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一个“人”的光辉:我们的歌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4 次 更新时间:2021-08-03 21:5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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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唯物主义、宿命主义、虚无主义:“唯物主义的毛病是不承认(至少是低估了)人的价值,宿命主义的毛病是放弃了自己的责任,虚无主义的毛病是关闭了理想的通路。”三个时代的正统思想是与唯物主义、虚无主义、宿命主义对抗的理想主义。在他看来,理想主义的根据非常很简单:人和猪狗不同,人总想着明天。人生究竟是材料,人生的价值乃是在这些材料背后的意义。[45]因此,《浮士德》的意义主要不在其诗的境界、剧的技术或思想内涵,而在其所表达的全幅肯定生命的人生观:“凡是赋与整个人类的一切,我都要在我内心体味参详。”[46]生命的意义在于行动、在于创造,而中国读者接受的重心却是这一创造性行动中所表达出来的人的价值。

   浮士德是西方文化之子,其意义要在西方文明的历史脉落中才能得到充分而准确的理解。对此,宗白华有一段概括:“荷马的长歌启示了希腊艺术文明幻美的人生与理想,但丁的神曲启示了中古基督教文化心灵的生活与信仰,莎士比亚的剧本表现了文艺复兴时人们的生活矛盾与权力意志。至于近代的,建筑于这三种文明精神之上而同时开展一个新时代,所谓近代人生,则由伟大的歌德以他的人格,生活,作品表现出它的特殊意义与内在的问题。”“近代人失去了希腊文化中人与宇宙的谐和,又失去了基督教对一超越上帝虔诚的信仰。人类精神上获得了解放,得到了自由;但也就同时失所依傍,彷徨摸索,苦闷,追求,欲在生活本身的努力中寻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歌德是这时代精神伟大的代表,他的主著《浮士德》是这人生全部的反映与其问题的解决。歌德与其替身浮士德一生生活的内容就是尽量体验这近代人生特殊的精神意义,了解其悲剧而努力以解决其问题,指出解救之道。所以有人称他的浮士德是近代人的圣经。”[47]此论提示了考察浮士德的意义文化语境:古典、基督教与近代启蒙主义。

   古希腊、罗马是西方文明的基础,前者创造的是美、智慧和科学,后者显示的是荣耀、美德与国家艺术。与近代以来英美在政治文化上多承接罗马传统相对,德国更多发扬了为基督教升华后的古希腊文明。世界是美丽的,生活是欢乐的,人们在这个世界上兴高采烈地生活。他们尽情享受着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快乐。这就是希腊人文主义的核心:此时此地的生活是愉快的,是令人向往的。在这个世界之外,希腊人认为一无所有。18中叶以后,在艺术史家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1717─1768)塑造了古典艺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之后,德意志文化界兴起一股浓烈的古希腊崇拜。歌德就表示:“我们要学习的不是同辈人和竞争对手,而是古代的伟大人物。他们的作品从许多世纪以来一直得到一致的评价和尊敬。一个资禀直正高超的人就应感觉到这种和古代伟大人物打交道的需要,而认识这种需要正是资禀高超的标志。让我们学习莫里哀,让我们学习莎士比亚,但是首先要学习古希腊人,永远学习希腊人。”[48]1786—1788年的意大利之行后,歌德从浮泛激越的“狂飙突进”走进与席勒携手合作的“魏玛古典主义”,用古希腊六音步诗体写长篇叙事诗,用罗马的诗体写哀歌和铭语;在其《伊菲革涅》(1887)、《罗马哀歌》(1790)、《托夸多·塔索》(1790)这些准古典作品中,早期骚动的情绪、自然的原始力和激动的呐喊等已为是宁静、纯朴、和谐所取代。这是一种以人的个性和自由为核心的“新人文主义”。歌德与温克尔曼、席勒、洪堡等人都认为,宇宙是不同力量之间的和谐整体,人的价值在其“有机的生育”与“内部的开发”,诗歌、哲学、技术、宗教等等都可以使人性自由活动,本身即有价值。[49]重在表现感性与理性、个体与整体、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理性、规则云云是生活本身的要求而不是外来的原则。