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中间道路”的左中右:张君劢对社会民主的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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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代表,所能假名窃号,而自以主人公自居”。在张看来,中国宪政建设的教训,在于采用了英法的“绝对的议会政治”,而没有考虑到如果政府与议会发生冲突时,如何提供求助于人民的办法。其结果是议会仅由几个政党控制,这些政党只从自身的权力欲望出发,一面是各政党在议会里争吵不休,一面是议会与政府相持不下。“而主人翁之国民,则隔岸观火,作袖手人而已。”“夫号称共和国,而全体人民,舍商会学会之发一电开一会外,殆无主权民意表示,是得谓之真民主真共和乎?”解决人民主权缺失的办法,就是“步德国宪法之后,实行直接民主。”当议会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时,人们便可以越过它,求助于公民直接投票。“绝对的直接民主虽不可行,则相对的直接民主,不过胜于数百议员之所谓民意乎?”[24]历史已经证明,德国人的制度创新并未成功;而在广土众民的现代国家,如何所代议制民主与“直接民主”结合起来也困难多多,但张君劢此论实际提出了如何以法律形式保障公民政治参与的问题。

   张君劢对德国革命的分析是可以讨论的。1919年的德国革命及共和国的成立,并非水到渠成。正如德国学者说的:“德国决定性的权力变化发生在战争的最后一个月,那时由贵族阶级、中上层资产阶级和武装部队的高层指挥官构成的统治的中坚分子,一下子就被社会民主的力量,特别是国会中得到工人和一部分中产阶级运动的政党在政治上所取代。”[25]在这个问题上,张东荪的看法更为准确:“既曰革命则决不能于安稳成熟中行之,德之社会民主党坚忍以待者垂五十年矣。吾知设无欧战,又设德不战败,虽再俟五十年未必即有成熟之期也。然则德之社会民主党仍为利用时机。无既为利用时机,则利用之道各有不同。……苟有充分之可能性,虽立刻利用之,亦奚不可。”[26]革命是历史进步的一种方式,是社会矛盾的一种解决,它需要积累、需要酝酿,但作为历史连续性中断,革命也需要从未来吸取诗情、从外部输入动力、从偶然事件中寻找契机,真正“水到渠成”的革命可遇而不可求。此即卢森堡说的:“革命的生存规律是:它必须非常迅速和坚决地向前猛进,用铁腕克服一切障碍,日益扩大自己的目标,否则它就会很快地倒退到它的软弱无力的出发点,并且被反革命扼杀。”[27]德国革命也有其爆发性、偶然性,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革命是德国社民党五十年斗争的成果。尽管较之俄国,德国社会民主运动源远流长波澜壮阔,但在西方诸国中,德国仍然是专制传统强大、民主基础薄弱的国家。当代学者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伟大的选举斗士和组织艺术家,但它没有指出连接乌托邦理想与日常实践的道路,没有制定必要的行动战略和前进路线,既无坚毅的革命行动(如大罢工),因为这太危险了;也无切实的议会行动(如在议会中的结盟、妥协等等),因为这太微不足道了,所以它没有深入真正的政治。“在帝国的最后几年里显露出一个问题:社会民主党人卓越的组织能力与他们的无权状态形成鲜明对照。他们史无前例地组织了大批党员,赢得了选举,编织起了由联合会、协会和俱乐部构成的引人注目的网络。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拉萨尔主义的宗派发展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群众性政党。然而,社民党并没有使这个群众党更接近政权。……社民党是一个处于等待状态中的巨人。”[28]1918年革命后,社会民主党拥有了政权,但它从来没有在全国选举中获得绝对多数,因此就没有也不能对资本主义秩序进行深刻干预,没有制定并实施激进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计划,没有实施国家机构的民主化和军队和共和国化,总之没有为魏玛共和国创造一个稳定的基础。“德国社会民主党实际的成就就是创建了魏玛共和国。如果考虑到魏玛共和国的悲剧性结局,我们可以说社会民主党给自己喝了一杯毒酒。新的民主宪法确立了共和制,并扩大了社会权利(普选权、基本自由、全民教育权,等等),但经济和社会秩序依然没有受到触动。”[29]1920年后,社会民主党离开了政府,当它于1928年在“大联盟”中重新执政时,虽不惜与保守的右翼妥协而终于不能抵制纳粹的进攻,“通过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尝试最终被纳粹改写为“通过议会道路走向法西斯主义”。魏玛共和国外有《凡尔赛条约》的束缚、内有汹涌膨湃的左右激进主义挑战,它的最终失败,源自许多难以克服的内在危机以及一种悲剧性巧合:经济衰退演变成一场大灾难与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打击共和国的极右势力、特别是纳粹的增长同时发生;各种个人错误和各种社会缺点竞相交织,偶然事件和历史传统的有力互动等等,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软弱也是重要一条。正是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缺少坚定的政治行动,所以卢森堡才热情赞颂俄共:“他们的十月起义不仅确实挽救了俄国革命,而且也挽救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30]

