给予的既定世界。关键在于,包含万物的世界不是人的创造物,所以永远具有不可进入的外在性,按照康德的说法,则具有意识无力决定的自在性,所以是“自在之物”(things in themselves),而在知识的可能性之外。对于康德,有意义的形而上学其实是知识论和伦理学。

   在知识之外有神学的创世论,但神学的创世论是一个故事,不是思想问题。只要愿意,人们可以编造无数的创世故事,而任何一个故事的真实性就消失在故事的无穷性之中。张盾教授在《道法自然》一书中提出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存在论叙事方案,他相信,绝不可能在第一人称或第二人称的叙事中去解释存在(这等于打击了存在论的所有传统叙事),存在就只能在“第三人称”的叙事中被表达,而第三人称叙事的客观性与存在本身是相配的。这个论证在逻辑上很有道理,但在哲学上却不可能实现,因为如果真的忠实于存在的第三人称叙事,就相当于存在自身的言说,可是,存在的自身表白不可能超出重言式,即“存在是如此这般的,因为存在是如此这般的”。因此,第三人称的存在论叙事只是重复了存在而没有解释存在。

   可以发现,传统形而上学实乃知识论和逻辑的副产品。经验知识虽是经验的,却需要形而上的假设,甚至形式知识(逻辑和数学)也同样需要形而上的假设,否则思维无法运行,正如不使用逻辑,思维就无法理性地运行。在这个意义上,形而上学其实不是对世界的一种描述或叙事,而是对世界进行描述和叙事所必需的功能设置,类似于语法之于语言。对此我愿意举出两个例子:

   (1)因果关系。这是经验知识所需的预设概念,如果没有因果关系的设定,经验就只是感觉而不构成意义了。我们无法以任何经验现象(比如前后连续性或概率上的相关性)来充分定义因果关系,这正是因果关系至今无法被完美定义的原因,可见因果关系是在经验之外的一个形而上概念,即假定某些事情“导致了”另一些事情。这是一个典型的意识设定,事物本身未必如此。无论从相对论、量子力学或基因科学来看,都很难以经验指标来解释或定义“导致”的意思。于是,因果关系恐怕只能在形式关系上去理解,比如理解为逻辑上的充分必要条件,或至少是充分条件。不过,如果只能形式地定义或只能在纯粹概念上去定义,就已经说明因果关系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预设了。

   (2)逻辑关系。一般把逻辑理解为思维规则,其实逻辑同时也是最纯粹的形而上学,是方法论的形而上学。逻辑是思维的元规则(meta-rules),当然也就是所有知识的元规则。事物的所有关系都可表达为逻辑关系,通常有?,∨,∧,→,≡,但这些关系都不是经验性的,而是用来整理经验的形而上学概念。事物本身的关系肯定不是逻辑表达的那种样子,而逻辑赋予事物的性质也存在着多种可能选择的设计,这更加证明了逻辑的形而上性质。比如,逻辑的二元模式(二值)肯定不是事物的实际情况而是形而上的赋值方式。所以选择二值,是因为这是最为经济也最有效率的思维方式。如果想要“如实”,就恐怕要表达为无穷多值。有趣的是,确实有逻辑学家提出了多值逻辑。但多值逻辑在效率上远不及二值逻辑,因为,如以无穷多值为取值,不仅对象变成“杂多”,思维本身也会变成“杂多”,那就很难运行了。恐怕人工智能不会喜欢多值逻辑,人脑也不喜欢。如果设为三值(最低限度的多值逻辑),仍然是一个“不如实”的形而上设定。

   这里有个可争议的问题。我相信三值逻辑的形而上假定有个疑点,它把第三个值设定为在真假二值之间。可是,真假概念的有效性就在于真假二值无缝对接,之间不存在富余空间,所以中间值是个妖怪。第三个值的合理设定应在真假“之外”,即在真假之外的不可证值,而不在“之间”,于是或可用二元树状分层来消化掉第三值,即基层二值是“可证性”和“不可证性”,然后“可证性”再次树状分叉为真假二值,这样就保持了二元模式。树状分层是我在1991年的一个建议,后来我发现这个处理也有疑问。只要考虑到哥德尔命题G,就会发现问题难办了,G是真而不可证的命题,似乎是一个跨层次存在于两个层次上的命题,对此我无法解释了。不过,如果按照三值逻辑,情况就更糟,G似乎只好被定位为不真不假或半真半假,显然更不合适,因为G明明是真命题。这里不是为了讨论逻辑,而是试图表明,不仅逻辑是形而上的,而且逻辑自身的形而上设定也并非都是先验为真,似乎至今尚未完善,比如说尚未能够完美地解释悖论。

   这意味着,不仅任何思想都必需形而上学,而且多半还缺乏充分有效的形而上预设。现代哲学以经验标准来否定形而上学肯定是对形而上学的误解。形而上学本就意味着超越了经验标准,不在经验知识的范围内,因此,对于形而上学的理解,只能以思维对于思维自身的重要性或有效性作为判断标准,即如果思维有形而上学设定S,S能够保证思维是无矛盾的并且有效率,那么S就是一个有意义的思维装备;如果S’能够保证思维是无矛盾的并且能够实现思维效率最大化,那么S’是一个最优的思维装备。可以看出,形而上学研究的是思想生产力的最优装备,与知识的如实度无关。

   三、形而上学的无效问题

   确实有一些形而上学问题是因过度追问而产生的无效或冗余的问题,可以这样定义:如果Q被假定为关于X的一个形而上学问题,却不存在研究X的方法,那么Q是一个无效问题(维特根斯坦标准);或者,如果Q被假定为关于X的一个形而上学问题,可是关于X的研究对于思想的建构是无必要的,则Q是一个冗余问题(奥卡姆标准)。在传统形而上学的两个领域里,存在论和万物理论,都有不少无效或冗余问题。

   自从爱因斯坦以来的宇宙物理学成为在数学上可信的“一统万物理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verything),形而上学的万物理论不仅相形见绌,而且失去了最后残留的解释力。形而上学的万物理论没有能力解释任何一条万物规律,而只是一个万物故事,人们一旦知道了规律,就不需要故事了。尽管仍有一些哲学家在构想万物理论,例如Graham Harman提出的“客体向度的”新万物理论,也许确有新意,但问题是,事实证明,科学或人文知识的进展已经不再需要形而上学万物理论的帮助,就是说,无论形而上学的万物理论是否有趣,对理解万物并无用处,所以是多余的理论。

与大而无当的万物理论不同,存在论才是形而上学的根本。存在论的基本问题看上去极度深刻,然而却可能是无效问题。存在论的第一问题“存在是什么”就是一个典型的无效问题。存在本身(being qua being)之所以不构成问题,是因为对存在本身提不出疑问,也无从提问,所以“存在”不是存在论中的问题,而是存在论的已知条件。请允许我再次陈述一个维特根斯坦式的理由:如果一个问题果真是一个疑问,那么至少存在着两个可能选项,或两个以上的可能答案;假如一个问题只有唯一答案,那么就不构成问题,而是冒充为问题的概念或陈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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