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中间道路”的左中右:张君劢对社会民主的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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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时期是张君劢与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最具亲和力的时期,其政治立场是比较纯正的“中间派”。在德国留学期间(1920—1922),张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与实践兴味盎然,不但拜会了包括担任魏玛共和国总理的谢德曼和考茨基(Karl Kautsky,1854—1938)、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1877—1941)、伯恩斯坦等社会民主党的主要理论家,还全面比较德俄两国政制,宣传以德为师。在此时写成的“社会所有之意义及德国煤矿社会所有法草案”等文中,张一一批驳了几种认为社会主义不适于中国的观点,提出了几个重要观点:不能以社会进化循一定程序为由而否认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可能;不能以阻碍生产为由否认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不能以为只有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才有利可图;不能以社会所有会妨碍人民的自发力、增长官僚权威否认社会主义;不能以中国没有工人团体而否认社会主义。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张认为,这些错误观点的思想根源在于不能认识人的精神价值,固执物质环境而否认自由选择:“社会主义造于吾国耶?不适于吾国耶?自精神上言之,人类理想不甚相远,必独乐其乐,而不愿与众共乐,吾不信焉。所以持反对之论者,则物质现象之拘牵为之者也。”张认为,一切主义只要出自良心、起于意志,没有不福社会而利人群的。而主义又须与时俱进,因为社会现象是精神与物质相结合的构成物。甲时代主义既行,而物质现象如与精神界所期望的不相符合时,那其制度就会发生流弊,于是必须对之进行改革,这样乙时代就有了乙主义。因此,良心出于一源,而主义不妨万殊。以致于同一时代、同一社会中的人,也会出现不同的主张,原因只在于有人超脱于物质,有人粘滞于物质。每当改革之时,总有赞成者与反对者,其分野的实质,就是重物质还是重精神。重精神者,尚理想,乐进取,而尊人类之善性。重物质者,尚利害,乐保守,而示人以人类之恶性。那些认为社会主义不适于中国的人就是重物质者,他们拘泥于物质现象,不能认识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尽管张认为“居今日工业未兴之中国,欲确定工业之新组织,免阶级之战争,舍自始采取社会主义而施行社会所有法外,殆无他道。”[45]此论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著名论断相似,但张之提倡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却是人的自由和精神价值;社会主义之所以值得师法,不但在其解决社会经济问题,而且也在其能更充分地实现人道和人的价值。

   坚持人的自由和人的价值,张的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与陈独秀等人的苏俄“科学社会主义”有两个根本不同。其一,之所以要选择社会主义而不是走英美国家的老路,在于社会主义能够更好地实现人的自由和幸福。张认为,近代欧美的文化方针,在个人主义,或曰自由主义。“发富为目标,除富以外,则无第二义,以强为目标,除强以外,则无第二义。”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个人之间的自由竞争导致不平等,国家之间的自由竞争导致欧洲大战。这不但违背了人类应当享有的权利,也与中国先圣“天下为公”的理想及中国人“在静不在动,在精神之自足,不在物质之逸乐”的立国方策相反。“吾以直截了当之语告国人:一国之生计组织,以公道为根本,此大原则也。……世界一切活动,以人类之幸福为前提。19世纪以来,以图富强之故而牺牲人类,今思反之,宁可牺牲富强,不愿以人类作工厂之奴隶牛马焉。此义也,吾国人之所奉行,而19世纪以来急切之功利论,则蔽屣之可矣。”[46]其二,之所以选择社会民主主义而不主张苏式的没收私有财产、暴力革命、阶级专政等,在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社会所有”,它包含三个内容:“土地与生产机关之公有,一也;公共管理,二也;以利益分配于公众,三也。此三者,社会主义之必要内容也。”社会主义当然要提倡并实践“社会所有”,但第一,“社会所有“的范围有多大?张认为,“社会所有”的目的是要增加生产,“于此各国社会党有一共通之论,则以为适于公有者,无如已集中之大工业大地主之土地是已。”具体言之,即是土地、森林、交通、大工业,这些事业是造成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必须收归社会所有。[47]第二,“社会所有”与“国有”是不同的概念。“国有与社会所有,其精神各异。国有者,由政府所有而管理之耳;社会所有者,其企业属诸社会,故合工主、工人、消费者,三阶级而共同管理之。”张所强调的,当然是社会所有。他还特意说明:

