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中间道路”的左中右:张君劢对社会民主的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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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基于最美好的希望和最乐观的信念的追求,在德国没有成功,在中国也没有实现。当然,这绝不是说社会民主主义根本没有前途。在经历了艰难曲折之后,恩格斯领导建立的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后来称为“社会党国际”)之下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等至今仍在持续发展,在欧洲,在亚非拉,各国社会党都有欣欣向荣之意。而当年彻底批判并试图取代第二国际的共产国际却早已于1943年解散,共产国际所依托的苏联政权于1991年解体。

  

   3、哲学与政治: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

  

   从德国到中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哲学基础都是康德(Immanuel Kant),张君劢又更加上儒学传统:“我对于哲学与政治,均有极兴趣。哲学,我喜欢德国的,政治,喜欢英国的。……我一向提倡中国儒学哲学。事实上,我当年与胡适之丁文江等人,进行科玄论战,有人以为我反对科学,那是不对的。说我维护中国儒家思想,却是真的。因儒家思想与康德哲学有相通之处。……民主社会主义,却与儒家哲学,完全相通。”[87]唐君毅在概括张君劢的政治思想时指出:张“大体上是从西方康德到倭铿之理想主义来讲民主,认为民主的理论基础是人性与人格尊严,而人性与人格的尊严,是一种道德的观念,是一种伦理的思想。这种思想也就是德国哲学家倭铿、康德之思想。”[88]虽然张一直重视法治和其他各种政治制度,但寻找民主的人性基础并把民主道德化,却是其民主思想的主要特征。

   讨论政治问题为什么要有哲学基础?张提出两个理由。首先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清末以来的变法与革命均未导致政治入轨与人民安乐,“五四”时代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潮”亦未见明显成效。“其所以致此,由于吾国思想界未能鞭辟入里之故。”其次是对人类活动的认识。人类的环境除了物理界、生物界外,还有人类观察事物的方法。“俄与美的争执,是哲学问题;英与美的争执,何尝不是哲学问题?可以说,世界纷争,都离不了哲学的观点,惟以世人沉迷于衣食奔走,不易觉察。”[89]政见之争实为“意识形态”之争、哲学之争。所以从方法上讲,讨论政治、经济等国家大事,就必须把一些基本的哲学问题弄清楚。其实,还有两个重要理由,张虽没有明确指出,实际上却一再涉及到。第一,苏俄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的,张对此抱有极大的怀疑。比如历史有没有必然性?罗素曾指出,1917年革命时,列宁和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1881—1970)都在开会如何把对方拘禁起来,结果列宁先下手为强,推翻了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这是必然的么?还是由于先下决心的偶然因素?而列宁的革命成功与生产方法的决定因素,又有什么关系?”历史不但有偶然性,而且历史的许多变化是由争权而来,这和生产方法也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历史变化的动力,是心?是物?是一个哲学问题,与社会主义没有关系,相信唯物固然是社会主义者,相信唯心也可以是社会主义者,换句话说,社会主义者不一定要相信唯物史观。”[90]不要唯物史观不等于不要哲学,张要论证社会民主主义,就需要提出一套不同于唯物史观的哲学。第二,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上半期,西方文化的主流是理性主义,相信理性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物极必反,黑格尔以后,反理性主义占了上风。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表现为认识/行动、多数/少数、理性/暴力、民主/专政的对立。张认为,20世纪非民主的政治行动与非理性主义有关,比如“共产主义者认为:要知道未来怎样?只有向前冲,本其暴力主义与少数独裁,冲过以后,再看结果。”[91]在这种极端矛盾的时代,特别需要对民主政治的哲学有一番真切的体认,否则就无法辩论真假民主。“简言之,宗教改革、科学发展、与夫民主政治,都建筑基础于哲学初期的理性主义之上。19世纪初叶,可以黑格儿(黑格尔)做结束,大家对单以理性发见真理表示不满意,趋向于意志,认为是人类进化的大动力,从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起至柏格生(Henri Bergson,通译柏格森),都是这个趋向。自从有了意志主义派的哲学,所以主张行动激进,冲动皆由此而起。我们从各国的革命历史上,可以得到教训,知道单从行动冲动是不能达到人类的幸福的,往往是推翻复推翻,不得美满的结果,如果于行动之先,能以理智前后多加考虑,倒反可以一步一步前进而得到坚实的基础。我现在以哲学发展初期的几个字来说明民主政治的基础——‘理性的意志’──在这基础上,我相信可以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立起来。”[92]

   张君劢的哲学探索不是孤立的。从德国到俄国,社会主义政党是世界观政党,即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为党文化的基础,党所领导的革命不但要改造世界,还要改变世界观;党员不但受制于党的组织,也受制于统一的意识形态。因此,有关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的论争,曾经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起源是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恩格斯多次强调:“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德国的产物,而且也只能产生于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国家,即产生于德国。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93]然而,随着19世纪中期黑格尔学派的解体,由朗格(Friedrich Albert Lange,1828—175)、李普曼(Otto  Liebmann,1840—1912)等人开始的“新康德主义”也逐步进入社会主义思潮。据当代学者殷叙彝的研究,马堡学派的新康德主义者柯亨(Hermann Cohen,1842—1918)在为其《唯物主义及当代对其重要意义的批判的历史》第五版写的“导言和批判性后记”中,系统而明确地阐述上伦理社会主义的思想。其重要观点之一,是认为康德在表述第三条绝对命令(即“在任何情况下把人当目的,决不只当作工具”)时,已经阐明社会主义的原则思想。人是目的,因此永远不能把工人仅仅当作商品,哪怕是为是为了国民财富这一崇高目的也不行。所以从逻辑的意义上说,康德是德国社会主义“真正的、确实的创始人”[94]