   当然,张君劢对《魏玛宪法》的评价是客观的。1920年代早期,无论是魏玛德国还是苏俄实验都才刚刚开始,张君劢没有因为敏感地发现苏俄在民主法制建设方面的严重不足就把魏玛德国理想化。正如社会民主党人“蹈常习故”而非苏俄革命者的勇猛精进一样,《魏玛宪法》也因其折衷调和之功而少苏俄宪法的惊奇之处,因此未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理想。1920年在给张东荪信中他觉得这是正常的:“然规模具在,循此轨道以行,则民意成熟,自然水到渠成矣。”[31]但1922年他已发现:“俄以进行过猛,乃由‘公’复返于‘资’(指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引按);德人踌躇四顾,足虽举而不前。”[32]此论实已包含对《魏玛宪法》的批评。其实1920年,他就对《魏玛宪法》提出两个重要批评。一是总统制与内阁制的调和,这在理论上虽不成问题,但在实际运作中的可能出现矛盾。总统与议会同为民选,故总统可以反对议会,议会可以反对总统,所以当议会与总统发生冲突时,双方都可以民意为口实,形成两不相下之局。“故吾以为德新宪法中最使吾怀疑者,莫此为甚。……今欲使内阁与总统同时负责,而各以发挥其所长,吾英恐利未呈而害先见。”[33]二是没有提供基于民主的建军方法。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数十年来一直反对军国主义,革命成功后本来应当“改此奴隶军队而为国民军队,改此军阀政治而为国民政治,改此军阀外交而为国民外交,夫而后此民主政治,此社会革命,乃能久存。”但协约国抄袭拿破仑的老办法,徒以限制德国军队为满足于,“致令德宪法中少此国民的精神之军制之色彩,而世界军阀政治因得藉此为藏身之固。”[34]这两个缺憾都为魏玛共和国后来的崩溃所证明。由于魏玛共和国建立在彼此之间缺少合作的诚意和方式的政党联合基础上,难以协调一致,第48条(总统有权在公共安全和秩序受到扰乱和危害的紧急情况颁布法令)、第25条(总统有解散国会并宣布新的选举的权力)实际沦为没有妥协能力的政客们处理日常政务的廉价处方,以致政府屡屡瓦解,权力越来越向总统集中,最终导致民主政府垮台。在此过程中,由于清理旧军队中的反民主力量,国防军没有成为共和国的基石,实际上默许、甚或支持了纳粹上台。1930年3月27日,在不具备议会多数的情况下,总统兴登堡任命布吕宁(Heinrich  Bruning)组织总统内阁,议会民主实已破产。同年7月18日,布吕宁在政府紧缩金融、降低工资、削减福利的财政立法没有得到国会通过时,即利用总统法令解散国会以实施自己的计划,破坏了作为共和国基础的内阁责任原则。1930年9月14日大选,纳粹党由原来的2.6%的选票和12个席位一举上升到18.3%选票和107个席位。“解散1928年选举出来的国会(最后一届共和派占多数的国会)是在魏码共和国史上最严重的事件之一。它打开了大门,让灾难先是倾泻到全国,而后又倾泻到整个欧洲。”[35]

