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一个“人”的光辉:我们的歌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2 次 更新时间:2021-08-03 21:5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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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歌德文集里读到它们时,总感到有积极的意义:情感多么丰富,自制的力量也需要多么坚强,二者都在发展,相克相生,归终是相互融合,形成古典式的歌德。

  

   维特体现的是青春的解放,浮士德代表的一生的追求,“断念”启示的是老年智慧。这三种生活态度结合起来才能推动人生不断地“蜕变”。本来“人生如旅行,中途总不免遇见一些艰险。最艰险的地方多半在从青年转入中年,从中年转入老年的过渡时期。我们看见过多少人在青年时有热情,好自由,爱正义,一到中年受了现实的折磨,便渐渐萎靡堕落;又有多少人在中年时奋发有力,一到老年就随着身体枯僵,甚至倒行逆施。”[76]歌德的伟大,在于他示范了一完整的生命旅程。

   即使在风华正茂的青春岁月,冯至也没有对维特投入更多的感情。他的文学生涯略晚于宗白华等人,感受到的不是五四的解放而是社会/生活的沉沉重压——“没有花,没有光,没有爱”。其早期诗作受中国古诗与德国浪漫派的影响,风格幽婉,笔调哀伤,境界凄美,没有维特式的明朗、单纯、热烈。正如鲁迅的名言:“那时觉醒起来的知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而悲凉的,即使看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更分明看见了周围无涯际的黑暗。”[77]在德国文学中,冯至早期喜欢带有悲剧性和哲学性的作品,如诺瓦利斯(Novalis 1772-1801)、荷尔德林(Friedrich H lderlin,1770—843)、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等。因此冯至在阐释歌德时,尤其重视其哲学意味的人生智慧。“他最后二十年的劳力,是每个青年人都要对之肃然起敬的,他晚年的著作中处处显示着更新鲜的力,就是字句的结构也没有草率的地方。真好像从歌德起给人们回答了一个问题:什么是老年?”[78]答案就是不断地“断念”,在痛苦中蜕变新生,以一种坚韧与生生不息的工作精神,对自己的生命全面负责。在其写于1940年代的著名的《十四行诗》中,冯至也一再呤咏这蜕变的智慧:“从沉重的病中换来新的健康,/从绝望的爱里换来新的营养,/你知道飞蛾为什么投向火焰,/蛇为什么脱去旧皮才能生长;/万物都在享用你的那句名言,/它道破了一切的意义:‘死与变。’”“歌声从音乐的身上脱落,/归终剩下了音乐的身躯,/化作一脉的青山默默。”“你无时不脱你的躯壳/凋零里只看着生长;/在阡陌纵横的田野上。/我把你看成我的引导:/祝你永生,我愿一步步/化身为你根下的泥土。”[79]

   从维特到浮士德再到歌德,歌德其人其作被解释为现代人生观的典范。这就是杨丙辰提出的问题:歌德既无俾斯麦完成民族统一、国家建构的功绩,也不像康德、黑格尔那样为近代理想主义奠定基础,甚至在哲学思想和奋斗向上方面不如席勒,他伟大在何处呢?杨认为:“他的伟大就在他能是一个‘人’,一个‘真真正正的人’,一个‘十足的血肉的人’,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具有人生应有的一切矛盾,人生应有的一切长处和种种短处的他这样一个十足的人底一生。一个这样的人底一生自然是与我们一般人们一生底平凡庸常一点都没有区别,不会令我们感到甚么伟大价值和奇特。”但第一,歌德把人类的一切情感遭遇都一一地彻底完全地感觉了、经验了,因此能对人生究竟是怎么回事、人生的真像如何、人生的价值和归宿在哪里等大问题有明确的观念;第二对于可能危害人生的种种矛盾有一种宁静和谐的精神修养,不使任何一种矛盾恒久地偏于一方而走向极端;第三他有一种创作天才能够把一生的经验和识见一一记载在作品中。歌德之所以能实现这三点,在于其广博的智力、丰富的情感力和极强的意志力,原则上这三点普通人亦可做到,所以歌德足以给我们证明,“即便一个这样平凡庸常的人生,也是会一般地有其极端的伟大的价值与其极端的奇特,而令我们登时要感到我们一切人类底生命都是一般地难得,一般地贵重,因以增加我们无限的生命力,无限的对于人生的乐观。”杨丙辰引用了一首德国小诗:“他来自天国,/小住尘寰,/我们的心田是他的墓园/但是他却也仍是同我们一般的平凡,一般的庸常,一般的渺小!”[80]尽管歌德所承继西方传统、歌德所拥的天才等等,都不妨碍中国人学习其人其作。

