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中间道路”的左中右:张君劢对社会民主的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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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各国无产者联合,故有所谓第一第三国际,吾人由以民族生存为第一义。(三)马克思主义者好讨论革命策略,其口号中含有一种勾结群众以图捣乱之意义,而我人之主张则以有利于国家全体为目的。”[72]对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计划体制与苏俄社会主义并无必然关系。张东荪即说:“苏联之最后着落于计划经济乃是摸索出一条路来,并不是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有必然的连合。照马克斯所说,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度,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那时方可自然突变,成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假使在这样社会状态上再要实行计划经济,则决与今日苏联式的以造产(即增加生产)为目的的计划经济在性质上不会相同。可见计划经济的思想并不是出于马克思斯。反而可说是出于德国的李斯特(F.List)一派。号称为国族主义的经济学。”[73]此论说明,无论是张东荪的“国家资本主义”还是张君劢的“国家社会主义”,都不是与暴力革命、阶级专政联系在一起的苏俄计划经济,而是源于德国经济传统的计划经济。

   张君劢的设计是完美的,国难时期而能实现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的平衡、国家计划与私人所有的统一,当然是一种理想局面。但这只是设计,而没有成为现实。1949年之前,政治经济的两个方面同时存在,但都较脆弱,更谈不上统一;1949年以后,逐步形成了前者“吃掉”后者的局面,只是在1978年改革以后,中国政治经济才在一定限度内出现了国家统一与个人自由、国家计划与私人所有同时并存的迹像。

   第三阶段是1940年代后期,以英国为典范,重新回答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民主与反民主两大力量生死较量是20世纪人类的重大事件之一。对张君劢来说,抗战的胜利,不仅意味个人自由应向国家权力让步的结束,也证明民主制最终战胜了独裁制。从19世纪后半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先是德法两国右翼攻击人类平等之说,怀疑宪政民主,而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主义运动则从左翼揭露资本家的剥削;然后是苏俄无产阶级专政与德意法西斯主义从左、右两个方面反对民主政制。当苏俄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希特勒也在军备与外交上取得成功之时,正是西欧民主政体最黑暗之时。但战争的结果表明,左右两种独裁政制都失败了。“二十余年世界史上所谓党魁者,号令一国,俨如元帅之指挥三军,然其前后反复,既数见不鲜。忽而世界革命,忽而一国建设;忽而工人不知有祖国,忽而极力提倡爱国;忽而反德,忽而联德;此曾见之于苏俄者。以云德意等法西斯主义,其力排众议,悍然不顾之态与苏俄同;一曰抛弃历史上之宪法政传统,实行所谓领袖制;二曰舍国际间平日之有无相通,独采一国自足自给政策;三曰不知善邻,专以吞并为事。卒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亦已身亦且不保。故两次大战中,其勃兴之政党,行使所谓领导权者,一时呼风唤雨,诚有不可一世之概,而今日濒于土崩瓦解如德意者,岂不为众所共见乎。此时期之英美两国,守其平日民主宪法政之传统,许人民以基本自由与夫反对党之存在与批评之权利,虽外患突发,而其国人本对外一致之精神,卒能扫除强敌,转危为安。于是可见左右两派专政之足造福,反不如多党政治之能相忍为国矣。”[74]张认为,英美始终相信民主,信赖民众,其议会政治、责任政府及以选举求人民同意的政制,虽无拿破仑、俾斯麦、希特勒的赫赫之功,但总是在自由之中保持人民的一致与合作,所以取得最后胜利。大战之时乃民主政治效用大显之日:“……由人民之自动各尽其爱男之义务,视法西斯国家钳人之口,钳人之手足者,令人起天堂地狱之感想矣。”[75]在自由民主体制取得胜利的背景下,张的政见更重在个人自由。