   更重要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不可能在中国重写。从根本上说,“民主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在议会制和为实现各自的目标而进行合法斗争的各政党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36]这是继18、19自由民主革命之后兴起的社会革命思潮,在争取民主自由、个性解放、基本人权和形式平等等方面,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是重叠的,它们都承认资本主义较封建主义是一个进步;但在自由秩序和民主体制建立以后,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差异日益突出,它更重在社会公正、国家福利和政府干预,意在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因此只有在西方,包括在自由民主基础比较脆弱、专制主义依然强大的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才有其现实基础和实现机会。德国社会民主党之所以能够选择议会道路、取和平改良手段,是因为德国有议会、有法制、有可以进行和平改良的制度框架,工人阶级可以在其中进行合法的斗争。即使在俾斯麦《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压制下的帝国时期,“社会民主党人作为个人并没有被完全剥夺权利;作为国家公民,他们完全可以享受法律和宪法的可靠保障,肉体上也没有受到真正的威胁。他们的党是被议会多数通过的决议所禁止的,但作为补偿,他们能够毫无问题地建立和维持他们的社交性团体。他们还拥有议员,因为在帝国时期人们选举的是个人,而不是党派。所以,社会民主党人能够以个人名义成为候选人、当选并最终在议会担任议员发挥作用。”[37]然而,现代中国不具备的这样的条件。张东荪说得好:“中国自辛亥以来谓之无法律,谓之无国会,弟尚觉其不切。直可谓此九年间形式之法律固未尝一日有,乃并习惯法而破坏之;国会制度固未尝一日存,乃并未来之国会制度之信念而破坏之。而兄犹以法律手续为言,真弟闻之而心痛也。……总之,于各国有法律基础者其由法律手续上谋改革,弟安得非之;独于中国则本无法律,本无议会,则法律手续之说无所附丽。至于中国之前途,以弟观察之止有革命,且革命,或不止一次。”[38]在反专制、争自由的政治革命尚未进行的社会空间中,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价值更多与自由主义,而不是与社会主义更为接近。如果不能以和平方式反专制、争自由,则暴力革命就是唯一选择,从而社会民主主义也就分享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张君劢以德为师,在英美自由主义与苏俄社会主义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努力未能获得现实成功,倒是推翻了魏玛共和国的纳粹给中国提供了另一种示范。张一再指出国际政治思潮的变动对中国的影响:“我们中国十多年来正向法治国的路上走,可是适值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又有一种潮流叫独裁运动,来推翻法治国权利义务对待的原则,于是我们青年人的思想上,又起了大紊乱,大家便放弃其走法治的路,而转向独裁。”[39]“民国初年,大家的思想,是走向英美的民主政治,所注重的是宪法、议会、政党、责任内阁与地方自治等事。……及苏俄革命与德意志法西斯主义横行之日,我们的政治又走到世界革命无产者独裁,乃至一党独裁的路上去了。”[40]事后看来,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的主要理论成果,是张君劢调和个人自由与社会公正的政治思想,并主要表现于由张起草的《国是会议宪草》(1922年)、《中华民国宪法》(1945年)以及张所主导的中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活动。当然,在后革命的中国,张君劢对革命的反思、对民主法治期待,是更值得珍视的论题。

  

   2、自由与公道:在英美与德俄之间

  

   现代中国变化急剧,外来的理念种类繁多,知识人的思想、情绪和主张自难首尾一贯,致有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者。但张君劢却终生服膺社会民主主义,他在1967年回首生平时说:“可以说自1919年起,我即相信民主社会主义。”[41]而且,他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解也始终一贯,此即个人自由与社会公道的统一。如他在1920年代认为:“一切政制上之社会公道与个人自由,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者也。”[42]1930年代再说:“吾相信一方面承认私有,一方面承认公道,是一条无可逃的大道。”[43]1940年代又说:“19世纪上半期,社会主义运动兴起,这是除个人自由而外,尚有一个社会公道的大目标。”[44]不过,因应时势变化,张对个人自由与社会公道仍然有轻重缓急的不同安排:20年代是比较纯正的中间派,30中间偏重国家权力(保守),40年代偏重个人自由(激进)。如果说社会民主主义是中间道路的话,那么张的中间道路本身也有左中右三种取向。

第一阶段是1920年代,以改造中国为主题,宣讲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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