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颖一:培养“问题意识”,做有意义的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2 次 更新时间:2021-07-26 10: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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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颖一 (进入专栏)  
包括增加外国对穷国的援助、增加国内投资、提高教育水平、减少人口、与改革挂钩的外国援助、外债减免等等,但事实证明它们大多在现实中是无效的。依斯特利在分析了大量经验事实之后的结论是,没有“把激励搞对”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最大障碍。那么“把激励搞对”是不是又一付灵丹妙药呢?他认为它只是一个经济学原则,而不是一剂处方。把这一原则付诸实践,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实施。而我们的研究正是沿着这个方向的。它是具有一般性的。

  

   再回到计划与市场的问题。这个争论结束了吗?没有。不仅一些转轨国家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而且随着技术的变化,新的争论也会出现。比如,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发展,人们会下意识地认为计划经济成分会增加。但是,机器永远不会代替人,因为机器没有想象力,没有激情,没有理想。既然人有激情、有理想、有想象力,那么人就同时也有激励问题。这既可以是正激励问题,即有积极性去做一件事,也可以是负激励问题,即努力避免去做另外一件事。趋利避害就是人对激励做出反应的通俗解读。所以,激励问题是不能回避的问题,无论技术如何发达。

  

   其实这个问题在上个世纪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大辩论中就已经体现。哈耶克在这个大辩论中最先提出了社会中信息使用的问题。在此之后,经过几代经济学人的研究,信息问题又延拓到不完全信息、非对称信息、以及在这些情况下的激励问题。机制设计、合同理论、产权理论等一系列理论都是沿着这个方向的发展。如果计划经济的问题仅仅就是信息收集的问题或计算的错误,那么随着计算机的进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进展,计划经济好像又有了希望。然而,只要人的决策仍然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人的激励就是不能被忽视的。这就是理论的力量。

  

   五、感悟

  

   最后我想谈三点感悟,希望对大家做学术研究,做有意义的学术研究、做有影响的学术研究,有所启发。

  

   第一,经济学学术研究的定位。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不同于政策研究,有点类似于自然科学中科学与工程的区别。学术研究是为了揭示基本道理,而政策研究是为了解决问题。我们中国人对解决问题非常热衷,也很急切。但是,在基本道理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忙于解决问题就往往会出错。急功近利会因小失大,取近失远。

  

   另一方面,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不是数学。既然是科学,理论就必须要有现实的相关性,必须要经过事实的检验。但是现实相关性并不等于“立即有用性”,即立竿见影式的有用性。马斯金的机制设计理论后来被应用于无线电频谱拍卖,是非常有用的,但是这并非他从事这项研究时的初始动机。即使是哈特的合同理论,与现实如此相关,也不是能够马上应用于改革破产程序中的。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的学术研究必须遵循科学方法。科学方法中有分析框架、使用分析工具,并且经过严密的理论和经验论证。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合同理论、激励理论都是重要的框架和工具。创新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充分利用已有的工具,做出前人没有做出的工作。所以理论创新,既有创造性,又有延续性

  

   第二,经济学学术研究中问题的重要性。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开始,中国经济的改革问题和转轨问题成为越来越受关注的问题。但是,中国问题本身并非是重要经济学问题的充分条件,当然也非必要条件。中国经济搞得好与中国的经济学搞得好并非是一回事。要选择中国经济中的重要问题做研究,是有影响研究的前提。二十世纪中有关计划与市场的争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竞争,占人类1/3人口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国经济的崛起,在总量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并会成为世界第一,这些历史性事件中确有不少重要问题,等待我们去研究,去探索。

  

   现在中国高校中的经济学技术性训练比20年前、10年前都大大提高了,如何做研究的技能也提高了。但是,“做什么”研究不同于“如何做”研究,是更难获得的。选择有意义的、重要的问题,需要很多其他因素。10月份我参加求是自然科学奖颁奖典礼,杨振宁在讲到物理学在中国的发展现状时说,物理学中要做出伟大的工作,不在于技术训练,而在于选择重要的问题。他举了海森堡的例子:尽管他的论文中计算有误,但是他抓住了重大的问题。杨振宁认为中国物理学家做出突破性研究的主要障碍不是技术能力,而是对研究问题的选择,而后者需要“科学传统”。如果说物理学尚且如此,那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更是如此。选择重要问题比技术训练更重要,而科学传统则需要长时间的积累。

  

   第三,在科学探索中动机的意义。我记得在2010年底举办的纪念科斯100岁生日研讨会上,许成钢引用了《爱因斯坦文集》中“探索的动机”一文,这是爱因斯坦在1918年4月在柏林物理学会举办的普朗克60岁生日庆祝会上的讲话。他说道,在科学的庙堂里有各式各样的人,他们探索科学的动机各不相同。有的是为了智力上的快感,有的是为了纯粹功利的目的,他们对建设科学殿堂有过很大的甚至是主要的贡献。但是科学殿堂的根基是靠另一种人而存在。他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

  

   在我看来,科学探索的动机有三个层次,分别基于三种价值观:短期功利主义、长期功利主义、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对短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做研究是为了发论文、出成果、评职称。对长期功利主义着而言,做研究是为了争一流(国内一流或世界一流)、拿诺奖、为国争光。对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者而言,做研究是为了探索世界的奥秘,追求真理。

  

   在今天的中国,具备第一类动机的研究者很多,具备第二类动机的研究者也有,而具备第三类动机的研究者就寥寥无几了。第一类研究者,虽然也能出成果,但是不一定有太多创造性。第一类研究者比第一类具有更加长远的目标,可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但是,这不是科学探索动机的最高境界。诸如爱因斯坦、普朗克、科斯这样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他们具备最高的境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殿堂中如果没有他们,就不称其为殿堂。

  

   在经济学学术探寻的道路上,我们应有更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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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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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经济50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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