  

   上文中所用国有字样,以其为习用之语故仍之。德宪法中但有社会所有(Sozialisirung,vergesellschaftung)字样,故国有二字,当作为社会所有解之。[48]

  

   显然,德国社会主义作为对私有制的和平改造,其主要内容是把重要生产资料收归社会所有以实现社会公正。

   张君劢1920年代为中国设计的政治经济纲领,基本上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在1920年给张东荪的信中,他提出12条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于军阀之扑灭,当取革命手段;对于劳动者地位之增进,与政权之转移,当取议会政略”[49]1922年11月15日,张发表的“悬拟之社会改造同志会意见书”一文陈述其各项主张。在政治上,一是用革命手段扫除军阀,二是国会选举当采用直接选举,三是各省实行自治,省政府对议会负责,四是政府对议会负责,议决不信任时应去职。他还提出扩大各省自治权、废除私人军队改编为瑞士式国民军等设想。在经济上,张主张取法德国的“社会化”而不是俄国的“国有化”。张早就对计划经济体制表示优虑:“以吾所见,则全国工业尽归国有,以中央官厅主持制,人民生产之业视为官样文章,则其弊所届必有甚于资本主义者。”[50]中国发展确须摒弃欧洲自由资本主义的老路,但又不宜采取俄工“国有化”。中间的办法是对铁路、矿山等收归国有,实行政府、技术家、消费者共同管理;对银行和大工业企业征收重税;限制大地主;设法排除外国银行对于中国经济的干扰;在企业内建立工会等,目的是政府为维护经济秩序和社会公正,通过监管于改变自由放任的局面。在文化上,变大家族为小家庭、男女平等、规定教育经费、实行教育普及、奖励学生自治精神等等。中国社会改造的大方向,第一是民主政治,第二是社会主义。至于达到这一方向的方法,张认为议会政略、革命手段和暴动三种方法你中有我,不宜绝对分开。“以平日之鼓吹言之,则不能少议会政略。以临时之作用不能少革命手段。德之社会民主党之历史,谓为以议会为唯一武器可也。然德共和之成,何尝无同盟罢工,何尝无暴动?即以布雪维几(布尔什维克)论,虽侧重暴动,然亦何尝放弃选举?……即今后英法诚有革命之一日,恐亦不能独以议会政略为惟一武器也。”[51]从整体上看,革命、暴动等主要针对军阀而言,就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改造方案而言,张所提倡的主要是一种和平的社会化改造,是西方自由主义与苏俄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