   其实,歌德之所以能成为普通人的典范,在于其人格的和谐。“生命与形式,流动与定律,向外扩张与向内收缩,这是人生的两极,这是一切生活的原理。”[81]也是艺术的原理。宗白华用歌德的人生观来解释中国古典艺术。他认为,艺术的“价值结构”首先在于形式的价值。形式的组织使一片自然或人生的景象,自成一独立有机体,无求于外而自成一意义丰满的小宇宙,启示着宇宙人生更深一层的真实。“形式之最后与最深的作用,就是它不只是化实相为空灵,引人精神飞越,超入美境。而尤在它能进一步引人‘由美入真’,探入生命节奏的核心。世界上唯有最抽象的艺术形式——如建筑、音乐、舞蹈姿态、中国书法、中国戏面谱、钟鼎彝器的形式与花纹——乃最能象征人类不可言状的心灵姿式与生命的律动。”[82]艺术中所表现的“生命节奏”是怎样的呢?如舞蹈:“这最高度的韵律、节奏、秩序、理性,同时是最高度的生命、旋动、力、热情,它不仅是一切艺术表现的究竟状态,且是宇宙创化过程的象征。”“深沉的静照是飞动的活力的源泉。反过来说,也只有活跃的具体的生命舞姿、音乐的韵律、艺术的形象,才能使静照中的‘道’具象化、肉身化。”[83]宗特别分析中国空间意识的“无往不复”的特性:中国人对于这空间和生命的态度却不是正视的抗衡,紧张的对立,而是纵身大化,与物推移。中国诗中所常用的字眼如盘桓、周旋、徘徊、流连,哲学书如《周易》所常用的如往复、来回、周而复始、无往不复,正描出中国人的空间意识。”[84] “……我们的空间意识的象征不是埃及的直线甬道,不是希腊的立体雕像,也不是欧洲近代人的无尽空间,而是潆洄委曲,绸缪往返,遥望着一个目标的行程(道)!”[85] 如此等等,中国艺术所体现的生命意识与歌德的人生启示基本一样。

   然而,在另一个解释系统中,对歌德其“人”须作阶级分析,对歌德的“艺术”也须从政治上重新考量。

  

   3、“老歌德”的寂寞:政治不是命运

  

   拿破仑1808年约见时歌德时说过:政治就是命运。这一预言迅即为19世纪以降的欧洲历史所证实。“歌德时代”是欧洲连续发生革命、政治日益强劲地控制社会生活的时代,但歌德却既非政治诗人亦非激进文人,青年时代“狂飙突进”式的反叛冲动在1775年进入魏玛宫廷、特别是1786—1788年意大利旅行之后,早已消解澄净,在其与席勒携手合作的“伟大十年”(1795—1805)及此后的岁月中,歌德总是费尽心思以避开纷纭的政治以保持诗心宁静,每遇政治变动震动心目时,必全心致力于一种与此毫无关系的学问以收束其心,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圈定在文化与科学的王国,并勉力地维护其前政治时代的文化理想。在“老歌德”的生活中,政治基本上没有位置。1830年传来法国七月革命的消息传到魏玛后,歌德一见爱克曼就说:“你对这次伟大事件是怎么想的?火山终于爆发了,一切都在燃烧,从此再不会有关着门谈判的情况啦!”[86]爱克曼理所当然地以为他说的是七月革命。难道还有什么事件可以和席卷欧洲的这场革命相提并论?然而,歌德所说却是指两个解剖学家在法国科学院一次会议上的争论。在他看来,一场学术争论比一场政治革命有意义得多。歌德始终认为,政治与艺术是对立的,诗人不应卷入政治生活。

  

   我们现在最好赞成拿破仑的话:‘政治就是命运’,但是不应赞同最近某些文人所说的政治就是诗,认为政治是诗人的恰当题材。……一个诗人如果想搞政治活动,他就必须参加一个政党;一旦加入政党,他就失其为诗人了,就必须同自由精神和公正见解告别,把偏侠和盲目仇恨这顶帽子拉下来蒙住耳朵了。[87]

