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一个“人”的光辉:我们的歌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2 次 更新时间:2021-08-03 21:5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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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创造的是那样博大,而在现实生活里又显得那样渺小,歌德虽然说思与行同样重要,向内与向外也等量齐观,实际上则是思与行、向内与向外,二者相比,有很大的悬殊。”[102]此论实际上否定了恩格斯“愈到晚年”的判断。即使是批评歌德的“庸俗”方面,冯至也有自己的认识:这就是歌德对魏玛公国统治者的毕恭毕敬、谨小慎微。一方面是渺小的生活,另一方面是崇高壮丽的诗篇,“这样显著的矛盾应该怎样解释呢?”冯至的回答是:“当时德国的现实使歌德一生不能摆脱狭窄而妥协的生活,可是欧洲三千年的历史和当前沸腾的世界不断地丰富他的思想,扩大他的视野,强化他从青年时期就已酝蓄着他对于更美好事物的渴望,关心全世界的文化,展望人类的前途。”[103]老歌德遭遇的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并不一定非要从阶级/政治上着眼。冯至进而把老歌德保守的政治态度与其“蜕变论”联系起来:“歌德的蜕变论认为一切都是逐渐演化,没有突变,所以他的作品,除了青年时期个别的诗歌与戏剧外,没有革命者的形象。”“诚然,歌德是植物的朋友,他在与植物的‘交往’中产生蜕变论思想,在当时生物学界是进步的;他一向视秩序如生命,他在生物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内(不是从太古以来全部的发展史)只看出逐渐的演变,想不到有什么突变,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把他蜕变论中没有突变的看法运用到人世上,就与事实相违背了。……他用以观察社会,从而反对革命行动,则产生消极的作用。”[104]这样,虽然同样批评歌德保守的政治态度,但却不是简单的政治评论,而是与其自然哲学、人生哲学联系起来,既强化了歌德的完整性,也试图在政治气氛淡化之后再度阐释歌德的人生哲学。

   尽管如此,政治标准毕竟妨碍了歌德在中国的传播。[105]以歌德与海涅的对比来说,1939年,冯至在一封信中表示过对海涅的批评:“关于海涅,我曾劝你还是少读为佳;海涅的诗,几乎每个学了一年德文的人都能读懂,但是除却几首很纯净的情诗外,大都是些油滑的腔调,使青年读者只随着那单调的韵律沉浮,不想对感情作更深的试探,同时他阻拦着我们向歌德和荷尔特林(那两个德国最崇高的诗人)的路。”[106]然而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曾对海涅作过很高评价,海涅就成为当代中国德语文学翻译的重点,仅冯至就出版了《哈尔茨山游记》、《海涅诗选》(收诗67首)、《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等等。他这样评价海涅:1843年底,海涅和马克思结识,“正是在这个时期,海涅的诗歌创作达到了最高峰。他的《时代的诗》大部分是和马克思认识以后写成的。这些诗成为1848年革命前夕的时代的回声。诗人在其中控诉和嘲骂了德国君主们的专制和愚蠢,鞭笞了德国市民的怠惰和鄙陋,揭发了各种欺骗,讽刺了资产阶级急进派的狭隘性和妥协性——每首诗都具体、生动、没有空洞的言词。里边最有力、最能反映出无产阶级思想感情的是声援1844年西利纺织工人起义的一首诗。……海涅的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是他1843年去汉堡旅途中的收获,它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达到高度的成熟,是马克思直接影响下的产品。……海涅在这首诗显明确地提出他社会主义的理想。”[107]一面是对海涅的毫无保留的颂扬,一面是对歌德小心翼翼的维护,在其海涅译作频频出版的数十年中,冯至没有发表关于歌德及其作品著译,直到1978年进入老年之后,他才重回歌德。

   在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下,恩格斯与“青年德意志”是有差别的。同样是两个歌德,“青年德意志”肯定诗人的歌德,否定他的政治功能,艺术与政治是分开的;恩格斯肯定“天才诗人”的叛逆和反抗,又揭发其阶级和环境的局限。这就是说,歌德的伟大在于他参与了政治斗争,他的渺小在于他的斗争还不持久、还不坚决。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恩格斯的出发点都是政治而不是艺术,这与以艺术而不是政治为标准的威廉时期的歌德观是相反的。但就承认作为诗人的歌德是比较伟大的歌德而言,恩格斯又是与帝国时代是一致的。如此,则关于歌德的评价可以有三种:

   “青年德意志”:两个歌德,诗人歌德与政治人的歌德。

   恩格斯:一个歌德,政治上既伟大又渺小,因此又可说是两个歌德。

   威廉帝国:一个伟大的诗人。

   那么,到底有几个歌德?其实,“一个歌德”论者不但没有否认而恰恰是发掘了歌德的多方面性,他们比恩格斯更多地发现了歌德的“有时”。比如,比学斯基就认为歌德是物理学家、解剖学者、法学家、政治家、外交家,是一个像梦人一样观察人生和世界的诗人;他是乐于助人的朋友、肯于牺牲一切的情人,也能在狂暴的激情中伤害他的朋友和恋人;他像精灵一样,摆脱掉尘世的一切负担,逗留在超感官的领域里,同时又满足于每一种卑微的感官享受;他有北方日耳曼人的性格,也醉心于南国意大利的快乐;他追求清晰明朗,可也高兴耽于神秘之中;他通常有着巨大的善意与忍让,有时也暴怒得咬牙切齿;他能高兴得发狂一样,也可能愁眉不展像一个忧郁患者;他是一个最现代化的人,也是未来的一个儿子,可在某些方面却像一个古代人;他能像超人一样把世界打碎,可又那么软弱优柔。与此相应的是,宗白华也发现有一个莱比锡大学学生的歌德;有一个少年维特的歌德;有一个魏玛朝廷的歌德,有一个意大利旅行中的歌德;与席勒交友时的歌德,爱克曼谈话中的圣人歌德。如此等等,还有各种各样的歌德。然而,“一个歌德”论者虽热衷于发现歌德之“多”,但其核心却是要发现贯穿其间的“一”。此即宗白华说的:“歌德在他每一种生活的新倾向中,……都是以全副精神整个人格浸沉于其中;每一种生活的过程里都是一个整个的歌德。”[108]生活是多方面,生命是多阶段的,但歌德始终以整个人格来经验它们,在每一个“有时”中,他都没有分裂。而且多方面的生活集中起来,才成就丰富的人生,歌德一生有高度的连续性性。这就是《浮士德》中说的“我要在内在的自我中深深领略,领略全人类所赋有的一切。”这个过程并不坦荡顺利,当发现某些无法整合或吸引的情景、经验时,歌德就会以不断地“逃走”、不断地“断念”、不断地以写诗来摆脱它们,固守自己。歌德是不是真的进入到这种像神一样的和谐统一的胜境,是不是也有时也感到分裂的痛苦,这个问题只有歌德自己清楚。但“一个歌德”论如此的理解是有意义的,只有这样,歌德才是现代人的典型:不断的扩张,多方面的发展,但又不失其自我。

   “两个歌德”论的困难在于,在歌德无比广阔的生活世界中,何以提取出一个“政治”来分解歌德? 法国大革命作为历史转折点的意义之一,就是它真正动摇了欧洲的旧制度,西方从此进入一个政治主导的时代,但德意志古典时代并不是一个政治化的时代,“神圣罗马帝国”直到19世纪中叶才有现代“群众革命”的初潮涌动。尤其是,歌德长期服务的魏玛甚至没有受到大革命的直接影响,诗人与文艺还拥有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在歌德全幅体验人生、广泛观察世界时,对法国革命及拿破仑当然也会有深刻认识,对政治化时代的来临当然也有预感,但他自己却顽强地拒绝时代的纷扰,特别是政治的冲突。当歌德说他和他的时代是背道而驰的时候,他要表达的意思之一,就是对政治化时代的抗拒。“青年德意志”和恩格斯都是19世纪德国文化政治化的关键人物,他们都尊重作为诗人的歌德,前者认为他在政治上是侏儒,后者进而认为他在政治上的渺小还妨碍了他作为诗人的伟大。对歌德当然可以从政治的角度进行解释和评论,但如果不考虑到其中的复杂关系,仅从其政治态度上进行批判,无疑会无视歌德在现代世界的真正意义和价值。