不过,在写作《浮士德》、特别是其第二部中,歌德的思想已非古典所能范围。如冯至所说:他“亲自承受三种文化——希腊的、基督教的、东方的——的陶冶,让那些共同的事物永在,不加一些偏狭的矫饰、压抑与倡导。”[50]从1814年开始的第二次写诗高潮期,特别是在《西东合集》中,歌德从东方文化、特别是14世纪波斯诗人哈菲兹(hafis)的诗中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冯至还指出,浮士德是一个与希腊无关的北方人物,经过200年舞台上的加工改造,一直到歌德写《浮士德》第一部,也没有改变其北方人的形象。浮士德与海伦的结婚,表达的是北方与古希腊的结合,也就是浪漫与古典的结合,所以《浮士德》中所包含的欲望、理性、信仰、荒诞,以至戏谑、反讽等等亦非古典主义所能包括。德国文化中由温克尔曼开始的古希腊崇拜,以美、和谐为中心,歌德在古典时代也相当谨慎地维护着和谐与秩序,但在《浮士德》中,海伦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命运捉摸不定:“灾难是我带来,我不便惩治,/只自叹被残酷的命运纠缠不止。/使天下多少男子心为着迷。/他们但在《浮士德》第二部中,与象征古代的海伦的既不爱惜自己,/也不爱惜任何别的贵重东西。/绑架、引诱、搏斗、四处躲避,/半神、英雄、神人以至魔鬼群起。/使我迷失正路而颠沛游离。”海伦临死前说:“幸福与美丽并存的日子不能长久,生命与爱情的联系已经断绝。”[51]浮士德与海伦的结婚表明的是古典与近代的统一,他们所生儿子欧福里翁在高飞时跌死了,似乎表明古典主义在现代性的历史条件下只能是一个梦,一个理想的概念。所以冯至指出:“尽管歌德对于古希腊的艺术怀有无限的崇敬和热爱,也表示地古典与浪漫的相结合是必要的,而且有时对此深信不疑,可是《海伦娜》全剧却是一场梦幻。”[52]浮士德也只能在“预感”中觉得幸福和满足,且随即倒地死了。

   以解放人性、实现人性为中心的近代文化是反基督教的。歌德当然也是要从基督教的天国理想回到人间世的——“我的欢乐是从这个地上涌迸,我的烦恼是被这个太阳照临。”“我已熟悉这攘攘人寰,要离尘弃俗决无办法。是痴人才眨眼望着上天,幻想那云雾中有自己的同伴。”[53]浮士德在书斋中的长段独白,即表达了对中世纪禁欲清修生活的厌倦。“哦,在这狭小的书斋中/重燃起柔和的灯光,/于是我的胸怀也转光明,/心情也自开朗。/理性之声复发,/希望之花开放;/油然生起对生命之流/和生命之源的渴望。”浮士德之所以敢与魔鬼打赌,在于他相信人的欲望终无满足之时,一欲既得,新欲随生,因此他才敢说:“只要我一旦躺在逍遥榻上偷安,那我的一切便已算完。”[54]基督徒信仰上帝,浮士德相信自己;基督徒的美德是忍耐,浮士德原则却是以不断的努力来答复任何失望;基督徒远离魔鬼,而浮士德却不怕与魔鬼结盟,如此等等,歌德与浮士德的人生观上非基督教的。但《浮士德》中的上帝却是人类实现自己价值的见证者和保证者:上帝对人类抱有信心,相信人类经过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可以实现更完美的生活;为了防止人类生出安逸之念、萎靡之态,上帝还派魔鬼来刺激浮士德。冯至认为:“‘渴望不可能’,不断的向高处,向远方追求,是浮士德的性格,是《浮士德》这部作品的主导精神,也是《浮士德》成为悲剧的根本原因。”“狭窄生活与远大理想之间的矛盾,他一生没有得到解决,所以他在狂飙突进时期以后的作品中,有的强调妥协,有的宣扬克制和断念,有的像《浮士德》那样以积极的态度唱出来久久不息向上追求的高歌,但是这样的高歌还是以悲剧结束,最后不得不乞灵于基督教的传统,使浮士德的灵魂得救。”[55]对于最后“永恒的女性”来接引浮士德上升,歌德明确指出:“这完全符合我们的宗教观念,因为根据这种观念,我们单靠自己的努力还不能沐神福,还要加上神的恩宠才行。”[56]