  

   党派政治与诗对立,民族国家也不值得诗人为之狂热,所以即使在德意志国难时节,他也没有降到庸俗的“爱国”层次。这种超然静观的人文立场在政治扩张、党派嚣张、国家至上的19世纪当然是不讨好的,歌德生前即有寂寞之感;1805年席勒去世以后,他感到几乎无人可以说话;由于他在1813一l814年解放战争中的冷淡和对拿破仑尊敬,又特别引来愤怒和仇恨。以至于l830年3月14日他痛苦地对爱克曼说:“一个德国作家就是一个德国的殉道者啊!”

歌德逝世后,德国史上的“艺术时期”——“即在老歌德的影响下,艺术被赋予一种超脱于社会政治斗争之上的完全具有自身独立意义的那个时期”——随之结束。[88]文坛上活跃起一批持激进自由立场的青年作家,统称“青年德意志”,以白尔尼(Ludwig Börne,1786—1837)和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为代表。有“迟来的雅各宾党人”之称的白尔尼一生没有放弃过对歌德的政治批判。在评论女诗人贝蒂娜(Bettina von Arnim,1785—1859)《歌德与一个孩子的通信》时,他引用歌德1774年“普罗米修斯”中的诗句来批评歌德:“要我尊敬你?为什么?/你可曾减轻过/负重者的苦难?/你要曾止住过/忧戚者的眼泪?”[89]一个伟大的诗人应当为社会正义而奋斗,但歌德没有为受苦的人说过一句话,没有向权势者的恶行发出抗议,没有以自己的力量去阻止反动的卡尔斯巴德协议(Karlsbader Beschlüsse,1819),没有像坦丁、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卢梭、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那样为自由和解放而战,他始终是一个贵族主义者、政治冷淡主义者、利已主义者,一个“押韵的奴仆”。在白尔尼从政治与道德上否定了歌德其人其诗之后,海涅把人与诗的区别开来:歌德在政治上没有作为,但他的诗是美的。这些圆润光洁的艺术品犹如美丽的塑像点缀一座花园,可是它们只是塑像,人们可以对他钟情热恋,但它们不会生儿育女——歌德的作品不会激起人们去行动,而这是当时的德国所急需的。“青年德意志”的古茨柯(Karl Gutzkow,1811—1878)进一步把歌德其人也作了区分,青年歌德表达的是叛逆精神,晚年歌德代表的是与现实的和解,这是一个从“上升”到“下降”或者从积极到消极的过程。1830年前后的进步人士大都认为歌德作为艺术家是伟大的,作为人是渺小的。这一激进批判体现的是1830—1848的革命精神。1849年庆祝歌德百年诞辰时,他似乎已被德国人忘记了。而1859年席勒百年诞辰时,德意志却举国欢庆。直到1871年德国统一后,歌德才走出低谷,并被推上奥林帕斯的神座,《浮士德》则成了德意志民族的第二本圣经。虽然歌德和席勒的纪念碑1857年就在魏玛落成,但只是1871年后,那里才成为举行国家性的崇拜仪式。“德国的政治地形因此有两个中心:柏林和魏玛。它们象征着1871年俾斯麦在凡尔赛宫宣布德意志帝国终于建立起来后,德国人欲将政治与文化融合的努力。”[90]l874年,赫尔曼·格林(Herrmann Grimm,1828—1907)在柏林大学开办歌德讲座,1877年出版的讲稿《Goethe-vorlesungen》用一种世界史的方式把歌德的生活、创作、思想置于一种整体联系之中,已经流露出以“人”来统帅其“作品”的苗头;1885年歌德学会成立后,出版全集、开放故居、搜集遗物、组织研究,使歌德的每个方面都成为德意志民族文化的代表和象征;1896年比学斯基开始出版影响极大的《歌德,他的生平和他的作品》,完整描绘了歌德一生的各个方面,认为歌德是“所有人中的最富有人性的人”,他的生活就是他的作品,而“作为人比作为诗人更伟大,他所生活的比他所写的更美”。三个文化行动相互协调,基于一个共同的立场从不同的视角刻划了一个崭新的歌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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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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