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中国法西斯主义思潮辨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73 次 更新时间:2021-08-03 00:3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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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35年4月,民主派的杜光埙才著文指出纳粹的另一方面。在内政方面,纳粹兴起源于党争和失业,但由于其他国家的工商不振和德国对外贸易的跌落,纳粹只有采取减少现有工人作工时间、分给失业者的办法,不但未能解决失业问题,反而加重了德国的工人问题。罢工确是没有了,但“国家动辄以武力解决罢工”的办法也总是妨碍工商发展。独裁制取消了反对党,但“希特勒之取缔共产党与社会党转使他们一齐加入国家计划党,以致造成了国社党和冲锋队中共产党和社会党反对保守派的局面。”在对外关系上,独裁政府整军经武,固然提高了国际地位,但其挑衅性言论和行动引起了很多纠纷。“独裁政府的存在虽不依靠民意之拥护,但需要时时使人民喝采叫好,以壮他们独裁的声势,而维持他们独裁的存在。可是治安之维持,罢工之停息,和火车之按时等政治上的平凡问题,都不足使人民喝采叫好。而要使人民喝采叫好,必须拿着冲锋陷阵,杀敌争城一类动人听闻的话头,去刺激群众,催眠群众。”所以希特勒单方面废止《凡尔塞条约》,支持奥地利纳粹常人夺权,多次以战争威胁国际和平秩序等等。这样的体制难道还值得中国去仿效吗?而且“近二三年来世界上政治潮流,好像又有了转而倾向放弃独裁,恢复民主政治的趋势。”杜还敏感地指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早是强横无礼,还未致引起战争,然亦险矣。”[114] 3年后,希特勒就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对德意法西斯主义的后果研究不够之外,“独裁论”对中国现实也无真切认知。参与讨论的胡道维针对“独裁”论者的德意情结指出:“我们中国人的思想,向来就是犹如钟摆一般摇摆不定俯仰由人的。从前欧美崇尚民治,我们也就主张民治;如今欧美发生了独裁,我们要效法独裁,这正是以证明效颦的西施,效法卓然自立的精神与能力。我们在满清末年,在军阀时代,为什么不提倡独裁呢?那是因为俄国不这么大兴无产阶级的专政,意大利不采法西斯主义,德意志还未大兴国社党运动。现在我们为什么要采用独裁呢?为什么连专制都不如前期袁世凯时代之被人唾弃与诟病呢?那是因为欧西现在又要发生独裁专制的潮流了”。[115]以钱端升为例,他曾高度评价魏玛民主制,认为它经得起最沉重的打击,但当其《德国的政府》一书问世时,共和国已被纳粹埋葬。1934年,钱又著文称赞“集权政府”了。依此类推,则1945年后,钱当然要将其热情献给民主制了。

   在“民主与独裁”的论争中,民主派阵容强大,所论在原则上也更符合近代历史的发展趋势和民族发展要求,但由于他们未能充分正视自由主义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重心已失、政治未上轨道、社会政治生活仍充满暴力的环境中面临的各种困难,且在论争中也多强调民主的工具性质而未能严格坚持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只有张奚若、胡道维、杜光埙等人坚持了这一点),所以,尽管“独裁派”在当时的论争中略显被动,但民主理念并未经过这场论争而更为普及,更谈不上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就“独裁”论的主张和理由此后又一再被人提出并在落实为政治制度而言,这次论争是以民主派的失败而告结束的。

  

   法西斯主义思潮早已消逝,但类似法西斯主义的某些行为并未在中国绝迹。如果30年代的“独裁”主张在山河破碎的环境下还有抗日御侮的合理性,那么“文革”中的法西斯行径则除了造成历史的浩劫,没有任何积极意义。200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丁三的纪实文学《蓝衣社碎片》,提出了一个复杂的问题:“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分子,怎么会让我们热泪盈眶?十恶不赦的历史罪人,为什么让我们荡气回肠?”从蒋廷黻等人的转向来看,法西斯主义的“魅力”在于它对解决国家困境和社会难题的许诺。历史证明,法西斯主义作为现代性的反动,只是现代性危机的产物,而并不是现代性的克服。当然,战胜了法西斯主义的自由民主体制依然有其内在矛盾,只是解决的方式不应当是法西斯主义式的,中国的出路也绝不在法西斯主义。因此,接下来考察1940年代的“战国策派”的“重国”之论,重点就不必是法西斯主义如何不宜为中国所师法,而是其历史哲学基础。从这一个方面,或许可以更深入地分析德国政治文化及其在中国影响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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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张季鸾:《我们有甚么面子》,天津:《民闻周报》第12卷第2期(1935年1月17日)。