   在融会康德与社会主义方面,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19世纪下半叶,欧洲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其特点是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紧密相联。“之前出现过工业革命的时代、蒸汽机与铁路的时代、炼钢与冶铁的时代。传统的手工作坊已在19世纪中叶改头换面成为机械化的工厂,而后在1780和1880年代却久久未出现创新。……到了1990年代,一下子又同时出现了许多重大创新——尤其是电汽化的全面普及,此外还有正在起步中的机动车辆与无线电通讯。各种科技创新于是为旧工业带来了新的冲劲。”这也改变了德国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以至于可以说从经济和工业的角度看,20世纪早在1899年就开始了。“就社会方面而言,阶级斗争的态势已逐渐驰缓下来。……这意味著某种程度的社会和平,同时这种社会和平也在政治上产生效果,而且主要是影响了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95]恩格斯在1895年为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写序时已经承认暴力革命不是社会革命的唯一方式:“历史表明我们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世界历史的嘲弄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96]恩格斯因此认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有“暴力炸毁”与“和平方式”两种可能:“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英国报纸上每天都在谈论即将赎买王朝的问题,这个王朝在人民的意志面前是软弱无力的。”[97]循着恩格斯晚年的思路,伯恩斯坦进一步阐明,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出一种自我约束能力,它能够避免或渡过危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加剧而是缓和了阶级矛盾,议会民主的发展使工人阶级能够在合法的、平等的条件下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以前需要以流血手段才能实现的变革,现在只需要通过投票、游行示威等类似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实现。因此,社会民主党就不能继续以《共产党宣言》中的“灾变论”——资产阶级社会的巨大崩溃——为据来制定自己的战略。既然一个好的工厂可以比几百个企业和工厂的国有化包含更多的社会主义,那么工人斗争的手段就不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利用政治、经济方面的权利扩大民主;其目的不是用无产阶级社会代替市民社会,而是用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如果社会主义可以通过和平改良的方式实现,那么显然,社会主义与近代西方传统就存在着连续性。伯恩斯坦指出:“自由主义在历史上有过打破中世纪的受束缚的经济及相应的法律制度对于社会的继续发展所加桎梏的任务。它最初获得的固定形态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这并不妨碍它在事实上表现一个更为深远得多的普遍的社会原则,这一原则的完成将是社会主义。”“近代大规模的自由主义运动首先是对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有利,……但是说到作为世界历史性运动的自由主义,那么社会主义不仅就时间顺序来说,而且就精神内容来说,都是它的正统继承者”。[98]自由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初步,社会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完成。根据这一政治判断,伯恩斯坦接受了“伦理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伦理观念的实现,应当以康德而不是黑格尔为其哲学基础,这就是不承认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和必然性,承认人的作用,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

哲学上的黑格尔与康德之辩,就是政治上的革命与改良之争。伯恩斯坦认为,黑格尔思辩的辩证法既不符合逻辑,也无法得到证实。“……辩证法的‘用脚站立’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不管事物在现实中是什么样子,一旦我们离开了可以凭经验确认的事实的土地并且超越这些事实而思考,我们就要陷入派生概念的世界,而如果我们然后遵循黑格尔所提出的那个样子的辩证法规律,那末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地进了‘概念的自我发展’的圈套。黑格尔的矛盾逻辑的巨大科学危险就在于此。”[99]问题还在于,马克思对此也没有保持警觉警觉,他一生都没有彻底摆脱黑格尔的残余。比如《共产党宣言》对德国革命前景的估计就是一种纯粹的思辨,它既相信经济对暴力具有决定性影响,又得出暴力在经济变革中具有创造性力量的推理。所以“每当我们看到把作为社会发展基础的经济当作出发点的理论向把暴力崇拜发挥到顶点的理论屈服时,我们就会碰到一个黑格式的原理。”[100]伯恩斯坦还认为,《资本论》的剩余价值学说也是以假说为根据的。“据马克思说,在现代社会中,商品的价值在于花费在商品上的按时间衡量的社会必要劳动。但是在运用这一价值尺度时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抽象和还原。首先必须展示出纯粹的交换价值,就是说要把个别商品的特殊的使用价值抽象掉。其次——在形成一般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的概念时——必须把各个劳动种类的特性抽象掉(把高级的或复杂的劳动还原为简单的或抽象的劳动)。此后,为了得到作为劳动价值尺度的社会必然劳动时间,必须把个别工人在勤勉、能力和装备方面的差别抽象掉,此外,一当问题涉及价值的转化为市场价值或价格时,还必须把各个商品单位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抽象掉。”“这样一来,只要所考察的是个别的商品或商品范畴,价值就失去了任何可衡量性,成了纯粹的思维的构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剩余价值’成了什么样子呢?根据马克思的演说中,剩余价值是商品的劳动价值同对于生产商品时工人消耗的劳动力的付款之间的差额。因此可以明白,当劳动价值还只能作为思维的公式或科学的假说而要求得到承认的时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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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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