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英:阴阳学说与西方哲学中的“在场”与“不在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5 次 更新时间:2021-08-03 11: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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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英 (进入专栏)  

  

   一

   考阴阳原义,阳为日出,阴为云遮日。中国古代的阴阳学说(包括老学与易学)将阴阳引申为宇宙万物生成的两个基本原理,阴阳有时系指两种物质性的元气即阴气与阳气,但往往又是指一切相反的方面,如暗与明、北与南、静与动、伏与起、柔与刚,甚至引申为人事的辱与荣,人性的拙与巧,等等,总之,只要是一反一正,就可用阴阳来指称。八卦不仅指八种自然现象,也引申为八种情性事即为健、悦、丽、动、入、陷、止、顺,八卦虽其数为八,但根本原理还是可以归结为阴阳两面。《易·系辞下》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称名也,杂而不越。”本文感兴趣的,不是万物皆由阴阳两种物质性的元气构成的学说,那也许更多地是一个科学问题,是一个物质构造的问题,例如把阴电与阳电理解为中国阴阳学说之应用。本文的兴趣主要是哲学上的,是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本文主要是讲万物皆有阴阳正反两面的理论。

   所谓阴阳正反,用西方现当代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在场与不在场、出场与不出场(presence and absence)。任何一个当前出场的事物,总有显现在我们眼面前的方面,通常称之为正面,用阴阳学说的名词来说,就是阳面,其隐蔽在背后的未出场的方面,就叫做反面,即阴面。阴阳正反可以互换、转化,但总有一面是出场的,另外的方面是未出场的,一面是阳,另外的方面是阴,不可能正反两面同时出场。故董仲舒云:“天道大数,相反之物也,不得俱出,阴阳是也。”(《春秋繁露·阴阳出入》)“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两起,故谓之一。……阴与阳相反之物也,故或出或入,或右或左。……天之道有一出一入,一休一伏,其度一也。”(《春秋繁露·天道无二》)董仲舒在这里所说的虽然包括阴阳二气,但“不得俱出”、“不得两起”之说,实指明了一切正反两面都不能同时出场的道理。如果阴阳能够“俱出”、“两起”,则无正反之可言。笛卡尔的精神与物质,是两个彼此独立、相互外在的实体,此种二元论实际上是讲的两个同时出场的东西之间的并峙,用中国阴阳学说的术语来说,就是阴阳“俱出”、“两起”,因此,在笛卡尔那里,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不是正与反、显现与隐蔽、出场与不出场的关系,也就是说,不是阴阳关系。笛卡尔的哲学是一种单讲在场的哲学——一种只讲阳而不讲阴阳和合的哲学,它与中国的阴阳学说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关于笛卡尔片面强调在场的哲学,下面还将申述。

   二

   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些主要哲学家,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黑格尔,虽然一般地都讲对立面的统一,有的人甚至大讲特讲,但他们都把哲学的最高任务归结为追求“永恒在场”的东西,而不注意或不强调从在场的东西中把握不在场的东西,让隐藏在背后的东西显现于当前的东西之中,简言之,不讲在场与不在场的结合,不讲阴阳的结合。许多西方当代哲学家都把这种旧的传统哲学叫做“在场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presence),我们也许可以用中国哲学的语言强名之曰“阳性形而上学”。

   在柏拉图的《斐多》篇中,苏格拉底说,他曾向前人学习那种为了求得某具体事物的原因而到别的具体事物中去寻找的考察方法,但都失败了,他最后认为“最好是求助于心灵世界,从中寻求存在者的真理。”(注:柏拉图:《斐多》篇,译自Benjamin Jowett英译本:The Four Soc-ratic Dialogues of Plato,Oxford,1949,第244页。)这就是“理念”,“理念”是一切具体事物的根基。在苏格拉底——柏拉图看来,具体事物是变动不居的,在场与不在场不断转化,而“理念”则是永恒的,是恒常的在场(constant presence)或原始的在场(original presence)。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这一哲学转向,奠定了西方旧形而上学的基础。以追求永恒在场的东西为目标,乃是整个西方旧形而上学的主要特征。与此相联系,旧形而上学把对于不在场的东西的想象力放在低于思维的次要地位而加以压制,柏拉图驱逐诗人、画家于城市之外,就因为他们从事想象,重视不在场的东西。

   亚里士多德虽然批评柏拉图的“理念”脱离具体事物,虽然承认具体事物的变化不过是由可能到现实,由隐到显,但最终他还是认为非物质的“纯形式”是终极根基或第一原理即神,它和柏拉图的“理念”一样是“永恒的在场”,而一显一隐的具体事物都以它为“最初因”,第一哲学就是要求达到这个“最初因”。(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982b9。)

   笛卡尔年轻时像苏格拉底一样,也曾片面相信老师,后来,他摆脱了老师的束缚,决心在“世界这本大书”即在事物本身中去找学问,经过好几年的研究之后,他觉得研究事物本身就得研究“我自己”,于是发现了“我思故我在”这条真理。在笛卡尔看来,“我思”不是想象的,而是最原始地、最直接地出场的东西,因而也是最确定的,它既不依赖自己的身体,也不依赖任何其他物质性的东西,而其他一切均可由它推论出来(注:笛卡尔:《方法谈》,第1,4部。)。这样,笛卡尔的“主体”便变相地代替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念”而成为一切事物的根源。显然,笛卡尔的哲学也是一种“在场的形而上学”。