   [2]张东荪:《民主化的机关管理·序》(香港:《国讯》1卷3期,1947年11月10日)。引自左玉河:《张东荪传》,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4页。

   [3]参见Piers Brendon,The Dark Valley:A Panorama of The 1930s,London:Pimlico,2001。

   [4][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的浪潮》(1991),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页。

   [5][德]卡尔·勒维特:《一九三三—— 一个犹太哲学家的德国回忆》(1941),区立远译,台北:行人出版社2007年版,第154页。

   [6][德]塞巴斯蒂安·哈夫讷:《解读希特勒》(1978),景德祥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

   [7]参见[澳]安德鲁·文森特:《现代政治意识形态》》(1995)第6章,袁久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8][英]马克·尼古拉斯:《法西斯主义》(1997),袁柏顺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9][澳]安德鲁·文森特:《现代政治意识形态》(1995),袁久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5页。

   [10]S.L.Carsten,Interpretations of Facism,in Essays in German History,London and Ronceverte::The Hambleton Press,1985,p350。

   [11][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的浪潮》(1991),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页。

   [12]引自朱庭光:《法西斯体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9页。

   [13]同上书,第10—13页。

   [14]参见[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1973)下册,刘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002页。

   [15][德]埃里希·卡勒尔:《德意志人》(1974),黄正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07—308页。

   [16][德]赖因哈德·屈恩尔:《法西斯主义剖析》(1988),邸文等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4页。

   [17]引自Martin Kitchen,Facism,New York,1976,P83.

   [18][德]海因茨·古德里安:《闪击英雄——古德里安大将回忆录》(1952),钮先钟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76页。

   [19][德]德·塞巴斯蒂安·哈夫讷:《解读希特勒》(1978),景德祥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58、62页。纳粹老兵也一直认为对希特勒要一分为二,认为战前的希特勒及其纳粹党,把德国从“一战”后贫穷、弱小、受欺压的状态中解救出来,获得了人民的支持。假如希特勒不发动侵略战争,肯定会作为德国的一代伟人被载入史册。而发动战争的希特勒则是“一个疯子”、“战争狂人”、“专制者”。参见朱维毅:《寻访“二战”德国兵》,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第78—92页。

   [20]琳初:《法西斯蒂在中国的社会基础》(1933年4月18日),刘健清:《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一,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7年印,第533—534页。

   [21]陈独秀:《法西斯党与中国》(1924年7月2日),任建树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24页。

   [22]陈穆如:《法西斯蒂与中国出路》(1933年9月1日),刘健清:《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一,第450页。

   [23]任豁盦:《法西斯主义·译者自序》,广州:民智书局1934年版。《法西斯主义》为意大利亚尔白特所著。

   [24]SW(周毓英):《与胡汉民先生论法西斯蒂》(1933年9月1日)刘健清:《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一,第512—513页。

   [25]冠三:《国民党与法西斯蒂运动》(1933年8月24日),刘健清:《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一,第523页。

   [26]关于周毓英其人及其《社会主义月刊》的情况,参见冯启宏:《法西斯主义与三十年代中国政治》,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史学系1998年印行,第67—77页。此处所引周毓英“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一文的言论即据该书第72页。

   [27]陈穆如:《法西斯蒂与中国出路》(1933年9月1日),刘健清编:《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一,第454、456页。

   [28]冯启宏:《法西斯主义与三十年代中国政治》,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史学系1998年印行,第73页。

   [29]周恩来:《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论新专制主义》(1943年8月13日),《周恩来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邹韬奋:《一党专政与以党治国》、《法西斯作风的罪恶》,1934年欧游途中又据其实地考察写了《所谓领袖政治》(1934年6月2日)、《褐色恐怖》(1934年6月3日)等文,上述诸文均收入吉少甫、陈敏之、欧阳文彬编:《韬奋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30]孙中山:《三民主义》(1924年4月13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0、311页。

   [31]孙中山:《中国存亡问题》(1917年5月),《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45页。

   [32]孙中山:《在摩轩号舰对幕僚的谈话》(1922年8月),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7页。这段话的最初出处是蒋介石所著《孙总统广州蒙难记》。

   [33]孙中山:《致郑家彦函》(1923年8月18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7—138页。

   [34]程天放:《程天放早年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1968年版,第138页。

   [35][英]伊恩·克肖:《希特勒》(1998)上卷,廖丽玲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343页。

   [36]关于30年代国民政府德国顾问团的情况,参见傅宝真:《抗战前在华之德军事顾问与中德经济及军事合作之分析》,台北:《近代中国》第45期;马文英:《德国军事顾问与中德贸易关系的推进》,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3期(1994年6月);马振犊、戚如高:马振犊、戚如高:《蒋介石与希特勒——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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