从文艺复兴到18世纪,西方世界在告别中世纪信仰的进程中建立了理性的权威,但德意志民族却迟迟不能接受这种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理性主义。以德意志历史文化的特殊对抗西方启蒙理性的普遍,是近代德国文化的特征。歌德之伟大,在其超越启蒙理性主义与德意志民族主义。浮士德在双目失明之后仍然说:“黑暗似乎越来越深沉,但内心闪耀着灿烂的光明。”[57]“光明”就是启蒙。歌德的理性主义、人道主义、世界主义,都是其启蒙主义的表现。所以后来董问樵认为:“《浮士德》是歌德对西欧启蒙运动的发生、发展和终结过程用德国民族族形式加以艺术概括,并根据西欧19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展望到人类社会的将来。《浮士德》包括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它综合地反映出西欧启蒙运动的各个方面,即”反封建的、反教会的、人道主义的、教育牟、哲学的、自然科学的、文艺理论的等方面。”[58]但是,《浮士德》所欲展现和探索的人生观又显然超越了法国启蒙主义。少年维特代表了德意志的“狂飙突进”运动,反抗一切人为的规范与法律,尊重生命的自然流露,追求一切真实的、新鲜的、如火如荼的生命活动,追求未受理知文明矫揉造作的原版生活。在歌德看来,虽然理性主义对解放了的奔放人性提供了理性和规则,但这种理性和规则是外来的设计,并不内在人生。学者程衡认为,歌德是由希腊主义经过到了浪漫主义的产物:“文艺复兴以后的思想,便要凭依着幻想之翅翼飞到大自然中,将自然作为全体而直接的去理解。此自然认识意即反对从来的形式主义法则的及理性的束缚,而要直观的去捕捉宇宙之无限性,被中世纪看做为恶魔的大地,此时又与人发生了亲切的关系。”浮士德“不再做无味的古典之模拟,为自己解放之冒险的热情,直接贯通了文艺复兴及浪漫主义之人生,这才是他们对于文化史可称为进步的典模的意义。”歌德的“自然”自始即是统一、完整的、美的,用不到任何理性的法则那样先行的条件,实在物与观念物即是统一的。他不从像康德那样从主观的方面寻找世界之客观的诸形式,而是在世界中认出存在之自足的客观性,因此自然与人生本质上是统一的,自然的生命原理同时就是人类精神的生命原理,精神的形式只不过是在必然的世界规律中,在自然展开的条件下始是可能的。所以精神的完美的形式就在自然之中。[59]人的全面发展不能在启蒙理性的框架中完成,《浮士德》正面表现了启蒙之外的非理性、神秘和悲剧感。歌德总是认为:“自然界中存在着可以理解和东西和不可理解的东西。人们应该区分、思考和尊重这两种不同的东西。”[60]承认自然的神秘性、承认理性的有限性,这是歌德终生的观点。李长之通过译述德国学者考尔夫的著作,在分析青年歌德与“狂飙突进”的联系时指出:“当时有一种自觉,觉得总有一些非理性的东西,较一些理性之产物更为深刻,觉得真正的人之生命的源泉乃是他的天性之内的必然性,觉得只有有魔性的人才是真正的人类理想。”[61]这种非理性的“魔性”就是占有全部生命内容的冲动,是异乎寻常的“内在生命的律则性”的表现,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所在。所以维特的烦恼是“这个世界对于他的心灵的要求之拒绝”,浮士德的矛盾是“充满无限的神性和有限的世界的矛盾”。一切美好的生活片断都不可羁留,是浮士德的痛苦所在;而那进一步的努力,却有一种满足。我们对这世界及其无限的多样性,就应该奉献我们的全力,那每一点每一点就好像具有全部似的,就像是具有那最后的形式上的价值似的。人生本身就有价值,部分就有全部的意义。冯至的研究提示了歌德的神秘主义问题。歌德曾研究过神秘主义,在与爱克曼的谈话中认为:“幽灵(Daimon)的天性是些不能由于理智和理性所解释的事物”,“靡菲斯托菲勒斯是一个过于消极本质。幽灵的天性却表露在一个完全积极的行动力量。”歌德认为,人越向上就越容易受幽灵的影响,它天天引导我们,催促我们,它一旦离开,我们就疲怠而在黑暗中摸索了。“我们再看看浮士德的一生,处处抛弃可能,追求不可能,做了些非理智所能及的,知其不可为而为的事业,可以说歌德的浮士德充满了幽灵的气氛。”[62]启蒙理性要把人性过早地驯化起来,把一切自然的、独创性、野劲都驱散掉,结果只剩下一派庸俗市民气味。歌德正视人性与人生中的“魔性”、“幽灵”的力量,肯定它们使人向上、不断追求,但也正因此,人生的一切追求才不可把握,歌德对人、对生命、对生活的理解是复杂的。《浮士德》的一些片段就有凄凉和悚惧的气息。比如双目失明的浮士德听到铁锹撞击的声音,以为是自己改造世界、造福人类的理想正在实现,而实际上,这是靡菲斯特在让小鬼为他挖墓。浮士德是在幻觉中感到满足,倒地而死的。这一悲剧的涵义似乎是,人生的价值、理想和追求统统要化作泡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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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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