   康德是西方传统哲学家中引进和强调不在场的概念的哲学家。他把想象看成是“在直观中表象一种本身并未出场的对象的能力”,(注:康德: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ed.Raymund Schmidt,Hamburg:FelexMeiner,1956,B151.)它是直观与概念两个极端之间的中介,起着构成知识对象的综合作用。这样,康德就取代了柏拉图的纯粹在场的理念领域,而把不在场的概念放到了自己哲学中的重要地位。但康德又反对在比理论理性更高的实践理性领域里混入任何想象的杂质。(注: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68~72页。)康德最终还是陷入了“在场的形而上学”。

   黑格尔大讲对立面的统一和转化,确实富有中国老学与易学中阴阳正反相互转化的思想,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把黑格尔哲学与老学易学归为一种类型的学说。黑格尔的一系列对立面的转化过程,都不过是为了达到“绝对”的一种过渡,阴阳正反的转化还不是最真实的,最真实的是“绝对”,“绝对”和柏拉图的“最高理念”一样是“永恒的在场”,其不同之处主要在于黑格尔强调他的“绝对”不脱离他所描述的漫长的对立面转化的过程,然而黑格尔最终还是强调“永恒在场”的真实性与终极性。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反复申述要达到“事情本身”,其实质就是要通过一系列对立面转化的认识过程从“实体”达到“主体”,而最高的主体就是“绝对”。“实体”是尚未展开、尚未认识的“在场”,“主体”是展开了的、认识了的“在场”。黑格尔的从“实体”到“主体”的哲学,是西方传统的“在场形而上学”的最庞大的、集大成的体系。

   三

   1.我在其他许多文章中说过,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本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整体,这里不仅包括物与物的关系,而且包括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中国传统哲学所谓万物一体,一气相通,我理解为就是这个意思。我以为万物一体之外,别无其他任何所谓超时空的本体,那是不现实的、抽象的。西方传统哲学所追求的“原始的在场”或“永恒的在场”,乃是通过思维,把一切特殊性、一切正与反、此与彼亦即阴与阳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加以抽象和割裂而得到的产物,此产物便是超感性具体物的概念、理念或普通性、同一性,它被看成是万事万物之“原始”。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就这样在具体的世界万物之上和之外,另立了一个抽象的本体世界。此种形而上学是片面的、抽象的。

   与西方传统的“在场形而上学”相反,中国的阴阳学说一般否认有超感觉的理念、超现象的本质、超特殊性的普遍性,认为世界就是具体事物及其阴阳两面的相互转化。事物之呈现于当前,叫做正面(阳),它必然有与之相联系、相作用、相影响的背面,叫做反面(阴)。正反阴阳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就构成全部世界。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系辞上》),就是这个意思。

   有一种意见,认为《易·系辞上》所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系指在阴阳两仪之前、之上和之外另有一个“太极”,例如汉儒旧说就是如此,今人亦有持此论者。此种观点,姑不论其对“太极”作何种不同的解释,但都主张整个宇宙不只是具体事物及其阴阳两面之相互转化,而是要在它们之上另立一个与之对立的抽象世界。清人李恕谷对此已有驳斥,认为“易有太极”,“非谓太极为一物而生天地万物也”(《存学编书后》)。我以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无非是说阴阳为同一事物(“太极”)之两面,故太极与阴阳不可分裂为二。至于《吕氏春秋》所说“太一生两仪,两仪生阴阳”,则又当别论。关于老子的“道”是否超感觉、超阴阳,可以有不同看法,这里就不讨论了。周濂溪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阴阳——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太极图说》)。“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是万为一,一实万兮。”(《通书》)可见周濂溪明确主张太极即在阴阳万物之中,阴阳是太极之动静转化的两面。周濂溪还进一步指出:太极是“动而无动,静而无静”(同上)。太极乃万物之整体,故动中有静,静中有动,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周易称阴阳动静的这种相互渗透为“神妙万物”。反之,把一物与整体割裂开来,孤立地看一物,则“动而无静,静而无动”,故曰“物则不通”(同上),实际上就是指阴阳不通,正反不能相互渗透。周濂溪的话启发了我们,只有把事物放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整体中,事物的阴阳正反才能相互转化。《易·系辞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把“形而上者谓之道”解释为柏拉图式的理念世界,是望文生义,实为不妥,我过去也有近似的误解。“形而上者谓之道”与“一阴一阳之谓道”都出自《易·系辞上》,应该是讲的一个道,此道即具体事物一阴一阳的转化,它变动不居,不拘于固定的形体和方位,“故神无方而易无体”(《易·系辞上》),此即“形而上”之意。形而上者即在形而下者之中,道与器不可须臾分离。道和太极一样,都不是具体事物之上和之外的抽象概念。

2.一切事物都由阴阳正反两面构成,阴阳正反各有其特性、作用和地位。阳面是事物之呈现于当前的方面,阴面是阳面之能如此呈现的背景和根源。《老子》第42章:“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和”。《庄子·田子方》:“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注:“天地二字,疑当互易”)。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阳”表现为“赫赫”,即具有呈现于外的特性;“阴”的特性是“肃肃”,具有负载事物的作用,它在事物的背后支撑着事物。《易传》以阴阳配于乾坤,说:“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易·系辞上》)。“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彖上传》《乾卦》)。“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同上,《坤卦》)。乾元与坤元即阳与阴,前者为万物所资以始,后者为万物所资以生,一个是由以出发者(“始”),一个是由以产生者(“生”),说明“阴”负载着“阳”,由“阳”出发,必然追寻到产生它的“阴”。平常所谓“反本求源”,似可作此解。《序卦传》关于《剥》卦与《复》卦的关系在这方面讲得更清楚:“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可见走向反面即是返回到它的本源。周濂溪说得也很直捷了当:“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太极图说》)。阴与阳本是相对的,从这面看是阳,从那面看就是阴,反之亦然。明白了此一方面以其背后的彼方面为根的道理,则彼方面以此方面为根的道理就不待言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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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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