   抗战需要提高国家权力和举国体制,但外有法西斯、内有独裁政府,张君劢即使在抗战最紧张的时期也没有放弃个人自由的原则。法西斯主义的失败,也就是19世纪末以来反民主潮流的失败,而民主自由再次成为人类前途的光明所在。因此,当战后美苏两大阵营都在攻击对方为“不民主”并由此产生了“英美的民主”与“苏联的民主”的区别时,张以英美为典范回答了“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反民主”这一重大问题。“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中,我始终觉得民主政治有几多点是历史上值得全人类视为珍宝的。甲、人权保护。乙、由思想自由之结晶所产生之科学与哲学之进步。丙、因人民参加政治而推行普选与政治上所表现之责任内阁制度或总统制度。丁、个人主义的人权论进而为社会意味的人权论。这四点都是民主政治的产物,虽然其中不免染了资本主义色彩,但即使离开了资本主义,还有其存在价值。独裁政治在俄国因三个五年计划之成功,成绩甚至为显著,但独裁政治在德、意之流毒,人所共知,毋庸细说,或者也可以说民族光荣抬得太高,独裁主义之流弊更大。”[76]虽然当时国内的情形仍不容乐观,但张还是持有乐观态度:“上次大战后,俄国共产革命成立了无产阶级独裁的政府,凡非共党及无产阶级的人,他们的人身言论结社自由乃至财产权都被剥夺。同样在法西斯主义流行的国家,只有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和德国的国社党才享有人身结社言论自由,……我们可以说,苏俄共产革命以后,直到这次大战为止,欧洲反人权运动流行一时。到了1939年二次大战开始,罗斯福与邱吉尔在《大西洋宪章》中宣言四种自由,……可以说又是新人权运动的开始。大家因此恍然大悟,知道要谈民主,不能离人权。离了人权,就成为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独裁。”[77]在《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一书中,张强调现代国家就是民主国家,民主政治就是以人权为基础的政治,人权是宪政的根本,现代/法治/民主/人权一线相贯。1940年代张的主要政见,就是以自由为标准,区分真假两种民主,设计中国的未来之路。

   1946年8月,张君劢主导成立“中国民主社会党”,其政纲主张“以民主社会主义为今后唯一立国之道”。在解释社会民主党的政纲时,张首次指出当代政治中以假民主“乱”民主的现象,进而提出了真假民主的重大问题。在他看来,苏俄宣布其无产阶级专政是“真正民主”;德意法西斯主义遇有大事也召集国会,“一若其所为无不以民意为指归”:中国师法苏俄实行一党专制,却托名为“训政”,三者均“以非民主而托名于民主之下”。那么何谓为真民主?从历史过程来看,民主政治的发展经历了发韧(自天赋人权学说流行到19世纪各国宪法之颁布行)、挫折(19世纪后半期到二次大战)和推广(二战以后)三期。从发韧到第一次大战前,西欧各国共守的民主政治包括八条:人格之尊严,各人有不可移让之权利,宪法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且得到政府之尊重,国家主权在民,国家制定之法规、预算案等须得人民代表之同意,负责的政府,由总统的选举以决定多数人民之向背,政党政治,少数服从多数。概括地说就是三条:保障人权、议会监督政府、选举决定人心向背。所谓民主的“挫折”,不但是指俄、德从左右两方面对此前民主政治的攻击,也是指它们以假民主乱真民主。所以在法西斯主义失败之后,需要恢复民主的真义以“推广”真民主。而中国的历史使命就是:“认识民主之真义,集合民主主义之信徒,立定方向,以期民主之实现。”[78]1948年,张以“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为题发表演讲,把中国的选择置于相互冲突的国际环境中:“一边是英美,一边是苏联。一边是讲政治民主,一边是讲经济民主。我们对此要有明确的认识。”[79]虽然在物质生活极其贫困、人格的平等独立远未实现的中国,要辩论英美的民主和苏联的民主,简直是多余而奢侈的。然而,在冷战格局初步形成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又确实面临着走什么路的选择,它集中表现为两个问题。