   比较而言,“一个歌德”、“两个歌德”都是歌德的一种解释,只是相对而言,“一个歌德”论作为歌德的画像,更接近真人一些;作为“古为今用”的意义也更普遍一些;而“两个歌德”论却可能回避理解歌德的良苦用心及其独特价值,把歌德混同于其他作家。比如,恩格斯就指出过法国作家巴尔札克“世界观”和“创作方法 ”的矛盾,列宁也分析过托尔斯的种种矛盾,那么即使在政治上,我们又如何区分他们并给予不同评价呢?政治即命运,它无情地操纵着无数人的命运,但在18、19世纪之交,政治还未像20世纪这样如水煞泻地般地浸透社会生活,少数像歌德这样有智慧的诗人,仍然可以挣扎着掌握自己的命运。

   所以并不奇怪,当80年代中国政治不再以政治为主题时,歌德又以其“人”的光辉吸引着中国人。[109]在1999年的歌德纪念年中,《文艺报》纪念专版的首篇文章是范大灿先生的《实现人道主义理想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把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确定为歌德一生的主题;[110]北京外国语大学主办的《外国文学》纪念专版的首篇文章是绿原的《我们向歌德学习什么》,作者指出:“饱经20 世纪沧桑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可能争取、也不必妄想达到与当年歌德相当的成就,但是决不因为难以望其项背而自惭形秽。无论如何,人类永远是在由蒙昧、错误、过失、挫折所组成的进化过程中前进。歌德所处的时代、环境及其必然的历史局限性与我们今天所具有的迥异,他作为大写的人,身上有些什么宝贵的精神财富仍然值得我们抽象继承,需要我自己独立思考。”他把这些财富归结为十个:不断奋进的人生态度;无限的求知欲和对“最好”的追求;感情与理智的平衡;从绝望中学习断念;责任感,事业心,为人类造福;爱惜时间,力求化瞬间为永恒;对混乱、暴力、革命的态度;爱国主义;晚年客观地看待自己;歌德所从事的工作超出个人的能量和生存年限,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接力者。[111]对于两位作者和这一报一刊来说,学习歌德“这个人”是当代中国人的必修课。2000年,在国家教育部第一次提出的中学生“课外阅读推荐书目”(随《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一道颁布)中,《歌德谈话录》与《论语》是其中仅有的两本文化类书籍,歌德再次与孔子并列进入中国少年的视野。这证实了冯至1945年的预言:

  

   在这变乱的时代,人们为了应付目前的艰难,无心无力追求远大的理想,正如一个人在病中不能过健康的生活一样。但是变乱与病终于会过去,人们一旦从长年的忧患中醒来,还要设法恢复元气,向往辽远的光明,到那时,恐怕歌德对于全人类还不失为是最好的人的榜样里的一个。[112]

  

歌德当然是全人类最好的榜样之一,但对我们也只是“辽远的光明”。大革命前后法国外交家塔列朗(Talleyrand-Péigord,1754—1838)说过,只有生活在1789年以前的人,才能品尝一切生活的甜蜜;1930年,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补充了一句:而一个多世纪后的我们,则又把19世纪初期看作平静美好的时光的继续。[113]1870年代,一位德国史学家写道:当我们今天读歌德时代那些信件和日记时,那就仿佛我们和它隔离了不只是几十年,而是有几百年。[114]法国大革命埋葬了“旧制度”以后开启了世界历史上的“现代”,工业、科技、“大众”一起重新塑造了人类的生活世界。1937年,黑格尔专家杨一之指出:“科学,工业,技术,是近代文明主要的梁柱,也因而把我们的时代,造成‘群众底时代’。然而表现在一般人类生活上,是什么呢?是标准化,狭隘化,抽象化,美国市民底帽子,服制,百分之八十是一家公司少数几种牌子底出品;巴黎伦敦柏林几个大都市的房舍,很难找在建筑和图案上,有多大的不同。一个人日常所接触的有无量数的机构和和关系,而他所能意识地了解的,仅是最小的一部分。人与人间的纽带,失去了一切有血有肉的连系,只剩下空虚的契约形式。科学影响下的生活,根本是理智的,到现在反使人类负其成果底重累,极大多数在社会遗传的本能下,度蚂蚁似的生活。这种由理智而积成的所谓‘Mythos’(神秘),由创造而变为平庸的过程,我们便看到各形各色的商标,向群众作廉价的叫卖。”[115]歌德生活在18世纪年末、19世纪初的古典社会,但他已预感到群众时代、政治社会的降临:“在若干年之内还谈不上文学的作用。人们现在丝毫不能有所作为,只有悄悄地为较平静的未来预备一些好作品。”[116]歌德所期待的“未来”没有来临。在他之后,文学的政治化日益自觉而强烈;“动乱的年代”过去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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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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