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琉两国在长达500年的交往中，明清两朝的册封使臣、闽人三十六姓及其后裔与琉球的贡使、留学生等穿梭于两国之间，把中国文化传播到琉球，对琉球民族文化的形成以及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这从文化传承来说，琉球应该是属于中华儒家文化，而不是属于日本文化，它是琉球不归属于日本的重要证据之一。

　　 关 键 词：明清时期 文化传承 琉球 归属问题

　　 明清时期的中琉交往，主要是朝贡与册封关系。它始于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遣行人杨载以即位建元诏谕其国，琉球中山王察度则遣其弟泰期随杨载入明进贡方物；洪武七年(1374年)，中山王察度又遣泰期奉表、贡马及方物，并上皇太子笺，明太祖赐其大统历及金织文绮、纱罗等，从此确立了两国的朝贡关系。永乐二年(1404年)，中山王世子武宁遣使告父丧，明成祖命礼部派行人时中往，诏武宁袭中山王位，此为明朝与琉球正式建立册封关系。①

　　 中琉之间这种友好交往一直持续到1875年7月，日本天皇政府严令琉球彻底断绝与清朝的朝贡和册封关系为止，前后长达500年之久。在这5个世纪的历史长河里，明清两朝的册封使臣、闽人三十六姓及其后裔与琉球的贡使、留学生等穿梭于两国之间，把中国文化传播到琉球，对琉球民族文化的形成以及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从民族文化传承方面来看，它是琉球不归属于日本的重要证据之一。

　　 一

　　 中琉册封关系确立之后，琉球则成为明清两朝的“藩属”，即所谓“文皇帝时，命使者就立其主，赐之册命，被以印绶、冠带，世为外藩”。②由于琉球在海外诸国中颇称守礼，故明清两朝对琉球的册封都非常重视。明朝派出的册封使一般按封锡藩王的规定，遣给事中和行人为正副使，且分别授予麒麟、白泽，公、候、伯、驸马之服，以示朝使殊荣；而清朝派出的是翰林院编修和都察院给事中等，授予东珠帽顶，正副使皆赐正一品麟蟒服。这些给事中或翰林院编修系朝廷的近侍官，不仅学问优长，而且仪度修伟，为当时中国国内的文化精英，可见明清两朝对琉球的册封是予以较高的礼遇。

　　 明清两朝派到琉球的册封使，大抵明朝有16次，计29人；清朝有8次，计16人。具体名单如下：

　　 洪武五年(1372年)，遣行人杨载，册封中山王察度。

　　 永乐二年(1404年)，遣行人时中，册封中山王武宁、山南王汪应祖。

　　 永乐十一年(1413年)，遣行人陈季若，册封山南王他鲁每。

　　 洪熙元年(1425年)，遣正使中官柴山、副使阮鼎，册封琉球王尚巴志。

　　 正统八年(1443年)，遣正使给事中俞忭、副使行人刘逊，册封琉球王尚忠。

　　 正统十三年(1448年)，遣正使给事中陈傅、副使行人万祥，册封琉球王尚思达。

　　 景泰三年(1452年)，遣正使给事中陈谟(《明史》谓乔毅)、副使行人董守宏，册封琉球王尚金福。

　　 景泰七年(1456年)，遣正使给事中李秉夷(《明史》谓严诚)、副使行人刘俭，册封琉球王尚泰久。

　　 天顺六年(1462年)，遣正使吏科给事中潘荣、副使行人蔡哲，册封琉球王尚德。

　　 成化六年(1470年)，遣正使兵科给事中官荣(《明史》谓丘弘，弘至山东病卒，命官荣代之)、副使行人韩文，册封琉球王尚园。

　　 成化十五年(1479年)，遣正使兵科给事中董旻、副使行人司司副张祥，册封琉球王尚真。

　　 嘉靖十一年(1532年)，遣正使吏科给事中陈侃、副使行人高澄，册封琉球王尚清。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遣正使吏科给事中郭汝霖、副使行人李际春，册封琉球王尚元。

　　 万历四年(1576年)，遣正使户科给事中萧崇业、副使行人谢杰，册封琉球王尚永。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遣正使兵科给事中夏子阳(先命洪瞻祖，后瞻祖以忧去，改命夏子阳)、副使行人王士祯，册封琉球王尚宁。