   什么是民主?“我们认为:所谓民主,就是由人民直接或间接的决定国家的一切重要决定。”“这亦不外是说,民主给与人民种种基本的自由权利,这些基本的自由权利是不容移让的,也就是人权。民主离不开人权,没有人权的保障,就不是民主。”[80]以人权为标准,英美是民主政治(如承认反对党的存在与地位,谁上台谁下台由人民投票选举等等),苏联是极权政治(如不承认反对党,不给人民以自由表示意见的机会,一切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等等),“世界上只有一种民主,并不是有两种民主。”[81]从1943年发表“人民基本权利三项之保障——人身自由、结社集会自由、议言论出版自由”的一代名文,到1945年演讲宪政时提出的“人权为宪政之本”的惊世名言,张的自由立场在国家度过最困难的时期之后,日益鲜明而坚定地锁在“自由”问题上。那么,如何理解苏联的“经济民主”?这一直是苏联吸引中国论者的魅力所在。张的观点是:“苏联诚然是经济安全,但过去希特勒也曾做到国内无失业的地步。……有经济安全,未见得就有经济民主。苏联顾到经济安全,顾到人民生活的保障,但是否还有自由与民主,则是一个疑问。所以,根本上,人民如果无法以自己意见影响政治,不论生活是如何安全,不能说是民主。”[82]没有政治民主,也就没有经济民主,所以英美的政治民主很容易过渡到经济民主,而苏联的经济民主却很难过渡到政治民主。因此,“我们民主社会党的立场,承认苏联的经济民主,计划经济的实行,穷人生活的提高,是对于世界有所贡献的。但苏联不尊重人权,剥夺人民的政治权利,则是我们所不取。英美的政治民主,我们觉得不够,而希望能兼而走上经济民主。但我们宁采上梯的慢方法,而不取跳墙的方法。”[83]

   什么是社会主义?张对苏联君从未有轻薄之言。“我亲眼看到俄国五年计划建设的情形,那时俄国承大乱之后,本国经济破坏,又无外资可借,但他们节衣缩食,省吃俭用,尽量输出农产品,争取机器和生产品的输入,那种伟大的精神与空前的成就,令我赞叹不已。我们应该学习这种努力苦干的精神,走上现代经济独立与自给的标准。假如什么都看住美国,甚至连日用品也要人家供给,那末,现代化的希望,恐怕永远不能有达成的一天啊!”[84]但对于暴力和极权的苏式社会主义,他始终表示疑问。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宏观视野来看,张认为社会主义不是唯物史观,不是阶级斗争,不必定要废除私有财产。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一是以全社会各得其所为目的而不以个人谋利为目的;二是实行计划经济,即在一个计划之下,统筹全社会的生产、消费、分配和信用。张相信,一定程度的集体主义与民主制度是相容的,若干部分的国家经济也无碍于民主。三是在劳工、土地、资本三方面实行公道的调整以防贫富两极分化的发生。总之,只要不局限于马克思理论或苏联实践,社会主义就完全可以用民主政治、用和平改良的方式实现。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演讲中,张君劢对社会主义的阐释,主要是通过英、苏两国社会党的比较而完成的,所论也多引“费边社”理论家文字。张对英国社会主义也是熟悉的,1927年,他又翻译过费边社与工党主要理论家拉斯基(Harold JosephLaski,1893—1950)的《政治典范》一书。如果说1920年代,刚刚掌握政权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还呈现出与苏联分庭抗礼的姿态并代表了社会主义的另一种方式的话,那么在194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已被纳粹埋葬,而以“费边社”为“头脑”的英国工党却在苏联之外实现了另一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可为中国示范。所以张最后说:“历史已经给与我们许多教训,譬如英国就没有经过苏联的前段历史,而亦走上社会主义之路了。我们心目中的社会改造,不是用炸弹、暴力或者政变,而是渐进的,根据智识和科学精神,用教育方法和民主的方法,求其一步一步的实现。”[85]可以说,是英国工党而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为张君劢1940年代的政治典范。

社会民主主义试图在现行的英美自由主义与苏俄社会主义之间开出第三条道路,其策略即是把政治民主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阶级斗争剥离开来,整合政治民主与社会主义,因此具有折衷、调和的特征。此即张东荪所说:“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从消极方面看,即采取民主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同时采取社会主义而不要无产专政的革命。我们要自由而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斗争,不要放任故不要资本家垄断,不要斗争故不要阶级斗争。”[86]对张君劢等人来说,社会民主主义不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折衷调和,而是兼收并蓄、超越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一个更高级、更理想的社会形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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