   第二阶段是1930年代,以抗战救亡为中心,在德俄与英美之间寻找的“立国之道”。

   这是世界范围内民主化退潮、极权主义兴盛的时期。国难深重,张君劢反思现代中国的历程,认为中国“二十余年来之政治制度,一味模仿他国,很少用过一番心思,研究别国的糟粕在哪里?精华在哪里?现在我们处于危急时期中,非急求政治上之安定不可,更不应依样画葫芦,惟外人马首是瞻;而应自用一番心思,决定政治上之路线,表现我们的创造力。惟有如此,方可找出政治上的出路。”[52]晚清以降,模仿“西方”为多数中国人的认可,问题是“西方”并非一个纯粹和整体,因此就有一个以谁为师的问题。但在1930年代,民主的西方和专制的西方均不能满足中国的需要。在张看来,民主政治是近代西方的主流,它包括人格独立、参政权利和自由发展三项,但主要因其经济不平等而受到各种批评。从19世纪到20世纪,西方政治的重心从个人自由转向国家权力,其标志是“十月革命”后俄、意、德“三国专政”,“西方”因此分裂为两大思潮:“一方为英、美、法之民主与自由主义,他方为俄、意、德之新集团权力主义。素来耳濡目染于英、美宪法政治之下者,自以民主政治为我之趋向;其求于求功者,或左倾而向往苏俄,或右倾而向往意、德。吾人处此两种潮流夹攻之中,应毅然决然求得一种适宜于自己之制度。换词言之,追逐他人,益自陷于纠纷之中不能自拔。此种国际潮流,逼得吾们创造新政制。”[53]张判定,独裁政治虽有效能而代价极大。首先,已经在民主政治气氛中生活了百余年的欧洲人,一旦被取消了言论自由和议会政治,不平之气难免不为将来变乱的种子,且独裁政治每每要靠一、二出类拔萃之人,不能解决政权交接问题,一旦人亡政息,后果难以设想。其次,人类之意见本无法求其一致,民主政治容许各党并立,不同意见可以相安无事,但独裁政治却只许有一种意见,所以发生斯大林放逐托洛茨基、希特勒处死罗姆(Ernst Roehm,,1887—1934,纳粹冲锋队参谋长)的事件,现代独裁与暴力紧密相随。第三,独裁者喜欢人民喝彩,内治外交上非时有成绩不可,而惟有战争可以使人类达到高度的紧张、表现最大的勇气,但谁能保证战争一定胜利呢?张高瞻远瞩,还在独裁政治生气勃勃之时就判断:“独裁政治虽有其一时的赫赫之功,但与行之百年相安无事的民主政治相比,不免瞠乎后矣。我之所以谆谆告诫国人实行民主政治而反对独裁政治,系为国家长治久安计,而非为一时的赫赫之功计。”[54]“……欧战之后,因社会上政治上反常的影响,乃生意大利之法西斯主义,德国之民族社会主义,把自由主义看做一文不值。此乃一时的现象,不能视为政治上之常轨。”[55]在1933年到1935年“民主与独裁”的讨论中,张坚持民主、批评“独裁”,坚守自由主义的底线。然而,不同于胡适等自由分子,张同时又充分理解“独裁”论在国难时期出现的合理性,承认独裁政治具有“举国一致”、“注重力行”、“权力集中”的效能,并试图以此作为英美自由主义的补充,以为中国设计新路。从1932年的“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一文到1938年的《立国之道》一书,张比较详细地论证了“民主独裁之外的第三种政治”也即“修正的民主制”与“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案。

   所谓“修正的民主政治”,是在传统民主政治的基础上,适当地扩大国家权力、收缩个人自由的民主政治。抗战开始后,政府既不能统一应当统一的军政及中央行政,又欲统一不应统一的思想言论和政治主张。张认为,权力是必要的,举世国抗战之时尤其需要全民团结造成一个安定的政府,所以不能像传统民主政治那样以限制政治权力为重心,而必须得顾到国家全体之利益。与此同时,自由也不能缺少,因为拘束自由、全国都服从一种主义、一种思想,那必陷于思想雷同、文化退步;且国家的力量建立在国民身上,如限制有判断是非之自由,则国家非弱不可。如此,则中国民主政治之一线光明,在于平衡自由与权力,既在个人自由方面有所让步,又防止集权政治的产生。张开始的设想是一分为三:国家政事贵乎敏活切实;社会平等基础;个人保持个性自由。[56]后来又一分为二:“国家政事重在效率,贵乎敏活切实;社会文化欲其发展,当任其自由歧异;以此为集中与开放之分界。”“国家的政治求其敏捷与效率高,只在于行政系统是否如身之使臂,臂之使腕;而对于社会上的活动并无关系。……所以我们主张为增高政治效率起见,政府权力当然宜于集中;但集中的限度应以行政为界,断不容侵犯到社会上去,把人民的自由来限制。质言之,我们的意思以为必须做到政权务求其统一,而社会务使其自由,思想务听其解放。”[57]无论是一分为三还是一分为二,实质都是要合理安排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权力必须集中,但有其限度;自由必须维护,但要做出让步。如此才能“一方得敏捷之政府,他方得自由发展之个人”。

国家权力得以集中的关键在正确认识议会制。张对德、意两国议会制的灭亡记忆深刻:“国人所应深思者。即议会政治之病,在意在德,以议会权力行使之不当,致陷议会于灭亡。我人求一两得其平之法,即政府不因议会而动摇,议会不因其权力之过度而自取灭亡。此即我人所谓修正的民主政治之精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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