　　 崇祯二年(1629年)，遣正使户科给事中杜三策、副使行人杨抡，册封琉球王尚丰。

　　 康熙二年(1663年)，遣正使兵科副理事官张学礼、副使行人王垓，册封琉球王尚质。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遣正使翰林院检讨汪楫、副使内阁中书舍人林麟焻，册封琉球王尚贞。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遣正使翰林院检讨海宝、副使编修徐葆光，册封琉球王尚敬。

　　 乾隆二十年(1755年)，遣正使翰林院待讲全魁、副使编修周煌，册封琉球王尚穆。

　　 嘉庆四年(1799年)，遣正使翰林院修撰赵文楷、副使内阁中书舍人李鼎元，册封琉球王尚温。

　　 嘉庆十二年(1807年)，遣正使翰林院编修齐鲲、副使工科给事中费锡章，册封琉球王尚灏。

　　 道光十七年(1837年)，遣正使翰林院修撰林鸿年、副使编修高人鉴，册封琉球王尚育。

　　 同治五年(1866年)，遣正使翰林院编修赵新，内阁中书舍人于光甲，册封琉球王尚泰。

　　 这些琉球册封使在航海过程中，免不了要受风涛之险，有时甚至是九死一生。为了避免海上遇难，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海上保护神——天妃妈祖的显灵救助上。因此，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之一——天妃妈祖崇拜，就随着这些册封使传播到琉球。

　　 在琉球有两个天妃宫：一个在那霸，曰“下天妃宫”，位于天使馆东门，南向，前广数十亩，有方沼池，宫门前有两尊石神像，入门甬道至神堂距离三十步左右。堂内有崇祯二年(1629)册封使杜三策、杨抡题写的“慈航普渡”匾；顺治六年(1649)招抚司谢必振题写的“普济万灵”匾；康熙二年(1663)册封使张学礼、王垓题写的“普济群生”匾。大门上书“灵应普济神祠”，则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册封使夏子阳、王士祯所立。天妃宫两旁皆民房，琉球国中的案牍多储于宫内，有钟一架，系琉球国王于景泰八年(1457)铸施。

　　 上天妃宫在久米村，据夏子阳《使录》称，为嘉靖中册封使郭汝霖所建。宫在曲巷，中门南向，神堂东向，门旁亦有两尊石神像，进门上甬道，左右宽数亩，缭垣周环。正中为天妃神堂，右一楹为关帝神堂，左为僧寮，阶下钟一所，大门左有神堂，上响供龙神。因册封使渡海皆祈求天妃灵佑，故一至琉球即谒庙行香，并竖匾挂联以酬谢之。例如天妃堂内有崇祯二年(1629)册封使杜三策、杨抡题的“德配玄穹”、康熙二年(1663)癸卯册封使张学礼、王垓题的“生天福灵”和康熙二十一年(1682)册封使汪楫题的“朝宗永赖”三匾。另有册封副使林麟焻题的二十三字长联，下署“裔姪孙麟焻敬题”，其因是林麟焻为福建莆田人，而天妃亦为莆田林氏，故有此称。梁上有“灵应普济神祠”横额，为万历中册封使夏子阳、王士祯所题。每当册封使到达琉球，入住天使馆后，则有鼓乐仪从奉迎船上的天妃及拏公诸海神之位，供于上天妃宫内，朔望日前往行香。③乾隆二十年(1755)，册封使全魁、周煌又说服琉球国王在姑米岛真谢港新建天妃宫一所，周煌亲自恭书匾、联，匾曰：“玉山仙姥”，联曰：“凤舸仙神光，一片婆心扶泰运；龙津标圣迹，晚年福曜镇安嘉”。④

　　 册封使在琉球除了建造天妃宫外，也有建其他寺庙，把中国的佛教文化亦传播到琉球。其中如明宣德年间的册封使柴山三次到琉球，曾建大安祥寺和千佛阁。安祥寺后改名为护国寺(“护国寺”匾为康熙二十一年册封使汪楫所题)，亦名海山寺，或三光院，位于波上山坡之中，为琉球国王祈祷之所。寺中僧名赖盛，佛龛中有神手剑而坐，名曰“不动”，或曰“火神”，殿下有一钟，景泰七年(1456)丙子铸，铭文与天妃宫相同。⑤

