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往往以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标志，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奠定了国际关系的基础和国际法则的形式，是现今国际关系的启蒙点。（叶自成：《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序言》，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第6页）其实先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两千多年的中国，早就形成了一个华夏国家间的国际体系，即春秋战国时期的各个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具有了独立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各国拥有独立的政权，具有相对明确的领土和国民，各自独立决定和处理本国的内政外交，相互承认并达成了一些明确的共同的国家关系准则等。这些在很多方面与当今世界多极化格局和联合国体系颇为类似。

　　 生活在春秋时期的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与支柱，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延续的根和魂，是中华儿女五千年来延续至今形成的心理习惯，是构建中国外交理论的文化源泉。中国外交理论的创新要立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而儒家文化则是中国外交理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儒家思想为我国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关系提供了智慧支持，儒家仁政思想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根基；“天下大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渊源；中庸之道是构建全方位外交布局的理论方法。

　　 一、仁政：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根基

　　 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中国外交理论的创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外交战略思想和政策理念，开拓了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与实践的新境界。

　　 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5月15日举行的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中强调：“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也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新华网，2014年5月15日）儒家文化中的“仁政”思想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根基。

　　 “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思想。“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即“仁者爱人”。这种“爱人”思想起源于人之初就有的孝悌情感。“孝悌者也，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孝悌，基于人的血缘关系，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感。孔子认为，“爱人”可以扩充为对天下普通民众的爱。“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仁爱思想上升到国家层面就是实行德政、仁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主张要以德政管理国家，而不应该严刑酷法。“为政以德”要求各国的国君必须做到行为端正，“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孔子家语·大婚解》：“君为正则百姓从而正矣。”《论语·子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些话都是在强调：为政者的表率作用，即作为一名统治者必须严以律己、以身作则，想让老百姓做的事，你自己首先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只有国君做到了“正”，成为道德的典范，才能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感染臣民，使其行为端正，臣民也会发自内心地敬仰统治者，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统治。这也就是我们平日常常说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那么国君怎样才能做到“正”呢？答案是：修身！众所周知，孔子与儒家思想的一贯主题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修齐治平”的根本就是“修身”。《大学》第一章就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好好修身，成就自我的“内圣”，再通过社会实践这个渠道，造福周边的人，建立博世广济的事功，也就成就了“外王”。“内圣外王”是儒家所推崇的最高、最完满的人格理想。正如梁启超在其著作《儒家哲学》中所言：

　　 儒家哲学，范围广博。概括说起来，其用功所在，可以《论语》“修己安人”一语括之。其学问最高目的，可以《庄子》“内圣外王”一语括之。做修己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内圣；做安人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外王。（梁启超：《儒家哲学》，中华书局，2015年，第3页。）

　　 孟子将孔子“仁”的伦理范畴发展为系统的“仁政”思想体系。“仁”既是孟子“人性善”的理论基础，又是孟子“民为贵”的中心思想及“得民心”的基本原则。孟子认为人具有性善的基础：“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故有之也，弗思耳矣。”“人皆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先王因为有善心，所以才实行仁政，而先王的这种善心，同时又是每个人都具有的普遍的人性。所以实行仁政就会使人民感恩，得到人民拥护，天下就会大治。而仁政之所以是正确的、合理的，是因为它植根于人的本性中，是合乎人性的。孟子从理论的高度，论证人性与仁政的关系。“民为贵”则是仁政思想的中心内容。“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孟子进一步论证，“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下》）。这段话的意思是：天子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保证统治的稳固，土谷神社只有保佑人民，其设立才有意义。如果国君无道，危及国家的存在，那就换掉国君；如果祭祀很周到，还发生旱涝灾害，就应该废置社稷。但人民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变换，更不能丧失，所以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故“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忽施，尔也”（《孟子·离娄上》）。即：民心向背是政治成败的决定力量，得民心则国家昌盛，失民心则国家衰亡。真正行仁政的国家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向心力来吸引其他国家归顺，而不是靠武力去征服他国。“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只要以仁政治理国家，就会有人来亲近。这也说明了仁政对处理邻国关系的重要性。“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论语·子路》）故实行仁政的最终结果就是“近悦远来”“仁者无敌”！

　　 在儒家仁政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中华民族基因注定是内敛的，是防守的，是反对战争爱好和平的，这正是形成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主要原因，更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渊源。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中国的外交承载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2015年10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伦敦金融城发表演讲时再次强调：“中国人民想的是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理念在中国代代相传，和平的基因深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近代以后，中国人民历经苦难，所以更珍视和平；中国致力于发展，所以更需要和平；中国期待美好未来，所以更爱护和平。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任何人、任何事、任何理由都不能动摇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和意志。”（习近平：《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和意志不能动摇》，新华网，2015年10月21日）

　　 二、天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根源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的外交战略新思想，其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中国当代外交政策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最鲜明的特征。2015年9月29日，在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的联大一般性辩论中，习近平主席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新华网，2015年9月29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是寻求与其他多元文明取长补短，合作共进的积极探索，它承载了对人类命运的历史思考和社会担当，也是对当前全球化深入发展的现实回应。

　　 中国人自古就有对“天下大同”的美好理想，而今天我们所提的“和谐世界”“中国梦”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则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对全球治理观的一种中国式创新。孔子对春秋时期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王室衰微、诸侯割据混战的情况痛心疾首。因此，他提出大同社会的政治理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

　　 《礼记集解》云：“大道，言道之广大而不偏私也。行，谓通达于天下也。”这里的“道”是指人道，政治清明、社会太平的为政之“道”。天下大同是儒家政治构想中的理想社会。其中，“天下为公”是大同社会的核心理念。在大同社会的构想中，天下是天下人共有的社会，既包括财物的公有，也包括权利的公有。因此，大同社会实行的是“选贤与能”的管理体制。儒家认为，只有贤人治理国家，社会才能有秩序地和谐运行。孟子亦特别强调选贤任能的重要性：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皆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公孙丑上》）

　　 由于实行仁政，国内政治清明，重视人才，“尊贤使能，俊杰在位”，使天下英才都愿意归服；远方的农夫、商贾、行旅都愿意前来经商与观光；那些在自己国内深受欺压的人都愿意为其臣民。那么，这个国家不仅天下无敌，更是天下的乐土。“讲信修睦”是大同社会中构建良好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在大同社会中，实行了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人人皆有“所终”“所用”“所长”“所养”，都为社会的发展贡献了力量，同时也享受到了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红利。任何人都能得到社会的关怀，重视弱势群体的生存环境，保护每个人的生存发展空间，这是儒家以民为本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大同社会所具有的重要特征。人们根据年龄、性别而具有合理的社会分工，各尽其力。因此，在大同社会中，政治民主，人与人之间平等、博爱，各得其所，社会安定祥和。可以说，大同社会是儒家治国理政追求的最终目标，也是内圣外王之道的完美诠释。

儒家大同思想作为儒家思想的集中表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笔者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应受“天下大同”思想之启发。“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观”，表达了中国追求和平发展世界的美好愿望，体现了中国与各国合作共赢的目标追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