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增加外国对穷国的援助、增加国内投资、提高教育水平、减少人口、与改革挂钩的外国援助、外债减免等等，但事实证明它们大多在现实中是无效的。依斯特利在分析了大量经验事实之后的结论是，没有“把激励搞对”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最大障碍。那么“把激励搞对”是不是又一付灵丹妙药呢？他认为它只是一个经济学原则，而不是一剂处方。把这一原则付诸实践，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实施。而我们的研究正是沿着这个方向的。它是具有一般性的。

　　

　　 再回到计划与市场的问题。这个争论结束了吗？没有。不仅一些转轨国家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而且随着技术的变化，新的争论也会出现。比如，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发展，人们会下意识地认为计划经济成分会增加。但是,机器永远不会代替人，因为机器没有想象力，没有激情，没有理想。既然人有激情、有理想、有想象力，那么人就同时也有激励问题。这既可以是正激励问题，即有积极性去做一件事，也可以是负激励问题，即努力避免去做另外一件事。趋利避害就是人对激励做出反应的通俗解读。所以，激励问题是不能回避的问题，无论技术如何发达。

　　

　　 其实这个问题在上个世纪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大辩论中就已经体现。哈耶克在这个大辩论中最先提出了社会中信息使用的问题。在此之后，经过几代经济学人的研究，信息问题又延拓到不完全信息、非对称信息、以及在这些情况下的激励问题。机制设计、合同理论、产权理论等一系列理论都是沿着这个方向的发展。如果计划经济的问题仅仅就是信息收集的问题或计算的错误，那么随着计算机的进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进展，计划经济好像又有了希望。然而，只要人的决策仍然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人的激励就是不能被忽视的。这就是理论的力量。

　　

　　 五、感悟

　　

　　 最后我想谈三点感悟，希望对大家做学术研究，做有意义的学术研究、做有影响的学术研究，有所启发。

　　

　　 第一,经济学学术研究的定位。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不同于政策研究，有点类似于自然科学中科学与工程的区别。学术研究是为了揭示基本道理，而政策研究是为了解决问题。我们中国人对解决问题非常热衷，也很急切。但是，在基本道理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忙于解决问题就往往会出错。急功近利会因小失大，取近失远。

　　

　　 另一方面，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不是数学。既然是科学，理论就必须要有现实的相关性，必须要经过事实的检验。但是现实相关性并不等于“立即有用性”，即立竿见影式的有用性。马斯金的机制设计理论后来被应用于无线电频谱拍卖，是非常有用的，但是这并非他从事这项研究时的初始动机。即使是哈特的合同理论，与现实如此相关，也不是能够马上应用于改革破产程序中的。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的学术研究必须遵循科学方法。科学方法中有分析框架、使用分析工具，并且经过严密的理论和经验论证。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合同理论、激励理论都是重要的框架和工具。创新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充分利用已有的工具，做出前人没有做出的工作。所以理论创新，既有创造性，又有延续性

　　

　　 第二，经济学学术研究中问题的重要性。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开始，中国经济的改革问题和转轨问题成为越来越受关注的问题。但是，中国问题本身并非是重要经济学问题的充分条件，当然也非必要条件。中国经济搞得好与中国的经济学搞得好并非是一回事。要选择中国经济中的重要问题做研究，是有影响研究的前提。二十世纪中有关计划与市场的争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竞争，占人类1/3人口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国经济的崛起，在总量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并会成为世界第一，这些历史性事件中确有不少重要问题，等待我们去研究，去探索。

　　

　　 现在中国高校中的经济学技术性训练比20年前、10年前都大大提高了，如何做研究的技能也提高了。但是，“做什么”研究不同于“如何做”研究，是更难获得的。选择有意义的、重要的问题，需要很多其他因素。10月份我参加求是自然科学奖颁奖典礼，杨振宁在讲到物理学在中国的发展现状时说，物理学中要做出伟大的工作，不在于技术训练，而在于选择重要的问题。他举了海森堡的例子：尽管他的论文中计算有误，但是他抓住了重大的问题。杨振宁认为中国物理学家做出突破性研究的主要障碍不是技术能力，而是对研究问题的选择，而后者需要“科学传统”。如果说物理学尚且如此，那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更是如此。选择重要问题比技术训练更重要，而科学传统则需要长时间的积累。

　　

　　 第三，在科学探索中动机的意义。我记得在2010年底举办的纪念科斯100岁生日研讨会上，许成钢引用了《爱因斯坦文集》中“探索的动机”一文，这是爱因斯坦在1918年4月在柏林物理学会举办的普朗克60岁生日庆祝会上的讲话。他说道，在科学的庙堂里有各式各样的人，他们探索科学的动机各不相同。有的是为了智力上的快感，有的是为了纯粹功利的目的，他们对建设科学殿堂有过很大的甚至是主要的贡献。但是科学殿堂的根基是靠另一种人而存在。他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

　　

　　 在我看来，科学探索的动机有三个层次，分别基于三种价值观：短期功利主义、长期功利主义、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对短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做研究是为了发论文、出成果、评职称。对长期功利主义着而言，做研究是为了争一流（国内一流或世界一流）、拿诺奖、为国争光。对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者而言，做研究是为了探索世界的奥秘，追求真理。

　　

　　 在今天的中国，具备第一类动机的研究者很多，具备第二类动机的研究者也有，而具备第三类动机的研究者就寥寥无几了。第一类研究者，虽然也能出成果，但是不一定有太多创造性。第一类研究者比第一类具有更加长远的目标，可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但是，这不是科学探索动机的最高境界。诸如爱因斯坦、普朗克、科斯这样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他们具备最高的境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殿堂中如果没有他们，就不称其为殿堂。

　　

　　 在经济学学术探寻的道路上，我们应有更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