　　 二

　　 这些册封使每次到达琉球，册封完琉球国王后，必须留在那里等待季候风返航，时间大约是三个月左右。在这段时间里，他们除了游历琉球山川名胜，访问当地风俗民情外，也留下不少诗文佳作、匾额字画。如琉球在那霸港册封使登岸的地方建有迎恩亭和天使馆，供册封人员驻扎。馆中的厅堂、廊房、楼阁、亭园、台榭、书室、小轩，周围宽广，与燕中报国寺相类；馆内铺设的桌椅、床帐、碗碟、杂物等，俱照中国制度，平时由专司收貯在库，俟册封使至日方敢动用。康熙二年(1663)，册封使张学礼到达琉球时，天使馆虽已年久失修倾颓，但后楼上尚留有明崇祯二年(1629)册封使杜三策题写的梅花诗百首于壁间，其余吟咏甚多，外有匾额、字画，皆是明清两朝册封使留下的遗跡。⑥在天使馆仪门上原有“天泽门”三字匾，由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册封使夏子阳所题，后失去，继由康熙五十七(1718)册封使徐葆光补书；大堂前楹有康熙二年(1663)册封使张学礼、王垓题的“天威远布”隶书四字和康熙二十一年(1682)册封使汪楫、林麟焻题的“敷命堂”三字，后又加徐葆光题的“皇纶三锡”四字，悬于正梁上。⑦

　　 明清册封使每次渡海时，按规定都携有从客偕行。在这些从客中，不乏各种专业人才，他们把自己的技艺带到琉球，成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例如在康熙二年(1663)册封使张学礼随带的从客中，有姑苏人陈翼，字友石，多才艺。到达琉球后，琉球国王即持帖请他教授其世子等三人的琴艺，三人是世子名弥多罗、王婿名哑弗苏和法司子名喀难敏达罗。他们寓居在天界寺学习一月，后又移至中山府习月余，授国王世子思贤操《平沙》、《落雁》、《关睢》三曲；授王婿《秋鸿》、《渔樵》、《高山》三曲；授法司子《流水》、《洞天》、《涂山》三曲。其他登门求教者无虚日，皆称之“友石先生”。此外，有西湖人吴燕时，字羽嘉，业岐黄，切脉知生死，琉球国中求医者无不立愈，亦有数人受其传授医术。⑧时隔50多年后，当册封使徐葆光到达琉球时，原先“友石先生”教授的琴艺已失传，琉球国中亦无琴，唯有琴谱乃保留，琉球国王则遣那霸官毛光弼随徐葆光带来的从客，福州人陈利州学琴三四月，练习数曲，并请把琴一具留下。⑨

　　 册封使把中国文化传播到琉球，加速了琉球国家文明化的进程，正如明天顺六年(1462)册封使潘荣在《中山八景记》中所说：“中山之民物皆易，而为衣冠礼义之乡。”⑩其中最显著的是，琉球自建国以来，从无有关国家历史的记载，至1650年始由琉球王尚质之从弟尚象贤(字文英)首次编写《中山世鉴》一书，书中大量引用了嘉靖十一年(1532)册封使陈侃撰写的《使琉球录》和《保元物语》等。(11)另者，册封使还协助琉球在各地建立文庙，使琉球人有受教育之所，特别是在久米村聚居的闽人三十六姓，世世代代可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蔡世昌在《久米村记》一文中就写道：在文庙之左有明伦堂，堂中“两庑设学选立二师，一曰讲解师，一曰训诂师。村中通事、秀才及童幼皆从业焉，师生有舍，庖廩有次，人知响学，争自濯磨，改粗鄙之俗为儒雅之风，皆庙学之赐而吾村之盛跡也。”(12)由于文明之风渐长，故在琉球官宦之家俱有书室客轩，庭花竹木四时罗列，书架上摆列《四书》、《唐诗》、《通鉴》等集，多为重新翻刻，旁用琉球土语译注，以便阅读。(13)再如琉球国中产米无多，故大半以番薯为粮，嘉庆四年(1799)册封使李鼎元至琉球时，特书《朱薯颂》一文付之国中文人，并慨然为之歌曰：“令珠而如沙，人以之弹雀。令金而如泥，人以之涂艧。令朱薯而如玉山之禾，瑶池之桃，人以之为不死之大药。”告诫他们：“薯之用如此，慎毋贱视。”这些琉球文人读过之后，深受教育，皆表示：“吾今而知薯之德与薯之所以貴也，行当传之邦人，毋讳食薯。”(14)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